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4日讯】【导读】中共自窃政以来，一直在编造各种谎言，以此来“证明”其政权的合法性。按需制造英雄，正是他们的树立“伟、光、正”形象的惯运伎俩。
一、“毛泽东思想”是造假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被毛粉们认为是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最卓越的“革命导师”，毛记最有名的辩证法是“一分为二”。什么叫“一分为二”？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正面事物和反面事物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毛在六十年代时搞了一场对“合二而一”论的哲学大批判，这是因为当时有个日本的诺奖得主，说他的成就是受了毛“一分为二”哲学思想启迪，毛因此而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是哲学权威了，于是就以势压人，横扫中国哲学界的所有学者，统一他的“一分为二”论。其实，那个日本人是在忽悠毛泽东，因为他荣获的是诺贝尔物理奖，他的成果是物理学关于微粒子对称性的研究。
毛泽东，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把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学说混为一谈了。因为毛的“一分为二”论，既不是一般逻辑工具的对称命题，也代替不了物理学研究的对称性命题。即使将毛的“一分为二”附会成逻辑学的对称命题，那么也有三个对称性关系命题没有论及，即非对称关系和反对称关系，还有个虚对称关系。可见，毛的“一分为二”论本来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它是个诡辩术。另外，现代物理学关于“夸克禁闭”的研究已经证明，所谓“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命题其实是反科学的，从而也是反动的。特别是“一分为二”论在全国学毛着运动中被广泛地庸俗化成了阿Q式的自慰。
言归正传，党打造了很多英雄，但我发现很多英雄，其实都是毛泽东“一分为二”的产物，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假货，将本来的坏事变成了好事，那么啥叫坏事呢？比如说吃了败仗，或者出了重大事故，这都关系到追究责任的问题，特别是领导的责任。但是，如果因此而出现了英雄事迹，那么一切就都变了，只有功绩没有责任了。用什么文字能表述这个变化呢？化险为夷？不妥。转败为胜？不妥。起死回生？也不妥。变废为宝？更是扯蛋。其实对中共来说，一切牺牲只有“死得其所”这四个字最合适，也就是活该。因为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出了人命那更是小事情，即使是和平时期死了人，毛主席也常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中共打造的假英雄，在中共教科书里是多不胜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按常情常理分析的结果，几乎没有一件英雄事迹合乎客观规律，今天想弄清中共历史上各路英雄的事迹真相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已经有人揭露过黄继光和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是弥天大谎了，因为黄继光同志的肚皮不是铁板，没可能堵住机枪眼，中共制造这个假英雄的背景是为了宣传上甘岭战役，而宣传上甘岭战役则是为了掩饰此前在白马山的失利。至于董存瑞同志，是必须舍身炸碉堡的，因为他是立了军令状的敢死队员，完不成任务要被枪毙，反正也是死，是被英雄的。中共人海战术中的军令状或督战队，用“一分为二”来解释都是好事。战争时期打造的假英雄这里就不表了，下面举几个五十年代后的假英雄模范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众所周知，研究原子弹的，应该最清楚相关的操作规程，而且这些规程相当于纪律，而他自己却在找到原子弹残片之后，得意忘形的捧起来，高兴之馀才发现自己急于立功而失误了，大错铸成后悔已经来不及。还有，原子弹试爆不仅是失败了一次，据说“每次到事故现场，邓稼先总是冲在最前头”。这次是空投氢弹，降落伞没打开，弹头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而且“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于是，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居然被他找到了，还“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最终，他死于核幅射。
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邓稼先，死于核辐射（网络图片）
认真的说，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举动是严重的违反了纪律，而且是明知故犯。据说世界上第一个敢于踢核弹头的是个荷兰农民，他在田间发现了一个北约战机失事散落的“罐头”，就没当回事一脚踢开，没过几天就死于核幅射，北约这才找到了那颗核弹头。但那个老农，事先并不知道那是要命的玩意，是死于无知。而这位原子弹之父的死却与自杀无异，太没价值。幸好因为他“对革命贡献大”，是政治上可靠的红色知识分子，又因为这是集体事故，就没批他“别有用心伪装进步”和“个人英雄主义”，将邓稼先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错误“一分为二”，美化成了“不顾个人安危”。
和邓稼先式奴才愚蠢相媲美的，是另一个“革命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为了“给国家省一点钱”，置全队人员生命于不顾，拒绝军队的直升飞机送水救援，违反自己制定的纪律，竟然离开集体去找水（找死），至今下落不明。
“烈士”雷锋
关于雷锋的烈士头衔，雷锋的“英雄事迹”，最初说他是为了“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的，这就有个“壮烈牺牲”的情节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无法编造的园满，不久，“壮烈牺牲”就被偷偷的改成了因公殉职。不过仍然是“烈士”，那么雷锋是怎么“因公殉职”的呢？
当时部队雷锋汽车班所配备的汽车型号是俄国“嘎斯51”（那些有“解放”车的照片都是在军区摆排的）这种型号车身较“解放”低。驻军所在地院内有排一人多高的四寸粗橡木桩，栓上铁丝供平时凉晒衣服。他教副驾驶乔安山练倒车，“倒――倒――倒”，一下子车尾就撞上了一根木桩，铁丝拔起了另一根木桩，雷锋身材矮小，那根被拔起的木桩，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他头上，确切的讲，他是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并非重于泰山。如果反应快，跳到一边也完全来得及，但事情偏偏就这么巧。颅骨骨折一般是没救的，因为必须开颅手术，当时即使是沈阳陆军总院的医疗条件，开颅手术也十有八九失败，所以雷锋就“壮烈牺牲”了。
作为班长和正驾驶员，雷锋应该而且必须能预见到在晾衣杆附近倒车的后果。如果他当时没有“壮烈牺牲”，而是砸到了别人或损坏了其它公共财产，是不是要为事故承担责任？雷锋之死，也可以说最后是死于一种政治谋杀，因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典型由于太多造假，再活下去就只能越来越完美，而实际上活人是做不到这点的。在中国，当活的英雄难，活英雄今后万一犯了点别的什么错误，就会大大影响形象，若想永远保持英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英雄死掉，所以中国的英雄大部分都是死的。那么为了政治需要，藉此机会让雷锋结束生命也未尝不可，颅骨骨折不积极抢救，那不是最成功的谋杀吗？正因为雷锋死了，毛泽东才题词，沈阳军区的那些伯乐们才有了价值更高的千里马。
女英雄向秀丽
一个“奋不成身抢救国家财产而壮烈牺牲”的女英雄。事实上，这个女英雄也是死于一场重大责任事故，今天只要回顾一下当年大张旗鼓的新闻报导，就能发现其中矛盾百出：有说酒精瓶是被不慎打翻的，有说酒精瓶是自己失衡掉地的，有说向秀丽是用身体阻挡酒精流淌的，也有说她用毛巾去蘸酒精的。其实这场责任事故的看点，就是那樽酒精瓶子，它是怎么打翻的？谁打翻的？大量金属钠为什么堆放在离酒精很近的位置？而且旁边就是明火？另一个问题就是，酒精打翻后应该如何处理？为什么不用防火砂铺盖和用水稀释？而是象家庭主妇打翻了酱油一样的用毛巾去蘸？
众所周知，1958年是什么年月？是大跃进时期，刚刚反掉了右派，一切大跃进“卫星”都是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蛮干的结果。而当时，那些相信亩产万斤的文科生记者们的报导就是这样可笑：金属钠遇水遇高温会爆炸。其实，钠是一种软金属，它与水结合会剧烈反应生成氢气(2Na+2H2O=2NaOH+H2↑)同时大量放热，不纯净的氢气遇明火才会爆炸，另外，金属钠也不是报导的那样保存在煤油里，而是保存在液体石腊里。这样的报导显然是为了塑造英雄而找理由。
死于事故的向秀丽，当年被称为“英雄”（网络图片）
象广州何济公制药厂这类化工企业，职工的安全防火教育应该是必备的，生产现场也都应该有必备的消防器材，但因为大跃进，这一切生产必备的知识和设施都被忽视了，大跃进年代是各生产领域事故频发时期，可以说每放一颗卫星都有事故伴随。但是所有的重大事故都是“国家机密”，从来不予报导。几乎所有的事故责任，在当时的内部通报中都被巧妙地掩饰，瞒得天衣无缝，实在瞒不住的，特别当责任人是中共党员时，往往被美化成了英雄事迹，所以那个年代里的英雄也特别的多。而且英雄们在断气前无不异口同声的念念不忘国家财产，念念不忘交纳党费，向秀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海军英雄安业民
这位英雄“壮烈牺牲”于1958年8•23金门炮战，据当时报导，“突然，火炮右后方存放的弹药包被一块弹片打着了，燃烧着烈火。炮长下令射击停止马上散开，这时如果不把火炮转移隐蔽，有可能被敌弹击伤，如回转炮身，躲闪不开烈火。安业民选择了后者，坚定地保护火炮，面向了烈火”。
从报导上可以获知，安业民是海军陆战队海岸炮兵的方向瞄准手，既然现场有弹药包堆放，那么他操作的应该是固定阵地的大口径榴弹炮（130或155MM），即火炮平时隐藏在掩体中，使用时移动至阵地上，可以改变射击角度，在射击完毕或装填弹药时，要将火炮移回掩体，按常规，弹药应该放置在掩体内。海岸炮兵，是在狭窄海域的陆上配合海上作战的，并有这样一条纪律：“战斗中一旦射击暂停，不论遇到任何危险，方向手一定将炮身安全转移”。正是这条纪律，迫使他献出生命。由此也可以断定，8.23是两岸互相炮击，双方都互为目标，那么在同样情况下，我军伤亡肯定不止安业民一个。
从报导中还可以看出，炮长发出的命令“马上散开”明显与作战纪律相矛盾，安业民是违抗了炮长命令，遵守了那条“不论遇到任何危险，方向手一定将炮身安全转移”的纪律，当副炮长又冒着炮火前来命令安离开炮位，并派人代替时，安仍不肯离开：“请放心，我能完成战斗任务!”这时候，“战场上铁的纪律”就不见了，军令也不如山了。如果安当时服从炮长命令，立即扑灭身上的火就不可能送命，但他却要承担违反纪律的责任，总之我军有很多“二十二条军规”在主宰着炮灰的命运，阵亡的士兵能否成为英雄烈士，完全由长官意志来决定。
显然安业民是由一个屡次违抗命令的典型，华丽转身变成了英雄。为什么要树立这样一个英雄呢？因为毛泽东发动8.23炮战，本来是打算打下金门“解放”台湾，没想到美军横在台湾海峡，又打不过国民党的海空优势，只好大力吹嘘炮战胜利来掩饰惨败，既然是胜利，那就一定要有英雄来陪衬。
空军英雄杜凤瑞
上面的8.23炮战中，安业民是海军英雄，还有个杜凤瑞是空军英雄。但事实上，和他们一样“壮烈牺牲”的炮灰应该更多，因为这场战争由于敌方武器先进技艺高强，中共损失是相当惨重的，仅米格17就被击落了32架。战争一开始，我军米格17即以每次一百五十架至三百架的大编队轮番攻击，虽然国军的F86战机升限不够，无法进行有效拦截，但是在空中格斗中，我军飞行员显然不是国军对手，杜凤瑞这样的“空军英雄”，飞行记录仅仅才500小时，特别是国军战机佩挂了响尾蛇导弹后，米格17的爬高逃窜优势就丧失殆尽了。
在10.10空战中，因为杜凤瑞的米格17被击中后，残肢与F86相撞，才“击落”了敌方飞行员张乃军，结果歪打正着的捡到了一枚响尾蛇（官方竟然吹嘘说“捡到了五枚”）。同样的空中碰碰车肇事，43年后又在海南岛上空重演，我军也歪打正着的得到了美军EP-3侦察机。
1958年台海空战，被中共吹嘘成“开创了震撼世界的导弹时代空战：入闽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与台湾空军空战13次，击落台湾军飞机14架击伤9架，参战部队被击落、击伤各5架”。但是实际上真正形成战斗规模的只有四次，即：7.29空战，8.14空战，9.24空战，10.10空战。
空战战绩的证据，一是飞机上照像枪的胶片，二是飞机残骸。因为台海空战基本都是在大陆上空进行的，那么国军战机只要被击落，飞行员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但是我军既拿不出击落F86的胶片，也拿不出除张乃军以外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尸体俘虏。而且我军的战果，活人的战绩几乎找不到，都是由“壮烈牺牲”的飞行员获得，因为这种死无对证的战绩可以随意编造。
自空战以来，米格17机群一直没占到便宜，靠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群狼战术，多次较量才击落了两架F86，而杜凤瑞一人就撞落了一机，重要的是得到了一枚响尾蛇，这才是他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原因。前头说过，胜利总是要有英雄陪衬的，特别是不光彩的胜利，更要靠英雄来壮行色了。
少年英雄刘文学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所以中共造英雄自然也少不了未成年人，刘文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但即使是未成年人，刘文学这个所谓的英雄也并不光鲜，他“英勇牺牲”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8日，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崩溃，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新中国”后，中共一直对人民实行阶级斗争教育，大力培养“党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煽动阶级仇恨。刘文学，显然是这种仇恨教育下的悲剧人物。
据中共传媒多年来的公开报导，刘文学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与地主分子王荣学搏斗而牺牲”，但是这件事，现在人们只要用常情常理简单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问题：海椒，也就是四川尖辣椒，据我了解，四川重庆等地区，辣椒的露地栽培一般是在上年的年末播种，五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挂果采收，收获期为半年。即便是相对温暖的重庆，农作物也是有生长期的，到十一月下旬已经立冬，也就剩下几只干瘪的老辣椒了，也就是农家说的“罢园”了。一个被管制的地主为什么要去偷几只老辣椒呢？再思考一下，当时农村已经进入了“瓜菜代”，特别是四川这样的重灾区，十一月份的田地里即使没有“罢园”，还能剩下什么呢？
而且“老地主”还能拿出一块钱来收买刘文学？以五十年代的物价，即使干辣椒的市价也不过几角钱一斤，一块钱能买多少？一块钱对当时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个什么概念？一贫如洗的四类分子们平时身上能带有一块钱吗？所以这个情节也有编造之嫌，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王在口供中提到了当时想用一块钱哄小孩子的承诺：都是亲戚，你别嚷了，放我回家后给你一块钱。
但是刘文学所接受的教育却是阶级仇恨，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在他心目中，王荣学这样的“老地主”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绝不许乱说乱动，即使与自己沾亲带故，也要大义灭亲。所以，见到王出现在生产队田地里，那就一定是在偷辣椒（尽管已经没有什么海椒了），就要坚决斗争，至于该不该先搞清事情的原委，值不值得扭送告发，那已经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够考虑的问题了。显然，王是在刘文学的无理纠缠下一再哀求告饶不成，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一怒之下动了杀机，酿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反革命阶级报复”案件，理所当然的，刘文学也就成了当时政治上最需要的“少年英雄”。
“钢铁战士”麦贤德
何谓“钢铁战士”？该英雄事迹是这样报导的：“正在这时，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副指导员替他包扎好伤口时，......当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时额上的鲜血粘住了眼角和睫毛，阻碍了视线。但是，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他穿来穿去摸索着检查一台台机器、......一颗颗螺丝钉。并顽强地用扳手拧紧，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忍受剧痛坚持战斗了3个小时，直至歼灭美制蒋舰“章江号”和“剑门号”。
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麦贤德是611号护卫艇的轮机兵。轮机兵的任务，就是舰船出航时在轮机舱巡视设备，加点润滑油排除点小故障什么的，主要是在战舰停泊时对设备进行保养护理。不幸的是，这位“钢铁战士”脑袋里的弹片竟然是来自自己人的炮火。因为当时611号艇“正好位于己方艇队与章江号之间，在猛烈炮火中先是误被己方炮弹击中，接着又被章江号击中，人员伤亡过半，3部主机被打坏，前舱进水”
611艇是苏式“牛虻”级炮艇，排水量120吨，定员36人，由四部12V-180柴油机驱动。如果没有鱼雷艇配合，根本就不是大舰的对手，我军海战采用的是“以小吃大，以多打少”战术，先以炮艇缠住敌舰，掩护鱼雷艇逼近群起而攻之。611号吃了自己人的炮弹后，只剩下了一部螺旋浆，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估计舵也失灵，那它就只能原地团团打转，如果章江号没被鱼雷击中，它肯定是逃不过的。所以麦贤德负伤后所作的一切，如拧紧螺栓等也就毫无意义，仅仅是习惯动作而已。但是因为“八六海战”创立了小艇打大舰的战功，611号艇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既然是英雄艇，就应该有英雄才行，于是就选中了平时政治表现突出，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肉质的永不生锈螺丝钉麦贤得。
（待续）
原标题：盘点中共造假英雄辈出 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找死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一、“毛泽东思想”是造假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被毛粉们认为是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最卓越的“革命导师”，毛记最有名的辩证法是“一分为二”。什么叫“一分为二”？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两重性，正面事物和反面事物互相依存，互相转化，好事可以变成坏事，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毛在六十年代时搞了一场对“合二而一”论的哲学大批判，这是因为当时有个日本的诺奖得主，说他的成就是受了毛“一分为二”哲学思想启迪，毛因此而飘飘然，以为自己真的是哲学权威了，于是就以势压人，横扫中国哲学界的所有学者，统一他的“一分为二”论。其实，那个日本人是在忽悠毛泽东，因为他荣获的是诺贝尔物理奖，他的成果是物理学关于微粒子对称性的研究。
毛泽东，显然是继承了马克思的传统，把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三个学说混为一谈了。因为毛的“一分为二”论，既不是一般逻辑工具的对称命题，也代替不了物理学研究的对称性命题。即使将毛的“一分为二”附会成逻辑学的对称命题，那么也有三个对称性关系命题没有论及，即非对称关系和反对称关系，还有个虚对称关系。可见，毛的“一分为二”论本来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哲学思想，也可以说它是个诡辩术。另外，现代物理学关于“夸克禁闭”的研究已经证明，所谓“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个命题其实是反科学的，从而也是反动的。特别是“一分为二”论在全国学毛着运动中被广泛地庸俗化成了阿Q式的自慰。
言归正传，党打造了很多英雄，但我发现很多英雄，其实都是毛泽东“一分为二”的产物，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假货，将本来的坏事变成了好事，那么啥叫坏事呢？比如说吃了败仗，或者出了重大事故，这都关系到追究责任的问题，特别是领导的责任。但是，如果因此而出现了英雄事迹，那么一切就都变了，只有功绩没有责任了。用什么文字能表述这个变化呢？化险为夷？不妥。转败为胜？不妥。起死回生？也不妥。变废为宝？更是扯蛋。其实对中共来说，一切牺牲只有“死得其所”这四个字最合适，也就是活该。因为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出了人命那更是小事情，即使是和平时期死了人，毛主席也常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
中共打造的假英雄，在中共教科书里是多不胜数，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按常情常理分析的结果，几乎没有一件英雄事迹合乎客观规律，今天想弄清中共历史上各路英雄的事迹真相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已经有人揭露过黄继光和董存瑞的英雄事迹是弥天大谎了，因为黄继光同志的肚皮不是铁板，没可能堵住机枪眼，中共制造这个假英雄的背景是为了宣传上甘岭战役，而宣传上甘岭战役则是为了掩饰此前在白马山的失利。至于董存瑞同志，是必须舍身炸碉堡的，因为他是立了军令状的敢死队员，完不成任务要被枪毙，反正也是死，是被英雄的。中共人海战术中的军令状或督战队，用“一分为二”来解释都是好事。战争时期打造的假英雄这里就不表了，下面举几个五十年代后的假英雄模范例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
众所周知，研究原子弹的，应该最清楚相关的操作规程，而且这些规程相当于纪律，而他自己却在找到原子弹残片之后，得意忘形的捧起来，高兴之馀才发现自己急于立功而失误了，大错铸成后悔已经来不及。还有，原子弹试爆不仅是失败了一次，据说“每次到事故现场，邓稼先总是冲在最前头”。这次是空投氢弹，降落伞没打开，弹头直接掉在地上摔碎了，而且“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于是，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居然被他找到了，还“用双手捧起了碎弹片”。最终，他死于核幅射。
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邓稼先，死于核辐射（网络图片）
认真的说，中国原子弹之父这一举动是严重的违反了纪律，而且是明知故犯。据说世界上第一个敢于踢核弹头的是个荷兰农民，他在田间发现了一个北约战机失事散落的“罐头”，就没当回事一脚踢开，没过几天就死于核幅射，北约这才找到了那颗核弹头。但那个老农，事先并不知道那是要命的玩意，是死于无知。而这位原子弹之父的死却与自杀无异，太没价值。幸好因为他“对革命贡献大”，是政治上可靠的红色知识分子，又因为这是集体事故，就没批他“别有用心伪装进步”和“个人英雄主义”，将邓稼先严重违反操作规程的错误“一分为二”，美化成了“不顾个人安危”。
和邓稼先式奴才愚蠢相媲美的，是另一个“革命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为了“给国家省一点钱”，置全队人员生命于不顾，拒绝军队的直升飞机送水救援，违反自己制定的纪律，竟然离开集体去找水（找死），至今下落不明。
“烈士”雷锋
关于雷锋的烈士头衔，雷锋的“英雄事迹”，最初说他是为了“掩护战友”而“壮烈牺牲”的，这就有个“壮烈牺牲”的情节问题，但是因为这个故事实在无法编造的园满，不久，“壮烈牺牲”就被偷偷的改成了因公殉职。不过仍然是“烈士”，那么雷锋是怎么“因公殉职”的呢？
当时部队雷锋汽车班所配备的汽车型号是俄国“嘎斯51”（那些有“解放”车的照片都是在军区摆排的）这种型号车身较“解放”低。驻军所在地院内有排一人多高的四寸粗橡木桩，栓上铁丝供平时凉晒衣服。他教副驾驶乔安山练倒车，“倒――倒――倒”，一下子车尾就撞上了一根木桩，铁丝拔起了另一根木桩，雷锋身材矮小，那根被拔起的木桩，不偏不倚地正好砸在他头上，确切的讲，他是死于一场意外事故，并非重于泰山。如果反应快，跳到一边也完全来得及，但事情偏偏就这么巧。颅骨骨折一般是没救的，因为必须开颅手术，当时即使是沈阳陆军总院的医疗条件，开颅手术也十有八九失败，所以雷锋就“壮烈牺牲”了。
作为班长和正驾驶员，雷锋应该而且必须能预见到在晾衣杆附近倒车的后果。如果他当时没有“壮烈牺牲”，而是砸到了别人或损坏了其它公共财产，是不是要为事故承担责任？雷锋之死，也可以说最后是死于一种政治谋杀，因为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个典型由于太多造假，再活下去就只能越来越完美，而实际上活人是做不到这点的。在中国，当活的英雄难，活英雄今后万一犯了点别的什么错误，就会大大影响形象，若想永远保持英雄形象，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英雄死掉，所以中国的英雄大部分都是死的。那么为了政治需要，藉此机会让雷锋结束生命也未尝不可，颅骨骨折不积极抢救，那不是最成功的谋杀吗？正因为雷锋死了，毛泽东才题词，沈阳军区的那些伯乐们才有了价值更高的千里马。
女英雄向秀丽
一个“奋不成身抢救国家财产而壮烈牺牲”的女英雄。事实上，这个女英雄也是死于一场重大责任事故，今天只要回顾一下当年大张旗鼓的新闻报导，就能发现其中矛盾百出：有说酒精瓶是被不慎打翻的，有说酒精瓶是自己失衡掉地的，有说向秀丽是用身体阻挡酒精流淌的，也有说她用毛巾去蘸酒精的。其实这场责任事故的看点，就是那樽酒精瓶子，它是怎么打翻的？谁打翻的？大量金属钠为什么堆放在离酒精很近的位置？而且旁边就是明火？另一个问题就是，酒精打翻后应该如何处理？为什么不用防火砂铺盖和用水稀释？而是象家庭主妇打翻了酱油一样的用毛巾去蘸？
众所周知，1958年是什么年月？是大跃进时期，刚刚反掉了右派，一切大跃进“卫星”都是严重违背科学规律，瞎指挥蛮干的结果。而当时，那些相信亩产万斤的文科生记者们的报导就是这样可笑：金属钠遇水遇高温会爆炸。其实，钠是一种软金属，它与水结合会剧烈反应生成氢气(2Na+2H2O=2NaOH+H2↑)同时大量放热，不纯净的氢气遇明火才会爆炸，另外，金属钠也不是报导的那样保存在煤油里，而是保存在液体石腊里。这样的报导显然是为了塑造英雄而找理由。
死于事故的向秀丽，当年被称为“英雄”（网络图片）
象广州何济公制药厂这类化工企业，职工的安全防火教育应该是必备的，生产现场也都应该有必备的消防器材，但因为大跃进，这一切生产必备的知识和设施都被忽视了，大跃进年代是各生产领域事故频发时期，可以说每放一颗卫星都有事故伴随。但是所有的重大事故都是“国家机密”，从来不予报导。几乎所有的事故责任，在当时的内部通报中都被巧妙地掩饰，瞒得天衣无缝，实在瞒不住的，特别当责任人是中共党员时，往往被美化成了英雄事迹，所以那个年代里的英雄也特别的多。而且英雄们在断气前无不异口同声的念念不忘国家财产，念念不忘交纳党费，向秀丽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海军英雄安业民
这位英雄“壮烈牺牲”于1958年8•23金门炮战，据当时报导，“突然，火炮右后方存放的弹药包被一块弹片打着了，燃烧着烈火。炮长下令射击停止马上散开，这时如果不把火炮转移隐蔽，有可能被敌弹击伤，如回转炮身，躲闪不开烈火。安业民选择了后者，坚定地保护火炮，面向了烈火”。
从报导上可以获知，安业民是海军陆战队海岸炮兵的方向瞄准手，既然现场有弹药包堆放，那么他操作的应该是固定阵地的大口径榴弹炮（130或155MM），即火炮平时隐藏在掩体中，使用时移动至阵地上，可以改变射击角度，在射击完毕或装填弹药时，要将火炮移回掩体，按常规，弹药应该放置在掩体内。海岸炮兵，是在狭窄海域的陆上配合海上作战的，并有这样一条纪律：“战斗中一旦射击暂停，不论遇到任何危险，方向手一定将炮身安全转移”。正是这条纪律，迫使他献出生命。由此也可以断定，8.23是两岸互相炮击，双方都互为目标，那么在同样情况下，我军伤亡肯定不止安业民一个。
从报导中还可以看出，炮长发出的命令“马上散开”明显与作战纪律相矛盾，安业民是违抗了炮长命令，遵守了那条“不论遇到任何危险，方向手一定将炮身安全转移”的纪律，当副炮长又冒着炮火前来命令安离开炮位，并派人代替时，安仍不肯离开：“请放心，我能完成战斗任务!”这时候，“战场上铁的纪律”就不见了，军令也不如山了。如果安当时服从炮长命令，立即扑灭身上的火就不可能送命，但他却要承担违反纪律的责任，总之我军有很多“二十二条军规”在主宰着炮灰的命运，阵亡的士兵能否成为英雄烈士，完全由长官意志来决定。
显然安业民是由一个屡次违抗命令的典型，华丽转身变成了英雄。为什么要树立这样一个英雄呢？因为毛泽东发动8.23炮战，本来是打算打下金门“解放”台湾，没想到美军横在台湾海峡，又打不过国民党的海空优势，只好大力吹嘘炮战胜利来掩饰惨败，既然是胜利，那就一定要有英雄来陪衬。
空军英雄杜凤瑞
上面的8.23炮战中，安业民是海军英雄，还有个杜凤瑞是空军英雄。但事实上，和他们一样“壮烈牺牲”的炮灰应该更多，因为这场战争由于敌方武器先进技艺高强，中共损失是相当惨重的，仅米格17就被击落了32架。战争一开始，我军米格17即以每次一百五十架至三百架的大编队轮番攻击，虽然国军的F86战机升限不够，无法进行有效拦截，但是在空中格斗中，我军飞行员显然不是国军对手，杜凤瑞这样的“空军英雄”，飞行记录仅仅才500小时，特别是国军战机佩挂了响尾蛇导弹后，米格17的爬高逃窜优势就丧失殆尽了。
在10.10空战中，因为杜凤瑞的米格17被击中后，残肢与F86相撞，才“击落”了敌方飞行员张乃军，结果歪打正着的捡到了一枚响尾蛇（官方竟然吹嘘说“捡到了五枚”）。同样的空中碰碰车肇事，43年后又在海南岛上空重演，我军也歪打正着的得到了美军EP-3侦察机。
1958年台海空战，被中共吹嘘成“开创了震撼世界的导弹时代空战：入闽空军（包括海军航空兵）与台湾空军空战13次，击落台湾军飞机14架击伤9架，参战部队被击落、击伤各5架”。但是实际上真正形成战斗规模的只有四次，即：7.29空战，8.14空战，9.24空战，10.10空战。
空战战绩的证据，一是飞机上照像枪的胶片，二是飞机残骸。因为台海空战基本都是在大陆上空进行的，那么国军战机只要被击落，飞行员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但是我军既拿不出击落F86的胶片，也拿不出除张乃军以外的飞机残骸和飞行员尸体俘虏。而且我军的战果，活人的战绩几乎找不到，都是由“壮烈牺牲”的飞行员获得，因为这种死无对证的战绩可以随意编造。
自空战以来，米格17机群一直没占到便宜，靠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群狼战术，多次较量才击落了两架F86，而杜凤瑞一人就撞落了一机，重要的是得到了一枚响尾蛇，这才是他被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原因。前头说过，胜利总是要有英雄陪衬的，特别是不光彩的胜利，更要靠英雄来壮行色了。
少年英雄刘文学
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所以中共造英雄自然也少不了未成年人，刘文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但即使是未成年人，刘文学这个所谓的英雄也并不光鲜，他“英勇牺牲”的时间是1959年11月18日，当时正值国家经济崩溃，进入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自“新中国”后，中共一直对人民实行阶级斗争教育，大力培养“党的驯服工具”，特别是在青少年中煽动阶级仇恨。刘文学，显然是这种仇恨教育下的悲剧人物。
据中共传媒多年来的公开报导，刘文学是为了“保护集体财产，与地主分子王荣学搏斗而牺牲”，但是这件事，现在人们只要用常情常理简单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许多问题：海椒，也就是四川尖辣椒，据我了解，四川重庆等地区，辣椒的露地栽培一般是在上年的年末播种，五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挂果采收，收获期为半年。即便是相对温暖的重庆，农作物也是有生长期的，到十一月下旬已经立冬，也就剩下几只干瘪的老辣椒了，也就是农家说的“罢园”了。一个被管制的地主为什么要去偷几只老辣椒呢？再思考一下，当时农村已经进入了“瓜菜代”，特别是四川这样的重灾区，十一月份的田地里即使没有“罢园”，还能剩下什么呢？
而且“老地主”还能拿出一块钱来收买刘文学？以五十年代的物价，即使干辣椒的市价也不过几角钱一斤，一块钱能买多少？一块钱对当时的贫苦农民来说是个什么概念？一贫如洗的四类分子们平时身上能带有一块钱吗？所以这个情节也有编造之嫌，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王在口供中提到了当时想用一块钱哄小孩子的承诺：都是亲戚，你别嚷了，放我回家后给你一块钱。
但是刘文学所接受的教育却是阶级仇恨，要时刻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在他心目中，王荣学这样的“老地主”根本就不是人，他们只能老老实实，绝不许乱说乱动，即使与自己沾亲带故，也要大义灭亲。所以，见到王出现在生产队田地里，那就一定是在偷辣椒（尽管已经没有什么海椒了），就要坚决斗争，至于该不该先搞清事情的原委，值不值得扭送告发，那已经不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够考虑的问题了。显然，王是在刘文学的无理纠缠下一再哀求告饶不成，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一怒之下动了杀机，酿成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反革命阶级报复”案件，理所当然的，刘文学也就成了当时政治上最需要的“少年英雄”。
“钢铁战士”麦贤德
何谓“钢铁战士”？该英雄事迹是这样报导的：“正在这时，一块弹片打进麦贤得的右前额。......副指导员替他包扎好伤口时，......当副指导员刚刚离开机舱，他就挣扎着站了起来。这时额上的鲜血粘住了眼角和睫毛，阻碍了视线。但是，他凭着平时练就的一手“夜老虎”硬功夫，顽强地坚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摆的机舱里，他穿来穿去摸索着检查一台台机器、......一颗颗螺丝钉。并顽强地用扳手拧紧，保证了机器的正常运转。忍受剧痛坚持战斗了3个小时，直至歼灭美制蒋舰“章江号”和“剑门号”。
在1965年“八六海战”中，麦贤德是611号护卫艇的轮机兵。轮机兵的任务，就是舰船出航时在轮机舱巡视设备，加点润滑油排除点小故障什么的，主要是在战舰停泊时对设备进行保养护理。不幸的是，这位“钢铁战士”脑袋里的弹片竟然是来自自己人的炮火。因为当时611号艇“正好位于己方艇队与章江号之间，在猛烈炮火中先是误被己方炮弹击中，接着又被章江号击中，人员伤亡过半，3部主机被打坏，前舱进水”
611艇是苏式“牛虻”级炮艇，排水量120吨，定员36人，由四部12V-180柴油机驱动。如果没有鱼雷艇配合，根本就不是大舰的对手，我军海战采用的是“以小吃大，以多打少”战术，先以炮艇缠住敌舰，掩护鱼雷艇逼近群起而攻之。611号吃了自己人的炮弹后，只剩下了一部螺旋浆，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估计舵也失灵，那它就只能原地团团打转，如果章江号没被鱼雷击中，它肯定是逃不过的。所以麦贤德负伤后所作的一切，如拧紧螺栓等也就毫无意义，仅仅是习惯动作而已。但是因为“八六海战”创立了小艇打大舰的战功，611号艇被授予“海上英雄艇”称号，既然是英雄艇，就应该有英雄才行，于是就选中了平时政治表现突出，积极要求入党的共青团员，肉质的永不生锈螺丝钉麦贤得。
（待续）
原标题：盘点中共造假英雄辈出 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找死
文章来源：《阿波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