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1日讯】7月12日，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在死刑核准未通知律师、死刑执行未通知家属的情形下被以集资诈骗罪秘密执行死刑，成为继重庆“黑打”系列案件、吉林市王刚案之后中共暴政下民营企业家悲剧命运的最新写照。贪污滥权、淫乱成性的刘志军被免死，而集资从事实业开发的企业家曾成杰却被处死，鼓励民间集资的政府被免责，而实施民间集资的曾成杰却被处死，这就是中共专政下官民地位、官商关系的残酷现实，这就是习李新政下中国梦的冰火两重天！
一、曾成杰之死是企业家悲剧命运的缩影
先看曾成杰案。2003年9月，曾成杰挂靠企业中标湖南湘西州图书馆、体育馆、群艺馆等整体开发项目，同年11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曾成杰以20%的年息向公众集资。2008年10月，在吉首市政府组织的一次民营企业家资产评估会议上，曾成杰与其他二十多名民营企业家一起被湖南省政府专案组指派州警秘密抓捕，后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刑事拘留，又以“集资诈骗罪”被批捕，2011年5月被一审判处死刑，2012年1月被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在辩护律师和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2013年6月14日被核准死刑，7月12日被执行死刑。在曾成杰案中，当地政府为捞取政绩鼓励民间融资发展地方经济，资金链断裂引发民众群体性事件惊动中央；在民众抗议和中央压力下，湖南省政府成立专案组抓捕民营企业家作为替罪羊以泄民愤；司法机关非法低价评估拍卖曾成杰企业资产，并枉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曾成杰死刑；在辩护律师、家属申诉质疑司法不公的抗议下，秘密核准和执行死刑，杀人灭口以掩盖政府违法和司法不公的真相。从吉首和湘西地方政府、湖南省两级法院到最高法院，低价评估拍卖曾成杰企业资产，枉法定罪处死曾成杰本人，既推卸了责任，掩盖了真相，又抢了民企财产，真可谓一举多得。
再看吉林市王刚案。2005年，吉林市交警队因资金困难无法征用土地、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驾驶员考试场地，王刚与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签订为期10年的合作合同，王刚负责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驾驶员考试场地，供吉林市交警队无偿使用，市交警队的承诺在十年期内不批准在其他地方进行驾考。2010年9月，交警支队张科长欲批准其他驾校增加考点。双方发生纠纷，王刚多次交涉无果后，安排车辆上街抗议，被早已埋伏好的警方抓个正着，王刚被抓捕羁押。吉林市政法委和公检法欲将其打成黑社会犯罪，趁机抢劫王刚的民企财产，为此而对王刚实施残酷刑讯逼供。幸亏有死磕派律师为之拼力抗争辩护，并将此事通过微博和博客公开曝光，吉林市中共公检法流氓团伙最终被迫撤销了黑社会犯罪指控，王刚才得以保住财产和性命。
再看历史。1947年中共在西北发动土改运动，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大量工商业主的财产。1952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全面整治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主，非法逼供信，强抢工商业主资财，逼得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主走投无路，被吓破了胆，许多人纷纷自杀。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资本家们都争先恐后甚至敲锣打鼓地把工商企业都送给了中共政府，私有制被消灭。
其实，中共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嗜血掠夺成性的机会主义、恐怖主义强盗集团。在需要时，中共就策略地欺骗和利用工商业主。在不需要时，中共就会打压和抛弃工商业主。正如网路评论所说，近十多年来，地方官员介入企业纠纷，通过司法权，掠夺民企财产，已经成了中共政府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常见手法。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大搞唱红黑打，操控公检法，大肆抓捕民营企业家，伪造事实，罗织罪名，酷刑逼供，将大量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藉机掠夺民营企业财产。曾成杰案、王刚案表明，薄王虽已入狱，重庆模式虽已倒掉，但是，中共残暴的本性不会改变，民营企业家仍然难逃中共流氓强盗的欺骗、抢劫和虐杀。
二、“企业家不谈政治”其实是个伪命题
就在曾成杰被秘密核准和执行死刑大体同一时段，在2000多人规模的中国企业家社交网路“正和岛”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企业家该不该谈论政治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因联想集团创始人、“企业家教父”柳传志的一番话引起。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在一篇文章中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柳传志这番话很快受到活跃的中小企业主岛民们的膜拜，称赞“柳老的大智慧”，“感谢老爷子的提醒，谨记老爷子的教诲！”但是，另外一位企业家岛民王瑛则明确宣布，“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其实，企业家该不该谈论政治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市场化分工中，企业家们从事工商业经营，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为公众福利作出了贡献。但是，企业家也是公民，企业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存。在正常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商人与政府、市场与政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企业家们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谈论政治、参与政治。例如，在当代西方国家，企业家通过自组织的商会表达意见、维护权益，通过选票选择政府，通过议会参与立法、监督政府。
但是，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柳传志的话揭示了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们无奈的生存状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中共体制下，中国的企业家们，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没有选举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人身、财产和生命得不到法治保障，不得不依附于中共，与中共政府勾结，获取项目，获取信贷，获得特权，获得保护，这正是中共“权贵经济”的本质所在。
这种生存状态真的如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不谈政治”？非也！在中共统治下，企业家们怎么可能有什么独立地位？怎么可能想不谈论政治就不谈论政治呢？“在商言商”、“闷声发财”怎么可能呢？企业家们都争着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和政治保护。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中共“两会”，企业家们能不发言吗？这种场合的发言不是谈政治吗？当然是谈政治！只不过，这是在谈中共愿意听的，为中共的官员讲话和政府报告做宣传、唱赞歌。因此，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不可能不谈政治，也没有不谈政治的自由。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几乎个个在政治上都很精明，个个都是懂得中共政治游戏规则的高手，否则，怎么能生存下来、混得下去呢？
多数企业家选择了依附中共，更有甚者如阿里巴巴马云竟然公开支持中共暴政罪恶。马云在5月30日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公开声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和屠杀学生的决策虽“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鬼子很多人讲，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互联网管制，管制能管制出六亿互联网用户的话，这种国家管制很有水平啦。”马云几年前还声称，“未来如果有雅虎电子邮件用户与中国政府发生任何冲突，阿里巴巴都将全力配合政府。”
少数企业家选择了公义立场。对于曾成杰之死，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被告的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实际上，柳传志所说的“不谈政治”，只不过是企业家要高度自律，不批评中共政权，不倡导政治改革，不谈论民主宪政，不评论官场腐败，不触犯中共的“七不讲”。因此，不谈论政治只不过是企业家们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不是该不该谈政治，而是该谈论何种政治，该如何谈论政治。
三、企业家阶层应该成为宪政的推动力量
企业家阶层有其保守的一面，在正常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中，他们对法治、秩序和理性有着天然的支持，而反对激烈的变革和革命。但是，当政府权力不受约束，肆意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时，企业家阶层也具有其革命的一面，他们反对专制和暴政，渴望法治和宪政。
在西方近代宪政起源地英国，其宪政的确立正是贵族、地主和商人通过议会与国王反覆斗争的产物。英国国王为了战争需要税收财政支持，议会反对国王自行征税，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确立了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生命权的法律保障和未经人民同意不得征税的宪政原则。贵族、地主、商人组成的议会几经与国王之间反覆曲折的斗争，才使得财产、自由和生命的宪法保障落到了实处。试想，如果当时英国的地主和商人都很犬儒，服从环境，苟且偷生，闷声发财，甘受专制王权侵害，哪里能够生成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由、法治和普通法宪政呢？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商人阶层也是积极推动宪政的最强大力量。商人阶层既反对王权专制，也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革，因此成为区别于清政府、革命派的立宪派。但是，清廷愚蠢的保守政策一次次地教育和惊醒了立宪派和一切期望改革的善良人们，最终将立宪派推向了革命阵营。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写道，晚清商人们在观念上自觉意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在行动上自觉地组织起来，“以各级商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由大中城市到乡镇的巨大网路，将力量聚合起来”，自觉地训练民主和自治；在清廷预备立宪中，商人在各省咨议局和全国资政院中积极推动和实践民主宪政，监督和审议预算与征税权，落实“没有代议士，不纳税”的宪政原则。晚清立宪改革虽然因为清廷的顽固抵制而失败了，但是晚清商人高度自觉的宪政意识、务实的民主实践和可贵的政治勇气却光耀史册！
与英国宪政斗争中的商人阶层和晚清立宪斗争中的商人阶层相比，当今中共体制下的企业家群体不能不感到汗颜。在数量上，中国当今的企业家阶层可谓规模庞大。但是，他们却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整体力量和独立政治地位的真正中产阶层。这些企业家群体文化素质比较低下，大多只关心自身的眼前利益，缺乏独立的公民意识，缺乏广大长远的政治追求和道德关怀。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中国走向宪政的改革力量，而只是中共权贵保守集团的附属群体。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总体上比较懦弱，面对中共暴政，缺乏说“不”的政治和道德勇气，却反而将中国的温和改革派说成是激进和极右。柳传志承认自己软弱，说自己是改革派，反对暴力革命，服从环境，适应环境，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这样才能保住命。然而，柳传志其实是个伪改革派。柳传志们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是那些被柳传志们批评为激进的改革者们冒着风险甚至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抗争出来的，如果大家都是柳传志，就不会有今天民营企业家们的生存空间，更不会有民营企业家所幻想的法治和宪政。
其实，政治上的犬儒并没有能够使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少受中共魔爪侵害，短期的精明计算终究无法消除长期的不安全感。曾成杰的悲剧在于，他至死都不醒悟，都不敢质疑中共专政，都未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曾成杰在遗书还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相信”习李新政，要相信“大领导”，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省委周书记调任最高院当院长以后，周强院长了解真相后，不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然而，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就公开对周强在曾成杰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案发时是湖南省长，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是省委书记。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审判决，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曾成杰本指望习李新政能够救自己一命，未曾想自己就是冤死在习李新政元年，就是冤死在周强主掌的最高法院。这是多么可悲呀！
面对柳传志们的所谓“不谈政治”，王瑛女士质问道：“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政治表达而被处罚的企业家有几个？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又有多少？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噤若寒蝉，但对后者前仆后继？”实际上，政治抗争可能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在长期内却更可能赢得财产、人身和生命的稳定保障。反之，面对中共强暴，积极配合，不愿抱团，不敢发声，不敢找媒体曝光中共丑行，不敢找正义律师揭穿中共司法黑幕，反而落得个屡遭侵害。
曾成杰之死应该促使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觉醒，应该认识到中共欺骗、抢掠、杀人的流氓强盗土匪本性永远不会改变。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应该向中国的维权群体、信仰群体、新闻记者、正义律师、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学习维权，学会站着生存，与所有争取民主宪政的群体一起努力，解体中共暴政，建立民主宪政，这样才能保护每个人财产和生命。
一、曾成杰之死是企业家悲剧命运的缩影
先看曾成杰案。2003年9月，曾成杰挂靠企业中标湖南湘西州图书馆、体育馆、群艺馆等整体开发项目，同年11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曾成杰以20%的年息向公众集资。2008年10月，在吉首市政府组织的一次民营企业家资产评估会议上，曾成杰与其他二十多名民营企业家一起被湖南省政府专案组指派州警秘密抓捕，后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刑事拘留，又以“集资诈骗罪”被批捕，2011年5月被一审判处死刑，2012年1月被二审维持死刑判决，在辩护律师和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2013年6月14日被核准死刑，7月12日被执行死刑。在曾成杰案中，当地政府为捞取政绩鼓励民间融资发展地方经济，资金链断裂引发民众群体性事件惊动中央；在民众抗议和中央压力下，湖南省政府成立专案组抓捕民营企业家作为替罪羊以泄民愤；司法机关非法低价评估拍卖曾成杰企业资产，并枉法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曾成杰死刑；在辩护律师、家属申诉质疑司法不公的抗议下，秘密核准和执行死刑，杀人灭口以掩盖政府违法和司法不公的真相。从吉首和湘西地方政府、湖南省两级法院到最高法院，低价评估拍卖曾成杰企业资产，枉法定罪处死曾成杰本人，既推卸了责任，掩盖了真相，又抢了民企财产，真可谓一举多得。
再看吉林市王刚案。2005年，吉林市交警队因资金困难无法征用土地、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驾驶员考试场地，王刚与吉林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签订为期10年的合作合同，王刚负责建设符合国家标准的驾驶员考试场地，供吉林市交警队无偿使用，市交警队的承诺在十年期内不批准在其他地方进行驾考。2010年9月，交警支队张科长欲批准其他驾校增加考点。双方发生纠纷，王刚多次交涉无果后，安排车辆上街抗议，被早已埋伏好的警方抓个正着，王刚被抓捕羁押。吉林市政法委和公检法欲将其打成黑社会犯罪，趁机抢劫王刚的民企财产，为此而对王刚实施残酷刑讯逼供。幸亏有死磕派律师为之拼力抗争辩护，并将此事通过微博和博客公开曝光，吉林市中共公检法流氓团伙最终被迫撤销了黑社会犯罪指控，王刚才得以保住财产和性命。
再看历史。1947年中共在西北发动土改运动，以各种形式清算或没收大量工商业主的财产。1952年中共发动“五反”运动，全面整治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主，非法逼供信，强抢工商业主资财，逼得资本家和中小工商业主走投无路，被吓破了胆，许多人纷纷自杀。后来，在社会主义改造时，资本家们都争先恐后甚至敲锣打鼓地把工商企业都送给了中共政府，私有制被消灭。
其实，中共从诞生那天起就是一个嗜血掠夺成性的机会主义、恐怖主义强盗集团。在需要时，中共就策略地欺骗和利用工商业主。在不需要时，中共就会打压和抛弃工商业主。正如网路评论所说，近十多年来，地方官员介入企业纠纷，通过司法权，掠夺民企财产，已经成了中共政府新版“打土豪分田地”的常见手法。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大搞唱红黑打，操控公检法，大肆抓捕民营企业家，伪造事实，罗织罪名，酷刑逼供，将大量民营企业家打成黑社会，藉机掠夺民营企业财产。曾成杰案、王刚案表明，薄王虽已入狱，重庆模式虽已倒掉，但是，中共残暴的本性不会改变，民营企业家仍然难逃中共流氓强盗的欺骗、抢劫和虐杀。
二、“企业家不谈政治”其实是个伪命题
就在曾成杰被秘密核准和执行死刑大体同一时段，在2000多人规模的中国企业家社交网路“正和岛”上发生了一场关于企业家该不该谈论政治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因联想集团创始人、“企业家教父”柳传志的一番话引起。正和岛总裁黄丽陆在一篇文章中称，“柳总说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在当前的政经环境下做好商业是我们的本份。”柳传志这番话很快受到活跃的中小企业主岛民们的膜拜，称赞“柳老的大智慧”，“感谢老爷子的提醒，谨记老爷子的教诲！”但是，另外一位企业家岛民王瑛则明确宣布，“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我的态度在社会上是公开的。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其实，企业家该不该谈论政治本来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市场化分工中，企业家们从事工商业经营，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也为公众福利作出了贡献。但是，企业家也是公民，企业家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生存。在正常的民主宪政体制下，商人与政府、市场与政治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企业家们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谈论政治、参与政治。例如，在当代西方国家，企业家通过自组织的商会表达意见、维护权益，通过选票选择政府，通过议会参与立法、监督政府。
但是，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柳传志的话揭示了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们无奈的生存状态和恶劣的生存环境。在中共体制下，中国的企业家们，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们，没有选举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人身、财产和生命得不到法治保障，不得不依附于中共，与中共政府勾结，获取项目，获取信贷，获得特权，获得保护，这正是中共“权贵经济”的本质所在。
这种生存状态真的如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不谈政治”？非也！在中共统治下，企业家们怎么可能有什么独立地位？怎么可能想不谈论政治就不谈论政治呢？“在商言商”、“闷声发财”怎么可能呢？企业家们都争着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获得政治地位和政治保护。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中共“两会”，企业家们能不发言吗？这种场合的发言不是谈政治吗？当然是谈政治！只不过，这是在谈中共愿意听的，为中共的官员讲话和政府报告做宣传、唱赞歌。因此，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不可能不谈政治，也没有不谈政治的自由。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几乎个个在政治上都很精明，个个都是懂得中共政治游戏规则的高手，否则，怎么能生存下来、混得下去呢？
多数企业家选择了依附中共，更有甚者如阿里巴巴马云竟然公开支持中共暴政罪恶。马云在5月30日接受香港《南华早报》采访时公开声称，邓小平在六四镇压和屠杀学生的决策虽“不是一个完美的决定，但这是一个最正确的决定，在当时是最正确的决定。”“鬼子很多人讲，中国政府控制互联网，互联网管制，管制能管制出六亿互联网用户的话，这种国家管制很有水平啦。”马云几年前还声称，“未来如果有雅虎电子邮件用户与中国政府发生任何冲突，阿里巴巴都将全力配合政府。”
少数企业家选择了公义立场。对于曾成杰之死，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检讨重庆事件：在唱红打黑期间，一大批重庆工商业者被强制关进牢房、没收财产，生命尊严也失去了法律保护，甚至被告的辩护律师亦被冤屈判刑入狱。我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反思：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应该明确态度：不！”
实际上，柳传志所说的“不谈政治”，只不过是企业家要高度自律，不批评中共政权，不倡导政治改革，不谈论民主宪政，不评论官场腐败，不触犯中共的“七不讲”。因此，不谈论政治只不过是企业家们的自欺欺人。在中共体制下，企业家们不是该不该谈政治，而是该谈论何种政治，该如何谈论政治。
三、企业家阶层应该成为宪政的推动力量
企业家阶层有其保守的一面，在正常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中，他们对法治、秩序和理性有着天然的支持，而反对激烈的变革和革命。但是，当政府权力不受约束，肆意侵犯他们的财产和自由时，企业家阶层也具有其革命的一面，他们反对专制和暴政，渴望法治和宪政。
在西方近代宪政起源地英国，其宪政的确立正是贵族、地主和商人通过议会与国王反覆斗争的产物。英国国王为了战争需要税收财政支持，议会反对国王自行征税，迫使国王签署《大宪章》，确立了财产权、人身自由权、生命权的法律保障和未经人民同意不得征税的宪政原则。贵族、地主、商人组成的议会几经与国王之间反覆曲折的斗争，才使得财产、自由和生命的宪法保障落到了实处。试想，如果当时英国的地主和商人都很犬儒，服从环境，苟且偷生，闷声发财，甘受专制王权侵害，哪里能够生成具有世界影响的自由、法治和普通法宪政呢？
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商人阶层也是积极推动宪政的最强大力量。商人阶层既反对王权专制，也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立宪改革，因此成为区别于清政府、革命派的立宪派。但是，清廷愚蠢的保守政策一次次地教育和惊醒了立宪派和一切期望改革的善良人们，最终将立宪派推向了革命阵营。侯宜杰先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清末立宪运动史》中写道，晚清商人们在观念上自觉意识到“振兴实业之关键在于通过立宪确立法治，限制政权，保障民权来改良政治环境与政治组织”；在行动上自觉地组织起来，“以各级商会为纽带，形成了一个由大中城市到乡镇的巨大网路，将力量聚合起来”，自觉地训练民主和自治；在清廷预备立宪中，商人在各省咨议局和全国资政院中积极推动和实践民主宪政，监督和审议预算与征税权，落实“没有代议士，不纳税”的宪政原则。晚清立宪改革虽然因为清廷的顽固抵制而失败了，但是晚清商人高度自觉的宪政意识、务实的民主实践和可贵的政治勇气却光耀史册！
与英国宪政斗争中的商人阶层和晚清立宪斗争中的商人阶层相比，当今中共体制下的企业家群体不能不感到汗颜。在数量上，中国当今的企业家阶层可谓规模庞大。但是，他们却没有形成一个具有自身整体力量和独立政治地位的真正中产阶层。这些企业家群体文化素质比较低下，大多只关心自身的眼前利益，缺乏独立的公民意识，缺乏广大长远的政治追求和道德关怀。严格来说，他们并不是中国走向宪政的改革力量，而只是中共权贵保守集团的附属群体。中国的企业家群体总体上比较懦弱，面对中共暴政，缺乏说“不”的政治和道德勇气，却反而将中国的温和改革派说成是激进和极右。柳传志承认自己软弱，说自己是改革派，反对暴力革命，服从环境，适应环境，绝不越过红线，绝不越过雷池，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这样才能保住命。然而，柳传志其实是个伪改革派。柳传志们的生存环境本身就是那些被柳传志们批评为激进的改革者们冒着风险甚至自由和生命的代价抗争出来的，如果大家都是柳传志，就不会有今天民营企业家们的生存空间，更不会有民营企业家所幻想的法治和宪政。
其实，政治上的犬儒并没有能够使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少受中共魔爪侵害，短期的精明计算终究无法消除长期的不安全感。曾成杰的悲剧在于，他至死都不醒悟，都不敢质疑中共专政，都未认清中共的流氓本性！曾成杰在遗书还告诉自己的孩子，“要相信”习李新政，要相信“大领导”，要相信政府，要相信“省委周书记调任最高院当院长以后，周强院长了解真相后，不久定会为我们主持公道的！”然而，曾成杰的辩护律师王少光就公开对周强在曾成杰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在案发时是湖南省长，在湖南高院判处曾成杰死刑时是省委书记。湖南高院2012年2月19日做出二审判决，直到2013年3月周强从湖南到任最高法院院长前，最高法院都没有核准，周强当院长后不到三个月核准。”曾成杰本指望习李新政能够救自己一命，未曾想自己就是冤死在习李新政元年，就是冤死在周强主掌的最高法院。这是多么可悲呀！
面对柳传志们的所谓“不谈政治”，王瑛女士质问道：“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政治表达而被处罚的企业家有几个？因为和权力勾结而获罪的企业家又有多少？为什么大家对前者噤若寒蝉，但对后者前仆后继？”实际上，政治抗争可能在短期内遭受损失，但在长期内却更可能赢得财产、人身和生命的稳定保障。反之，面对中共强暴，积极配合，不愿抱团，不敢发声，不敢找媒体曝光中共丑行，不敢找正义律师揭穿中共司法黑幕，反而落得个屡遭侵害。
曾成杰之死应该促使中国的企业家群体觉醒，应该认识到中共欺骗、抢掠、杀人的流氓强盗土匪本性永远不会改变。中国的企业家群体应该向中国的维权群体、信仰群体、新闻记者、正义律师、自由主义公共知识分子学习维权，学会站着生存，与所有争取民主宪政的群体一起努力，解体中共暴政，建立民主宪政，这样才能保护每个人财产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