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2日讯】最近，爱德华·斯诺登泄密美国政府监控事件引发了全球热议。有人认为美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和中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是五十步笑百步，其实，这是严重误解。有人忧虑美国是否也会成为乔治·奥威尔笔下“老大哥”无所不在的大洋国，其实，这是夸大其词。
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监控的目的、内容、程序和后果，就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与中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美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是自由国家在宪政体制下对私人的有限监控，是不得不有的必要之恶，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其权力受到法治约束。中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是极权国家在专政体制下对私人的全面监控，是必须根除的极权之恶，其目的在于维护中共极权统治，其权力不受法治约束。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受到充分的法治保护，而中国人仍在遭受专政的任意侵犯。因此，对于斯诺登泄密的“棱镜门”事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资格幸灾乐祸，中国人也不要被混淆视听的说辞所迷惑。
为了反恐和国家安全，监控外国政府、外国公民和本国公民，是各国政府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基本职能，也是各国政府彼此心照不宣的普遍做法和公开秘密。西方大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政府无不实施此种国家安全监控。作为世界上遭受恐怖威胁最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通过反恐立法实施的国家安全监控本是一种正常做法，斯诺登在“棱镜门”事件中的爆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斯诺登的爆料，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现淡定，他表示俄罗斯早就知道斯诺登爆料的内容，并直言监控项目并不稀奇。
但是，中共政府的监控远远超出了必要的国家安全监控，而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极权主义监控。中共政府对中国公民的监控与德国纳粹极权政府对德国公民的监控、苏联共产极权政府对苏联国民的监控、朝鲜金氏家族政府对朝鲜国民的监控同属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总体全面监控和国家恐怖主义。董乐山先生说，这种极权主义“是中外历史上任何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这种全面监控是以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威胁的手段，强制吞噬任何的个人心灵，强制消灭任何的个体差别，强制灭绝任何的正常人性。
在“棱镜门”事件的影响下，奥威尔反乌托邦主义、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的中英文版近期受到中外读者关注，在几大销售商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快速上升，销量大幅增加。其中，中译本《一九八四》近期荣升亚马逊中国畅销书排行榜第36名，销量大增。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件好事。藉此机会，可以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政府为了反恐和国家安全而实施的监控只是应该受到法治限制，以防止其过度滥用，而中共政府为了专政和迫害良善而实施的监控则是那种总体的、全面的、反人类的监控，是根本不应存在的，是必须予以彻底根除的极权之恶。
中共建政之前就确立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中共建政之后，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社会中间组织、道德和信仰体系，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对中共领袖毛泽东无限忠诚的全面控制体系，这种全面监控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首先采取了最原始的人盯人的监控方式。与东欧秘密警察不同，毛泽东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人整人的群众监控方式。在这种群众监控方式下，家庭、学校、机关、单位都是监控机构，都具有监控职能。在这种群众监控方式下，人人自危，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没有人性，没有“亲亲相隐”，只有对“老大哥”（“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每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的眼线，每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的卧底，每个人都竞相告密、揭发、检举，以表示忠诚，以获得自保。在那个年代，同僚、战友、同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夫妻之间相互告密、揭发、检举，是常有的事儿。告密成了人们的生存策略。丁东先生这样描述那个年代：“夫妻互相检举，父子互相揭发，师生互相批判，朋友互相告密，从平民百姓，到国家主席的家庭，都不能幸免。伟大领袖的魅力占领了国人的信仰空间，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伦——父子、夫妻、兄弟、师生、朋友之间的信任几乎土崩瓦解。”
章诒和女士回忆过那并不如烟的往事中的几多告密事件。《告密者》一文指出，当年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一些好友至交，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卧底》一文忆及，在被打为右派的冯亦代孤独落寞之际，章伯钧夫妇将其作为朋友，热心邀请他经常来家做客、款待、聊天，但却未曾料到，这位面相慈祥的冯亦代却是被中共指派负责收集大右派章伯钧 “反动材料”的卧底。1978年以来，中共的极权统治被迫开始有所松动，但是，中共的极权本性并未改变，告密仍然是当今中共治国的一大策略，告密仍在当下发生。例如，中国高校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中共监控的重点，中国高校普遍建立了执行中共监控任务的信息员制度。在中国高校，教师因揭露、批评中共极权专政而被学生告密的事件时有发生，卢雪松女士、杨师群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有良知的教师都曾因学生告密而遭受中共威胁或者迫害。章诒和女士认为，“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现实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史，它已化为现实。”“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只要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是的，往事并不如烟！
除了发动群众告密之外，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监控机构，例如街道、社区、派出所。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控和打压批评中共极权专政、倡导民主宪政、呼吁公示官员财产、上访维权、敢言律师、良知记者、信仰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各地街道、社区、派出所经常假借人口普查或者登记住户的名义，一年多次反覆登记公民信息，或者上门骚扰住户。当然，还有常规的秘密警察和国安特务，长年专门负责监控所谓的着名敏感人士。尤其是，一到中共所谓的敏感年份、敏感月份、敏感日子，更是加强监控，反覆排查，家家户户都经常不得安生。随着中共红潮末世，天灾人祸不断，中共罪恶增多，这所谓的敏感时期也越来越多，一年之中已经几乎没有多少不敏感的时期了。这显然不是正常法治国家的做法，而是极权警察国家的行径。其目的何在？当然不是什么所谓的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而是中共极权晚期恐惧疯狂的愚蠢自保。
在电子讯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共政府的监控术也在与时俱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进驻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必须接受中共的要求，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所谓的敏感言论，并且通过监控打压、抓捕和迫害正义人士。例如，2009年6月，中共工信部发布《关于电脑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体的通知》，以“扫黄”的名义要求7月1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一款名为“绿坝——花季护航”的绿色上网过滤软体，进口电脑在中国销售前也将预装该软体。然而，被破解出的绿坝过滤词汇库却显示，色情关键字有2700多个，而非色情关键词列表却有6500多个，在非色情关键词中，大约有6500多敏感词汇，其中法轮功相关名词的词汇占据绝大多数。可见，中共扫黄是假，防法轮功是真，监控法轮功是真。
在今天的中国，可谓监控摄像头密布。2011年8月2日，英国《卫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监控摄像头进入超市、影院及课堂》的报道，中国各地政府近年花费巨资，在街道、小区、超市、商场、影院、教室等场所，强制安装了不计其数的高解析度摄像头，并且派出大批专职人员管理这些监控摄像。“监控摄像头无所不在，无论是街道、商场，还是大学教师，亦或是异议者的家门外，你都能见到。”虽然英国也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是中国政府对于安装监控摄像头的热情却更高。在民主国家，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有限，而且要受到独立法院、隐私条例、信息保存期限规则、监控录像信息取得途径的法律程序以及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约束。在中国，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增加，监控摄像头数量巨大，却没有这些人权保障措施，使其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公民的表现都受监控，私人生活也不例外。这些监控摄像头与其说主要是监控普通犯罪行为，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了恐吓和打压中共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各种信仰、异见和维权人士。
中共政府觉得这些监控措施并不够用，还要建立更为高级的资料库，使其覆盖每个居民，提高“社会管理”，实现同个人身份证相连接，以便实时掌握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行踪。为此，身份证就成了中共全面监控中国公民的最重要手段。2011年10月29日，中共政府修改了《居民身份证法》，其第三条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五）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绝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可见，警察可以随意检查公民的身份证，没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和法律程序。随后，中共政府就在全国强制推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且通过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事业机构之间的全国范围内的身份证和信息资料库联网，快速识别身份和查询信息，加强所谓的“社会管理”。例如，一些大城市的中共公安部门强制要求宾馆酒店与公安系统进行身份证信息联网并建立了自动报警系统，旅客入住宾馆登记身份证信息时，一旦落入中共锁定的特定身份人员范围，系统内部就会发出自动报警，派出所警察随即就会来到宾馆采取抓捕行动。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多起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宾馆登记身份证后，被当地警察非法骚扰甚至绑架迫害的事件。可见，这套系统当然不只是用来侦查犯罪的，更是用来迫害信仰人士、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
对此，有人混淆视听，说什么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和中国身份证具有同样的效果。徐子沛先生在《大数据》一书中提到，在美国，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驾驶证、护照和社会安全号都只是部分地起到了身份证件的作用。“严格地说，美国的社会安全号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连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隐私法》还专条规定“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几乎没有官员敢在公开场合支持统一身份证的做法。”“近几十年以来，美国也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次民意调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昙花一现，每次都是反对意见占了绝对上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有70%的民众都支持全民统一身份证的计划”，“但没想到，这和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社会反应一模一样。仅仅几个月之后，2002年3月，盖洛普民调表明，统一身份证的支持率下降到26%，反对率上升为41%。很多人表示，他们支持在机场加强身份的查验，但反对在银行、医疗、教育、福利等领域使用统一的身份标识。”徐子沛先生提到美国民意调查创始人乔治·盖洛普1942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的观点，“统一身份证是管理社会、控制公民的一种手段，在美国，这种手段被视为警察国家的做法，是集权社会的象征，是违反美国精神的。”中共公然利用全国统一身份证全面监控中国公民的做法，正是极权主义全面监控的真实写照。
除了利用身份证实施全面监控之外，中共政府还强制推行互联网实名制，以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的全面监控。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路信息保护的决定》。其中第六条规定，“网路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行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中共政府借口说其他国家也都加强网路信息管理，因此，中共所谓的网路实名制符合国际惯例。然而，网路实名制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实际上，只有韩国政府曾经短期实施过有限的网路实名制。2007年，为了防止网路恶性留言导致的社会弊害，韩国通过了《关于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与信息保护法》，要求日均访客超过10万人以上的网上留言需要经过实名认证。但是，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法院8名法官一直裁决，该法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却没有促进公共利益，因此该法是违宪的，随后韩国政府废除了网路实名制。在中国，各地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依据中共操纵下通过的《关于加强网路信息保护的决定》，抓紧实施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互联网实名制。就在斯诺登泄密“棱镜门”事件热炒之际，2013年6月19日，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高调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已实现全区276万电话用户和146．74万互联网用户全部真实身份登记的目标，西藏自治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本地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全覆盖。对于中共强制推定的网路实名制，中国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周永坤教授认为，“网路实名制既不合国际惯例，也已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名制国家——韩国——证明为得不偿失。网路实名制是直接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如此不顾国际惯例与前车之鉴的立法之所以出台，与家长主义立法观念有关。”的确，中共推行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网路实名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让中国人都时刻不要忘了“老大哥在看着你”，从而乖乖地做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顺民。
中共当代极权监控的样板，当属王立军以打黑和加强社会管理为名，投入27亿元从德国和以色列购买先进设备，配备上万警力，在重庆建立的情报信息中心——“大情报”体系。据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文章“起底王立军”报道，王立军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要让情报信息中心“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要用科技革命毫不客气地冲击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王立军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立军透露了其“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在王立军建设的“大情报”体系中，无论个人自由、隐私和尊严，还是法治程序，什么界限和约束都可以任意打破。可见，王立军的“大情报”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电幕”确有一比，都是应用高科技手段，踢开任何的法治约束，达到为所欲为的专政治理目的。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中共对中国公民的监控正是那种宪政国家和自由公民所强烈反对的极权主义的全面监控，也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预言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那种全面监控。这种全面监控不尊重任何人权，不讲究任何法治，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而是用来维护极权统治和消灭自由人性的。这种扼杀人性的极权主义全面监控令人不寒而栗！
中共对于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令人想起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电幕”和“思想警察”。“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在极权老大哥的全面监控下，个体被消灭了，人性被消灭了，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必须无限忠诚“伟光正的”极权老大哥。《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和裘莉亚，一对还没有被极权统治所吞噬、还有正常人性的相爱男女，被秘密警察所发现，在遭受了残酷的监禁、审问、拷打和洗脑之后，最终悲伤无奈地分别背叛了对方。“你不可能再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里什么都成了死灰。你不再有正常人的爱情、友谊、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正直。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中共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这也可以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找到答案。“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如今，中共极权暴政已经进入了末世，它不可能改变极权主义的本性，但已经越来越无力维系其全面监控。老大哥依然在看着你，但是，人性已经复甦，个体已经觉醒，已经没有人对老大哥无限忠诚了。等待老大哥的，是最后的审判！
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监控的目的、内容、程序和后果，就不难发现，美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与中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美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是自由国家在宪政体制下对私人的有限监控，是不得不有的必要之恶，其目的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其权力受到法治约束。中国政府对私人的监控是极权国家在专政体制下对私人的全面监控，是必须根除的极权之恶，其目的在于维护中共极权统治，其权力不受法治约束。换句话说，美国人可以受到充分的法治保护，而中国人仍在遭受专政的任意侵犯。因此，对于斯诺登泄密的“棱镜门”事件，中国政府没有任何资格幸灾乐祸，中国人也不要被混淆视听的说辞所迷惑。
为了反恐和国家安全，监控外国政府、外国公民和本国公民，是各国政府情报和安全机构的基本职能，也是各国政府彼此心照不宣的普遍做法和公开秘密。西方大国、俄罗斯、中国等大国政府无不实施此种国家安全监控。作为世界上遭受恐怖威胁最大的国家，美国政府在9·11事件之后通过反恐立法实施的国家安全监控本是一种正常做法，斯诺登在“棱镜门”事件中的爆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对于斯诺登的爆料，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采访时表现淡定，他表示俄罗斯早就知道斯诺登爆料的内容，并直言监控项目并不稀奇。
但是，中共政府的监控远远超出了必要的国家安全监控，而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绘的极权主义监控。中共政府对中国公民的监控与德国纳粹极权政府对德国公民的监控、苏联共产极权政府对苏联国民的监控、朝鲜金氏家族政府对朝鲜国民的监控同属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总体全面监控和国家恐怖主义。董乐山先生说，这种极权主义“是中外历史上任何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这种全面监控是以国家恐怖主义暴力威胁的手段，强制吞噬任何的个人心灵，强制消灭任何的个体差别，强制灭绝任何的正常人性。
在“棱镜门”事件的影响下，奥威尔反乌托邦主义、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的中英文版近期受到中外读者关注，在几大销售商的畅销书排行榜上排名快速上升，销量大幅增加。其中，中译本《一九八四》近期荣升亚马逊中国畅销书排行榜第36名，销量大增。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是件好事。藉此机会，可以让中国人认识到，美国政府为了反恐和国家安全而实施的监控只是应该受到法治限制，以防止其过度滥用，而中共政府为了专政和迫害良善而实施的监控则是那种总体的、全面的、反人类的监控，是根本不应存在的，是必须予以彻底根除的极权之恶。
中共建政之前就确立了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极权主义统治方式。中共建政之后，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社会中间组织、道德和信仰体系，逐步建立起了一套对中共领袖毛泽东无限忠诚的全面控制体系，这种全面监控在“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中共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首先采取了最原始的人盯人的监控方式。与东欧秘密警察不同，毛泽东采取了更加恶毒的人整人的群众监控方式。在这种群众监控方式下，家庭、学校、机关、单位都是监控机构，都具有监控职能。在这种群众监控方式下，人人自危，没有亲情，没有爱情，没有友情，没有人性，没有“亲亲相隐”，只有对“老大哥”（“伟大领袖”）的无限忠诚。每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的眼线，每个人都可能是中共的卧底，每个人都竞相告密、揭发、检举，以表示忠诚，以获得自保。在那个年代，同僚、战友、同事、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亲朋好友、夫妻之间相互告密、揭发、检举，是常有的事儿。告密成了人们的生存策略。丁东先生这样描述那个年代：“夫妻互相检举，父子互相揭发，师生互相批判，朋友互相告密，从平民百姓，到国家主席的家庭，都不能幸免。伟大领袖的魅力占领了国人的信仰空间，中华民族的传统人伦——父子、夫妻、兄弟、师生、朋友之间的信任几乎土崩瓦解。”
章诒和女士回忆过那并不如烟的往事中的几多告密事件。《告密者》一文指出，当年长期监视、告发聂绀弩的不是外人而是他的一些好友至交，聂绀弩入狱不是红卫兵扭送的，也非机关造反派捣鬼，而是他的一些朋友一笔一划把他“写”进去的。《卧底》一文忆及，在被打为右派的冯亦代孤独落寞之际，章伯钧夫妇将其作为朋友，热心邀请他经常来家做客、款待、聊天，但却未曾料到，这位面相慈祥的冯亦代却是被中共指派负责收集大右派章伯钧 “反动材料”的卧底。1978年以来，中共的极权统治被迫开始有所松动，但是，中共的极权本性并未改变，告密仍然是当今中共治国的一大策略，告密仍在当下发生。例如，中国高校是思想活跃的地方，也是中共监控的重点，中国高校普遍建立了执行中共监控任务的信息员制度。在中国高校，教师因揭露、批评中共极权专政而被学生告密的事件时有发生，卢雪松女士、杨师群教授以及其他一些有良知的教师都曾因学生告密而遭受中共威胁或者迫害。章诒和女士认为，“极权制度是制造告密者的根源，统治者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告密者，而每一个人又都可能被告发。”“往事并不如烟，往事也不全是故事。延伸到现实的历史，就不再只是历史，它已化为现实。”“只要学生还在奉命举报教师的课堂言论，只要电话和邮件还在被监听和监控，密告和监视便不是往事，它仍然是我们当下活生生的存在。”是的，往事并不如烟！
除了发动群众告密之外，中共还设有专门的监控机构，例如街道、社区、派出所。这些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监控和打压批评中共极权专政、倡导民主宪政、呼吁公示官员财产、上访维权、敢言律师、良知记者、信仰群体、少数民族群体。各地街道、社区、派出所经常假借人口普查或者登记住户的名义，一年多次反覆登记公民信息，或者上门骚扰住户。当然，还有常规的秘密警察和国安特务，长年专门负责监控所谓的着名敏感人士。尤其是，一到中共所谓的敏感年份、敏感月份、敏感日子，更是加强监控，反覆排查，家家户户都经常不得安生。随着中共红潮末世，天灾人祸不断，中共罪恶增多，这所谓的敏感时期也越来越多，一年之中已经几乎没有多少不敏感的时期了。这显然不是正常法治国家的做法，而是极权警察国家的行径。其目的何在？当然不是什么所谓的社会稳定和公共秩序，而是中共极权晚期恐惧疯狂的愚蠢自保。
在电子讯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中共政府的监控术也在与时俱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和进驻中国的互联网企业都必须接受中共的要求，帮助中共政府监控所谓的敏感言论，并且通过监控打压、抓捕和迫害正义人士。例如，2009年6月，中共工信部发布《关于电脑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体的通知》，以“扫黄”的名义要求7月1日之后在中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一款名为“绿坝——花季护航”的绿色上网过滤软体，进口电脑在中国销售前也将预装该软体。然而，被破解出的绿坝过滤词汇库却显示，色情关键字有2700多个，而非色情关键词列表却有6500多个，在非色情关键词中，大约有6500多敏感词汇，其中法轮功相关名词的词汇占据绝大多数。可见，中共扫黄是假，防法轮功是真，监控法轮功是真。
在今天的中国，可谓监控摄像头密布。2011年8月2日，英国《卫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监控摄像头进入超市、影院及课堂》的报道，中国各地政府近年花费巨资，在街道、小区、超市、商场、影院、教室等场所，强制安装了不计其数的高解析度摄像头，并且派出大批专职人员管理这些监控摄像。“监控摄像头无所不在，无论是街道、商场，还是大学教师，亦或是异议者的家门外，你都能见到。”虽然英国也有安装监控摄像头，但是中国政府对于安装监控摄像头的热情却更高。在民主国家，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有限，而且要受到独立法院、隐私条例、信息保存期限规则、监控录像信息取得途径的法律程序以及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监督和约束。在中国，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逐年增加，监控摄像头数量巨大，却没有这些人权保障措施，使其很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奥威尔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公民的表现都受监控，私人生活也不例外。这些监控摄像头与其说主要是监控普通犯罪行为，还不如说主要是为了恐吓和打压中共极权统治所不能容忍的各种信仰、异见和维权人士。
中共政府觉得这些监控措施并不够用，还要建立更为高级的资料库，使其覆盖每个居民，提高“社会管理”，实现同个人身份证相连接，以便实时掌握每个人的基本信息和主要行踪。为此，身份证就成了中共全面监控中国公民的最重要手段。2011年10月29日，中共政府修改了《居民身份证法》，其第三条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登记指纹信息。”第十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机场或者在重大活动期间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场所，需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五）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拒绝人民警察查验居民身份证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分别不同情形，采取措施予以处理。”可见，警察可以随意检查公民的身份证，没有什么真正的保护措施和法律程序。随后，中共政府就在全国强制推行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并且通过公安机关与其他政府部门和企事业机构之间的全国范围内的身份证和信息资料库联网，快速识别身份和查询信息，加强所谓的“社会管理”。例如，一些大城市的中共公安部门强制要求宾馆酒店与公安系统进行身份证信息联网并建立了自动报警系统，旅客入住宾馆登记身份证信息时，一旦落入中共锁定的特定身份人员范围，系统内部就会发出自动报警，派出所警察随即就会来到宾馆采取抓捕行动。迄今为止，在中国大陆，已经发生多起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宾馆登记身份证后，被当地警察非法骚扰甚至绑架迫害的事件。可见，这套系统当然不只是用来侦查犯罪的，更是用来迫害信仰人士、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的。
对此，有人混淆视听，说什么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和中国身份证具有同样的效果。徐子沛先生在《大数据》一书中提到，在美国，从来没有发放过全国统一的身份证件，驾驶证、护照和社会安全号都只是部分地起到了身份证件的作用。“严格地说，美国的社会安全号还算不上统一的身份证件。因为它只记录姓名，连男女、年龄、住址、相片等基本的信息也没有，公民也不需要随身携带，该号码被明确规定为个人隐私。”1974年《隐私法》还专条规定“要控制社会安全号对个人隐私造成的威胁。”“几乎没有官员敢在公开场合支持统一身份证的做法。”“近几十年以来，美国也对统一身份证这个问题做过很多次民意调查，但除了珍珠港事件之后的昙花一现，每次都是反对意见占了绝对上风。”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有70%的民众都支持全民统一身份证的计划”，“但没想到，这和珍珠港事件之后的社会反应一模一样。仅仅几个月之后，2002年3月，盖洛普民调表明，统一身份证的支持率下降到26%，反对率上升为41%。很多人表示，他们支持在机场加强身份的查验，但反对在银行、医疗、教育、福利等领域使用统一的身份标识。”徐子沛先生提到美国民意调查创始人乔治·盖洛普1942年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的观点，“统一身份证是管理社会、控制公民的一种手段，在美国，这种手段被视为警察国家的做法，是集权社会的象征，是违反美国精神的。”中共公然利用全国统一身份证全面监控中国公民的做法，正是极权主义全面监控的真实写照。
除了利用身份证实施全面监控之外，中共政府还强制推行互联网实名制，以实现对个人和社会的全面监控。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路信息保护的决定》。其中第六条规定，“网路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行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发布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中共政府借口说其他国家也都加强网路信息管理，因此，中共所谓的网路实名制符合国际惯例。然而，网路实名制根本不是什么国际惯例。实际上，只有韩国政府曾经短期实施过有限的网路实名制。2007年，为了防止网路恶性留言导致的社会弊害，韩国通过了《关于促进信息通信网利用与信息保护法》，要求日均访客超过10万人以上的网上留言需要经过实名认证。但是，2012年8月23日，韩国宪法法院8名法官一直裁决，该法侵犯了公民言论自由，却没有促进公共利益，因此该法是违宪的，随后韩国政府废除了网路实名制。在中国，各地政府正在紧锣密鼓地依据中共操纵下通过的《关于加强网路信息保护的决定》，抓紧实施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互联网实名制。就在斯诺登泄密“棱镜门”事件热炒之际，2013年6月19日，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网高调报道，截至2012年年底，西藏已实现全区276万电话用户和146．74万互联网用户全部真实身份登记的目标，西藏自治区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本地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互联网用户真实身份登记全覆盖。对于中共强制推定的网路实名制，中国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周永坤教授认为，“网路实名制既不合国际惯例，也已为世界上唯一的实名制国家——韩国——证明为得不偿失。网路实名制是直接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它通过对隐私权的侵犯间接侵犯公民的安全权，特别重要的是它直接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从功利的角度来看，它也会妨碍反腐事业，使反腐失去第一推动力。如此不顾国际惯例与前车之鉴的立法之所以出台，与家长主义立法观念有关。”的确，中共推行固定电话、行动电话和网路实名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加强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让中国人都时刻不要忘了“老大哥在看着你”，从而乖乖地做中共极权统治下的顺民。
中共当代极权监控的样板，当属王立军以打黑和加强社会管理为名，投入27亿元从德国和以色列购买先进设备，配备上万警力，在重庆建立的情报信息中心——“大情报”体系。据2012年12月17日出版的《南都周刊》封面文章“起底王立军”报道，王立军要求从社保到银行，除军事、战争外的一切信息都要视为自己的资源，要让情报信息中心“真正成为一支武装到牙齿的战斗团队”，要用科技革命毫不客气地冲击法律界定的“不越雷池一步”。王立军介绍，情报中心可在12分半钟内将全国人口查一遍，可通过13个点，对人进行立体查找，被查找人只要登记上网、打电话、买机票或刷卡消费，警方都能知道，还能对重点人口进行GPS定位，监控其行动轨迹。2010年5月14日，在为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做报告时，王立军透露了其“大情报”建设的奇迹：春节前5天，4000多名有劣迹的人员进入了重庆，6小时内被锁定，3400多人被警方点对点地见面予以警告，被迫在48小时内离开了重庆。在王立军建设的“大情报”体系中，无论个人自由、隐私和尊严，还是法治程序，什么界限和约束都可以任意打破。可见，王立军的“大情报”与奥威尔《一九八四》中的“电幕”确有一比，都是应用高科技手段，踢开任何的法治约束，达到为所欲为的专政治理目的。
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中共对中国公民的监控正是那种宪政国家和自由公民所强烈反对的极权主义的全面监控，也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预言的“老大哥在看着你”的那种全面监控。这种全面监控不尊重任何人权，不讲究任何法治，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用来保护公民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的，而是用来维护极权统治和消灭自由人性的。这种扼杀人性的极权主义全面监控令人不寒而栗！
中共对于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令人想起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描述的“电幕”和“思想警察”。“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里，你的一言一行是否都有人在监视着。思想警察究竟多么经常，或者根据什么安排在接收某个人的线路，那你就只能猜测了。甚至可以想象，他们对每个人都是从头到尾一直在监视着的。反正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他们高兴，他们都可以接上你的线路。你只能在这样的假定下生活——从已经成为本能的习惯出发，你早已这样生活了：你发出的每一个声音，都是有人听到的，你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除非在黑暗中，都是有人仔细观察的。”在极权老大哥的全面监控下，个体被消灭了，人性被消灭了，每个人的身体和心灵都必须无限忠诚“伟光正的”极权老大哥。《一九八四》的主人公，温斯顿和裘莉亚，一对还没有被极权统治所吞噬、还有正常人性的相爱男女，被秘密警察所发现，在遭受了残酷的监禁、审问、拷打和洗脑之后，最终悲伤无奈地分别背叛了对方。“你不可能再有正常人的感情。你心里什么都成了死灰。你不再有正常人的爱情、友谊、生活的乐趣、欢笑、好奇、勇气、正直。你是空无所有。我们要把你挤空，然后再用我们自己把你填满。”
中共对中国公民的全面监控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维护中共一党专政的极权统治。这也可以在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找到答案。“党要当权完全是为了它自己。我们对别人的好处并没有兴趣。”“我们只对权力感兴趣。”“只对权力，纯粹的权力有兴趣。”“权力不是手段，权力是目的。”“迫害的目的是迫害。拷打的目的是拷打。权力的目的是权力。”“党所操心的不是维系血统相传而是维系党的本身的永存。由谁掌握权力并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保持不变。”
如今，中共极权暴政已经进入了末世，它不可能改变极权主义的本性，但已经越来越无力维系其全面监控。老大哥依然在看着你，但是，人性已经复甦，个体已经觉醒，已经没有人对老大哥无限忠诚了。等待老大哥的，是最后的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