【新唐人2013年5月29日讯】中国准官方的“新四论”（杨晓青的“宪政属资论”，刘亚洲“党性神性论”、解放军报的“宇宙真理论”、刘小枫的“新国父论”）是大陆日益光怪陆离的意识形态风景线上最新的一片异彩。说它是“准官方”，是因为毕竟它们还不是以《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而是以个人名义发表的。
这些文章的内容当然并不值得讨论，值得讨论的是它们的背景和目的。很多人惊呼“二次文革”，但我想这顶多是一种“亚文革”或“次文革”的现象。这种“亚文革”或“次文革”应有专文另外讨论。从策略和效果的角度，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自1979年以来官方一直在使用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说它的使用至少达到了以攻为守的目的，不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否有这样的意图。
什么叫“以攻为守”？就是在民主潮流面前摆出死战架势，扬言不惜退到文革或者类似的极左和封闭状态，让你们觉得不得了了，文革又要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丧尽了，一夜回到毛时代了，大家屏息静气等着会发生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发生的比担心的要“好”很多，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党中央还是知道利害关系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于是再把那些话题拾起来，从头开始讨论。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就这样在官方以攻为守的招式下一次次地螺旋式缓慢上升。
从1979西单民主墙运动，经过历次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动乱，反和平演变，反普世价值，到现在的反宪政，本来体制是处于防守的位置，但却摆出一付“防守反击”的架势。这个以攻为守的现象重复多次后，就成了一种体制维稳的“路径依赖”。
这就是说，一开始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以攻为守。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制止“清污”的扩大化可能也没有这个意思，但到了江胡习这里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每过几年就来一次，有时不过是放放风，有时则是有关有封，真是应验了毛的“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不同的是毛要天下大乱和继续革命，现在是维稳和反革命。
所谓路径依赖是说：原来是体制很自发的防卫性反应，这个反应有一个度，不会过头到从另一方面威胁自己生存的地步。但一旦成了习惯，现在变成了精心布置的战略，在实施之前就知道它不可能达到声称的目的，自己知道那些大话狠话都是空话，但只要先让你们吓一跳，再让你们慢慢松一口气就可以了。这么来几次，自己任内就出不了大事，差不多就到下一次击鼓传花的时候了。
从79年到现在，这种以攻为守的把戏已经玩过多次了，每次都是相同的路径，不过使用的话语与时俱进，更换过很多了，但都没有这一次的怪诞和离奇，这说明这条路径可能难以再依赖下去了。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这些文章的内容当然并不值得讨论，值得讨论的是它们的背景和目的。很多人惊呼“二次文革”，但我想这顶多是一种“亚文革”或“次文革”的现象。这种“亚文革”或“次文革”应有专文另外讨论。从策略和效果的角度，这种现象其实是一种自1979年以来官方一直在使用的“以攻为守”的策略，或者说它的使用至少达到了以攻为守的目的，不管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否有这样的意图。
什么叫“以攻为守”？就是在民主潮流面前摆出死战架势，扬言不惜退到文革或者类似的极左和封闭状态，让你们觉得不得了了，文革又要来了，改革开放的成果要丧尽了，一夜回到毛时代了，大家屏息静气等着会发生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或者发生的比担心的要“好”很多，于是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原来党中央还是知道利害关系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于是再把那些话题拾起来，从头开始讨论。民主化和自由化进程就这样在官方以攻为守的招式下一次次地螺旋式缓慢上升。
从1979西单民主墙运动，经过历次反自由化，反精神污染，反动乱，反和平演变，反普世价值，到现在的反宪政，本来体制是处于防守的位置，但却摆出一付“防守反击”的架势。这个以攻为守的现象重复多次后，就成了一种体制维稳的“路径依赖”。
这就是说，一开始邓小平镇压民主墙运动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以攻为守。后来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制止“清污”的扩大化可能也没有这个意思，但到了江胡习这里可能就不一样了。现在是每过几年就来一次，有时不过是放放风，有时则是有关有封，真是应验了毛的“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不同的是毛要天下大乱和继续革命，现在是维稳和反革命。
所谓路径依赖是说：原来是体制很自发的防卫性反应，这个反应有一个度，不会过头到从另一方面威胁自己生存的地步。但一旦成了习惯，现在变成了精心布置的战略，在实施之前就知道它不可能达到声称的目的，自己知道那些大话狠话都是空话，但只要先让你们吓一跳，再让你们慢慢松一口气就可以了。这么来几次，自己任内就出不了大事，差不多就到下一次击鼓传花的时候了。
从79年到现在，这种以攻为守的把戏已经玩过多次了，每次都是相同的路径，不过使用的话语与时俱进，更换过很多了，但都没有这一次的怪诞和离奇，这说明这条路径可能难以再依赖下去了。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