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8月18日讯】8月1日，我和王丹、王军涛等几十位朋友，联名发布了一份公告，呼吁广大华人、国际人士和人权团体，在明年6月4日六四25周年之际，到中共驻外机构和使领馆门前，发起“天下围城”行动。
海外多家媒体纷纷报导了这一消息。不寻常的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对此也有所回应。8月14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单仁平即主编胡锡进的文章。
和《环球时报》的很多文章一样，单仁平这篇文章也是充满自相矛盾。实际上，《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这篇文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单仁平的文章竭力否认“天下围城”行动的意义，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在为“天下围城”行动做广告，就是在彰显“天下围城”行动的意义。拜《环球时报》文章之赐，我们甚至可以说，“天下围城”行动还没有开始，它的某种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环球时报》文章轻蔑地说，海外民运人士的名字几乎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可是世人皆知，这不过是当局长期封锁信息的结果。《环球时报》文章也承认，“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众舆论”；可见当局之所以要长期封锁海外民运人士的信息，正是估计到因此害怕他们具有“左右人们看法”的巨大能力－－这难道不是从反面对海外民运人士的莫大肯定吗？
海外民运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早就讲过，倘若中国还是全封闭，象毛时代那样，国内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国，境外的信息又被严密封锁，那么，海外民运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倘若中国全开放，那么海外民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到了那时候，海外民运人士就可以回国搞民运了。恰恰是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下，海外民运才既有存在的可能，又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海外民运才应运而生并且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很大的意义。
首先，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也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也对自由民主有强烈的要求。越是在国内民众遭受高压难以发声的时候，海外民运的这一意义就越为重要。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共专制政权施加压力。
海外民运充分运用海外的言论自由，对中共暴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对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相关理论和策略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阐发和讨论，很多重大议题都是由海外民运率先提出的。在理念方面，海外民运对国内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海外民运为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提供了广阔的表达平台，为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提供了持续的可靠的支持与援助。事实上，在网络时代，海外民运已经和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连成一片，相辅相成。
随着人员出境入境机会的增长以及海内外各种交流的频繁，尤其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当局的信息封锁堵不胜堵，防不胜防，海外民运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尽管海外民运人士大都被迫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依然很多很广泛，他们的言论行动对国内很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特别是对那些志同道合者，彼此间更是熟悉，并经常采取共同行动。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和本土的联系之多，互动之广，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环球时报》指责海外民运搞极端政治对抗。这话无疑是说反了。因为海外民运主张自由民主，具体说来，那就是以对话代替对抗，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只是中共当局做贼心虚，唯恐实行政治开放，哪怕仅仅是实行言论自由，一党专制就会土崩瓦解，所以才把海外民运视为“敌对势力”，不断地高压维稳，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手段，连自家的法律都置之脑后。不少海外民运人士，在父母病危乃至去世时当局都不准回国探望，试问《环球时报》，到底谁在搞极端谁在搞对抗？
《环球时报》文章说海外民运一度“对‘推翻’中国体制充满信心”。其实，我倒从来不用“推翻”这类词汇。三十多年来，我只是反覆强调要言论自由。这一要求是如此简单，如此基本，如此正确，谅视你当局也不敢公然否认。然而，你们和我们又都深知，就是这样一条最起码的要求，一旦实现，就足以颠覆现行体制（如果你要把它叫做“推翻”，也悉由尊便，未尝不可）。最后，我们也都知道，言论自由是一定要实现，一定能实现的。对此，我们一如既往充满信心，你们呢？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海外多家媒体纷纷报导了这一消息。不寻常的是，《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对此也有所回应。8月14日，《环球时报》发表了署名单仁平即主编胡锡进的文章。
和《环球时报》的很多文章一样，单仁平这篇文章也是充满自相矛盾。实际上，《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这篇文章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单仁平的文章竭力否认“天下围城”行动的意义，但是这篇文章本身就是在为“天下围城”行动做广告，就是在彰显“天下围城”行动的意义。拜《环球时报》文章之赐，我们甚至可以说，“天下围城”行动还没有开始，它的某种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环球时报》文章轻蔑地说，海外民运人士的名字几乎已经被中国人忘记了；可是世人皆知，这不过是当局长期封锁信息的结果。《环球时报》文章也承认，“有些海外民运人士曾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大众舆论”；可见当局之所以要长期封锁海外民运人士的信息，正是估计到因此害怕他们具有“左右人们看法”的巨大能力－－这难道不是从反面对海外民运人士的莫大肯定吗？
海外民运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我早就讲过，倘若中国还是全封闭，象毛时代那样，国内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国，境外的信息又被严密封锁，那么，海外民运没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倘若中国全开放，那么海外民运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到了那时候，海外民运人士就可以回国搞民运了。恰恰是在中国大陆目前这种半开放半封闭的状态下，海外民运才既有存在的可能，又有存在的必要；所以海外民运才应运而生并且发挥其特殊的作用。
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很大的意义。
首先，海外民运的存在有力地证明了，中国人也对共产专制深恶痛绝，也对自由民主有强烈的要求。越是在国内民众遭受高压难以发声的时候，海外民运的这一意义就越为重要。这就有力地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共专制政权施加压力。
海外民运充分运用海外的言论自由，对中共暴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对有关中国民主转型的相关理论和策略展开了深入而持久的阐发和讨论，很多重大议题都是由海外民运率先提出的。在理念方面，海外民运对国内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海外民运为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提供了广阔的表达平台，为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人士提供了持续的可靠的支持与援助。事实上，在网络时代，海外民运已经和国内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连成一片，相辅相成。
随着人员出境入境机会的增长以及海内外各种交流的频繁，尤其是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当局的信息封锁堵不胜堵，防不胜防，海外民运的影响力更是不可低估。尽管海外民运人士大都被迫离开中国很久了，但是他们和中国的联系依然很多很广泛，他们的言论行动对国内很多人来说也并不陌生，特别是对那些志同道合者，彼此间更是熟悉，并经常采取共同行动。应该说，当今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和本土的联系之多，互动之广，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
《环球时报》指责海外民运搞极端政治对抗。这话无疑是说反了。因为海外民运主张自由民主，具体说来，那就是以对话代替对抗，用数人头代替砍人头。只是中共当局做贼心虚，唯恐实行政治开放，哪怕仅仅是实行言论自由，一党专制就会土崩瓦解，所以才把海外民运视为“敌对势力”，不断地高压维稳，甚至不惜采用极端手段，连自家的法律都置之脑后。不少海外民运人士，在父母病危乃至去世时当局都不准回国探望，试问《环球时报》，到底谁在搞极端谁在搞对抗？
《环球时报》文章说海外民运一度“对‘推翻’中国体制充满信心”。其实，我倒从来不用“推翻”这类词汇。三十多年来，我只是反覆强调要言论自由。这一要求是如此简单，如此基本，如此正确，谅视你当局也不敢公然否认。然而，你们和我们又都深知，就是这样一条最起码的要求，一旦实现，就足以颠覆现行体制（如果你要把它叫做“推翻”，也悉由尊便，未尝不可）。最后，我们也都知道，言论自由是一定要实现，一定能实现的。对此，我们一如既往充满信心，你们呢？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