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10日讯】不久前中央搞出了一个9号档，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的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档、签发档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档，真不知拟定和签发档者的观念仍停留在什么时代？实行民主宪政和普选有什么不好？说穿了不就是害怕自己被人民选下台吗？
据说不久前中央搞出了一个9号档，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的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档、签发档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档，真不知拟定和签发档者的观念仍停留在什么时代？
人们提出民主与宪政理念，你们说不好。不仅不好，竟还诬蔑说其“实质”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对民主与宪政的“实质”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说就是不想依法治国（不讲宪政，即不讲法治）？就是要继续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全世界凡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用民主与宪政治国，有些人为何总要逆人类进步文明而动？
一
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特别启蒙，只需讲出真相，只需普及常识——就够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普及常识，就是启蒙。
远的不说了，只看这大半年来的喧嚣，不论是宣扬宇宙真理也好，还是鼓吹某个主义是大海也罢，抑或反对实行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优于美国的总统制等等，说到底，都是在掩盖真相，欺很多国民不了解常识，继续实行几十年一贯制的愚民招术。
特别是当想到这些胡言乱语全出自号称高级知识份子之口时，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些有知识者公然愚弄和欺骗自己的同胞，真不知他们的良知是不是叫狗吃了。在很多方面，人们要求做的，他们认为都不该做；人们要求公开的，他们都觉得不该公开；人们不希望继续存在下去的，他们却又死死维护。
人们希望更多的民主自由，最好是依宪治国，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人们要求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不符合国情，甚至认为那些在街头打出横幅提出这种要求的国民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好一个社会秩序！），得到的回应是拘留；而对于矢志不渝提倡公民运动、宣传公民权利者，换来的更是刑拘。至于像南京2013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副厅级”却肆无忌惮地可以“除外”。
这也还能说是人民当家做主吗？这也还能说不是“官本位”吗？这也还能说是社会正义吗？难怪早在西元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特拉西马库斯的修辞学老师，当听到苏格拉底与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等人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坚决“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并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参见何兆武、李约瑟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这个有关正义的观点，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官员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着。不然，就只问一句：凭什么副厅级可以除外？如果说有人强调“官员也是人”，是说官员也应该享受到普通群众享受的，那么，副厅级官员凭什么要享受普通群众享受不到的——此时此刻为何不强调副厅级也是普通人？
至于西方政党是不是“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是否优于“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都知道，单凭几个早已失去良知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的忽悠，不会起太大作用。
据说不久前又有了一个档，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档、签发档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东西！
人们提出民主与宪政理念，你们说不好。不仅不好，竟还诬蔑说其“实质”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对民主与宪政的“实质”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说就是不想依法治国（不讲宪政，即不讲法治）？就是要继续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全世界凡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用民主与宪政治国，有些人为何总要逆人类进步文明而动？
人们提出普世价值，你们也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其“核心”就是要排除执政党的领导，就是要让执政党让步。可你们如此反对提倡普世价值的“核心”又是什么？不就是要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吗？你们为什么要用中华民族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延缓进步的代价来换取你们的领导、换取你们的某种坚持呢？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中华民族吗？到底是一党之领导权重要，还是让中华民族跟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真正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重要？
人们提倡公民社会，你们还是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要害”是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这就奇怪了，英国早在17世纪（甚至更早）就实行了村民自治，那时的英国执政党怎么就不害怕他们的人民“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而你们为何就如此害怕呢？请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坚持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什么？
人们提倡新闻自由，你们更说不好，说这是西方的。不仅不好，还说这是反对你们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你们对媒体的领导。如此这般还嫌不够，另外又给加了一些罪名，即提倡新闻自由，就是要搞公开化；要搞公开化，就是要用搞乱舆论来搞乱社会。
这就让提倡西方新闻观念的人们想笑了：如果说提倡新闻自由的结果，就是为了要搞乱舆论，然后搞乱执政党搞乱社会，那西方社会岂不是早就大乱了？此外，不知你们是否真的学习马克思着作，又是如何学习的？即使对照马克思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本人也完全有理由认定你们不过是一帮打着马克思旗号的骗子。
至于人们要求中国政治改革，你们就更是拼命反对了。不仅反对，还说那些要求的人们是在歪曲改革开放，不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不该说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非实行政治改革不可，否则经济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难道人们说错了吗？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些年就偃旗息鼓改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你们知道，人们所要求的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不过是希望实行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的“普选制”。而你们的用意不过是给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们一旦加上“推翻”“颠覆”的罪名，这些善良的人们也就百口莫辩，由你们治罪了。这是多么地无耻啊。
普选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就是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我们有些人不是常常喜欢拿某种改革甚至拿民主自由作幌子，尤其说普选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而在中国绝不能实行吗？可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山推荐官员阅读的书中，告诉人们的却是与有些人的幌子相反，该作何解？要知道，今天中国城市如果实行普选而不是委任制，许多城市病则庶几可消除。
二
由上所言，那个9号档，说到底，不过还是证明了中国有些人就是要坚持自己搞的“这一套”罢了。可这一套除了证明对政府统治有利，对中国官员有利，滋生更多的腐败，让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还能证明什么呢？尤其是证明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到底是西方搞的那一套，还是我们搞的这一套？要说真话，不要胡扯，不要昧着良知，不要自欺欺人。
西方“那一套”是有着强大的历史逻辑支撑的。梭伦与其后的亚里斯多德都看重社会的“中间层”，后来叫资产阶级。再后来，西方把这种社会称作“橄榄型”。这样做，目的就在于“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也就是缩小“橄榄”的两头，让中间大起来。人类历史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就这个观点而言，梭伦是正确的，亚里斯多德是正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是正确的；“西方那一套”是正确的。
近段时间，有那么几个实在应该打上引号的教授学者很倡狂很嚣张，公然挑战人类现代进步文明，不要宪政，不要民主，甚至不讲法治，进而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提倡公民社会，把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冀望的宪政梦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甚至认为“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不知道，除了“西方那套理论”，还有什么理论可以代表人类现代进步文明？又还有哪套理论可以“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已经彻底崩溃的原苏联“老大哥”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现已公开下令金家要世袭独裁的北朝鲜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
只要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且已成体系，并能称之为“套”的，不管是谁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世界，我们除了看到中国有些人极为反感的“西方那套理论”，并没有看到比这套理论更进步更文明的啊。不然，就连不承认西方那一套的人也是一张口就要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称作“西方发达国家”，公认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至少比中国要高得多，甚至就连环球时报一把手胡锡进不久前在接受中国南方媒体专访时也坦诚：“美国很好，如果一下子能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我不反对。”试问：西方那一套不好，为何会比我们文明、比我们进步，连胡锡进这种人也不反对中国成为美国呢？
有些人理屈词穷，就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更短。可事实胜于雄辩——且不说北京放的那个什么大型系列片子（本人真想把这种系列片子说成是“骗子”）还说人类社会主义历史有五百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吧，1945年战败后应该说比中国还要一穷二白，可为何他们就只发展了几十年，他们的社会文明就可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呢？关键是跟中国相比，日本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除了制度，他们依靠什么？难道认为是大和民族的人种优于汉民族优于中华民族？不然，什么人站出来给个合理解释！
你说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好，可还要全世界的人们相信啊。人类社会已经证明：没有宪政，就没有现代国家；不实行宪政，就称不上现代国家。一个连被称作现代国家资格都没有的社会好个什么好！这种“梦”做下去，会做成什么样？
就因为1978年后多多少少学了一点西方（有些花岗岩脑子的人至今不肯承认），大多数国民有饭吃有衣穿，国家也没对外“输出革命”，于是，就说自己“自信”这“自信”那，一连弄出几个自信，仿佛中国没有不自信的了。于是也就有理由反对别人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不该批评中国。总以为只要中国承认别人好，别人也就不能说中国不好。什么逻辑！
本人常常觉得西方人真是太君子太讲礼貌了，不然，他们完全可以说一句：你们有啥好自信的，不就是向我们学习，然后往正路上走了一点吗？难怪连昔日的“老大哥”都嘲笑我们有些人，自己光着屁股，却还在那指责俄罗斯的裤子拉链没拉好。
三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当政者总是有意无意在挑战人类现代文明，让世界上很多皈依民主自由实行宪政的国家特反感。对此，一张口就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还很不高兴，很不理解。有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人们跟我们一些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
其实，这就好比现在有很多国民并没招惹政府，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和平散步，只是无声地在街头打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甚至只是约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城市的某个饭馆一起吃个饭，或者提倡公民运动，这样，政府就不乐意，就要想办法百般刁难，有时甚至还要抓人。请问：相比之下，你说哪种情形更令人担忧？哪种情形更容易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反感？是国民和平散步、无声要求公开官员财产、以及三五好友聚餐、甚至只是提倡公民运动对人类文明进步破坏性大呢，还是反对讲普世价值、反对讲公民权力、反对讲新闻自由对人类文明破坏性大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将人心比自心。还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道有些人的心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那些比我们文明发达的国家的人们的心长的就是不一样？
你当然会说，一群人街头散步是有政治意义的；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有些人约在同城一起吃饭，那是一种政治聚会；提倡公民运动，对眼前这个政权是个威胁。就算你说的这些是吧。那么我就请问，这些行为哪一条违反了中国现有法律？法律上有不许国民集体散步吗？法律上有不许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吗？法律上规定了什么人不能在一起吃饭吗？法律上规定了不能提倡公民运动吗？我们不是天天吆喝着依法治国吗？像现在这样搞法，你依的是哪门子法？治的又是什么国？既然你们连这些都干涉，又为何反感世界上有人不该担忧你们要搞与人类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那一套”呢？联合国是不是也该阻止你们啊？
有些人至今没弄明白，西方国家，或说那些政治制度比我们要文明进步的国家看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看北朝鲜。近日大家都知道了，北朝鲜又明文规定金氏家族世袭政权，并防止自由主义生活方式通过中国或韩国等管道流入到他们这个独裁地区。这一切让今天的中国人看了，感到是多么地可笑，多么地愚蠢。
然而且慢，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文革，我们过去几十年与今天北朝鲜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大区别呢？就是眼下，中国人现在看北朝鲜，不就像现在西方那些早已实行宪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看我们吗？
然而，现在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人竟然还是不肯否定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甚至不承认前一个三十年是让中国人民痛苦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绝不想要的三十年，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国家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三十年！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那些知识份子心甘情愿地不想要自由。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百姓就喜欢受苦受难。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全体中国人民就想要过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河南东南部山区里当年有的人家穷得连裤子穿都没有，要这样的“翻身解放”干什么！）。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算起，倘若倒退二十年，又如果有“后悔药”，我有理由怀疑无数的进步青年还会往延安跑，无数的人民还会那么支持后来的执政党。这一点，只要看过原人民文学主编韦君宜的《思痛录》，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我们不是一张口就会利用孔子的话指责某超级大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现在是资讯时代，强调全球一体化，强调地球村，你如果反对别人不该对你的那些做法有看法，你也就不该干涉你的国民正常的自由。这里虽然有个“内政”问题，可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
当有人把没有“输出革命”算作理由，就可以指责西方国家时，为什么就不想想又有什么理由干涉自己的同胞不该正常上访，不该和平散步，不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不该同城聚餐，不该提倡公民运动呢？难道直到今天还在信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快收起来吧，否则是行不通的。只要人民不愿意，有些人的那一套，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当然，有人还会说，自己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来自那几个“自信”。可有人知道吗？人类历史在证明着自信对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同时，也还证明着人类中有些人的自信，实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还告诉我们：“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适当的训练而获得政治智慧的。但是问题跟着就来了：什么是适当的训练？而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有党派性的问题。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要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第147页）又说，“关于政治事物是很难知道谁是最有技术的；并且也很难有把握说，一个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术用之于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于他个人的利益、或他的阶级的党派的或宗派的利益。”（第155页）而柏拉图在《法篇•第三卷》借雅典人之口更是说道：“人类不断地想像自己做出了某些伟大的发明，以为只要知道使用它的恰当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柏拉图全集》第441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现在中国有些人，就是因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觉得可以走出一条与人类先进文明不同的道路，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就是要坚持，再坚持，可怜就可怜了中国人民。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有些人的自信是唬人、是自欺欺人。真正的自信，第一，绝不排斥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第二，绝不害怕甚至欢迎不赞成自信这一套的人们提出批评意见。可我们有些人不是。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反对与他们思想观点不同的同胞。
这是何等地不堪啊！
2013年8月25日
※公民社会亦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人类逐步乃至最大限度摆脱政府压迫的一种可行形式。一个国家，从其市民社会程度的高低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程度。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有当人民实在需要出手帮一把时，政府才起作用，除此之外，一切都由市民社会自己处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或者再早一些，国外就有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是否曾出现过“市民社会”的影子。研究的结果，19世纪下半期确实出现过，比如在（今日武汉的）汉口、广州、上海等城市，尽管当时那种市民社会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还有着一定的差别。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就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到了文革前，也就是在本人记事时（大约在1962年～至1965年春），还可看到和听到有提着筐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麻花、糖糕、油条、包子之类的情形；而到了文革，这些都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彻底消失了！先前一点市民社会的影子一扫而光。'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据说不久前中央搞出了一个9号档，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的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档、签发档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冒天下之大不韪，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档，真不知拟定和签发档者的观念仍停留在什么时代？
人们提出民主与宪政理念，你们说不好。不仅不好，竟还诬蔑说其“实质”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对民主与宪政的“实质”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说就是不想依法治国（不讲宪政，即不讲法治）？就是要继续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全世界凡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用民主与宪政治国，有些人为何总要逆人类进步文明而动？
一
今天的中国，并不需要特别启蒙，只需讲出真相，只需普及常识——就够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普及常识，就是启蒙。
远的不说了，只看这大半年来的喧嚣，不论是宣扬宇宙真理也好，还是鼓吹某个主义是大海也罢，抑或反对实行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政党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优于美国的总统制等等，说到底，都是在掩盖真相，欺很多国民不了解常识，继续实行几十年一贯制的愚民招术。
特别是当想到这些胡言乱语全出自号称高级知识份子之口时，心里很难受。因为这些有知识者公然愚弄和欺骗自己的同胞，真不知他们的良知是不是叫狗吃了。在很多方面，人们要求做的，他们认为都不该做；人们要求公开的，他们都觉得不该公开；人们不希望继续存在下去的，他们却又死死维护。
人们希望更多的民主自由，最好是依宪治国，他们说那是资产阶级的；人们要求官员财产公开，他们说不符合国情，甚至认为那些在街头打出横幅提出这种要求的国民是在破坏社会秩序（好一个社会秩序！），得到的回应是拘留；而对于矢志不渝提倡公民运动、宣传公民权利者，换来的更是刑拘。至于像南京2013年取消公费医疗制度，“副厅级”却肆无忌惮地可以“除外”。
这也还能说是人民当家做主吗？这也还能说不是“官本位”吗？这也还能说是社会正义吗？难怪早在西元前四百多年的古希腊，有一位名叫特拉西马库斯的修辞学老师，当听到苏格拉底与一个叫作西法鲁斯的老人以及柏拉图的哥哥格劳孔等人讨论过一阵正义之后，坚决“反对这种幼稚的胡扯”，并强调说：“正义不是什么别的，只不过是强者的利益罢了。”（参见何兆武、李约瑟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157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可我们怎么也没想到，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这个有关正义的观点，竟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社会中国官员身上实实在在地体现着。不然，就只问一句：凭什么副厅级可以除外？如果说有人强调“官员也是人”，是说官员也应该享受到普通群众享受的，那么，副厅级官员凭什么要享受普通群众享受不到的——此时此刻为何不强调副厅级也是普通人？
至于西方政党是不是“只代表某个利益集团”、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是否优于“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都知道，单凭几个早已失去良知的中国大陆知识份子的忽悠，不会起太大作用。
据说不久前又有了一个档，从互联网上读到后，觉得那里面所讲没有几句能站得住脚。应不应该提倡民主宪政，应不应该提倡普世价值，应不应该提倡公民社会，应不应该实行新闻自由，应不应该要求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这一切都是中国很多人甚至包括拟定档、签发档的人心知肚明的，然而有人却罔顾国民呼声，自欺欺人地拟定和签发这种有违常识的东西！
人们提出民主与宪政理念，你们说不好。不仅不好，竟还诬蔑说其“实质”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就是不想自己反对民主与宪政的“实质”又是什么？可不可以说就是不想依法治国（不讲宪政，即不讲法治）？就是要继续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就是不想让中国人民享受人类文明进步带来的成果？全世界凡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用民主与宪政治国，有些人为何总要逆人类进步文明而动？
人们提出普世价值，你们也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其“核心”就是要排除执政党的领导，就是要让执政党让步。可你们如此反对提倡普世价值的“核心”又是什么？不就是要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吗？你们为什么要用中华民族拒绝人类先进文明延缓进步的代价来换取你们的领导、换取你们的某种坚持呢？你们这样做，对得起中华民族吗？到底是一党之领导权重要，还是让中华民族跟上人类文明进步的脚步、真正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重要？
人们提倡公民社会，你们还是说不好。不仅不好，还说“要害”是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这就奇怪了，英国早在17世纪（甚至更早）就实行了村民自治，那时的英国执政党怎么就不害怕他们的人民“在基层建立新的政治势力”，而你们为何就如此害怕呢？请给我们讲一讲，你们坚持这样做，到底是因为什么？
人们提倡新闻自由，你们更说不好，说这是西方的。不仅不好，还说这是反对你们一贯坚持的“喉舌论”，是要摆脱你们对媒体的领导。如此这般还嫌不够，另外又给加了一些罪名，即提倡新闻自由，就是要搞公开化；要搞公开化，就是要用搞乱舆论来搞乱社会。
这就让提倡西方新闻观念的人们想笑了：如果说提倡新闻自由的结果，就是为了要搞乱舆论，然后搞乱执政党搞乱社会，那西方社会岂不是早就大乱了？此外，不知你们是否真的学习马克思着作，又是如何学习的？即使对照马克思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论述，本人也完全有理由认定你们不过是一帮打着马克思旗号的骗子。
至于人们要求中国政治改革，你们就更是拼命反对了。不仅反对，还说那些要求的人们是在歪曲改革开放，不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不该说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非实行政治改革不可，否则经济改革很难进行下去。
难道人们说错了吗？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经济改革早些年就偃旗息鼓改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你们知道，人们所要求的中国政治改革并不是要推翻这要颠覆那，不过是希望实行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的“普选制”。而你们的用意不过是给要求政治改革的人们一旦加上“推翻”“颠覆”的罪名，这些善良的人们也就百口莫辩，由你们治罪了。这是多么地无耻啊。
普选是什么，就是公开透明，就是公平公正。更重要的是，用托克维尔的话说，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旧制度与大革命》第279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我们有些人不是常常喜欢拿某种改革甚至拿民主自由作幌子，尤其说普选会破坏社会正常秩序而在中国绝不能实行吗？可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山推荐官员阅读的书中，告诉人们的却是与有些人的幌子相反，该作何解？要知道，今天中国城市如果实行普选而不是委任制，许多城市病则庶几可消除。
二
由上所言，那个9号档，说到底，不过还是证明了中国有些人就是要坚持自己搞的“这一套”罢了。可这一套除了证明对政府统治有利，对中国官员有利，滋生更多的腐败，让中国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还能证明什么呢？尤其是证明着人类进步文明的，到底是西方搞的那一套，还是我们搞的这一套？要说真话，不要胡扯，不要昧着良知，不要自欺欺人。
西方“那一套”是有着强大的历史逻辑支撑的。梭伦与其后的亚里斯多德都看重社会的“中间层”，后来叫资产阶级。再后来，西方把这种社会称作“橄榄型”。这样做，目的就在于“抑制最富有的阶层，扶持最贫困的阶层，强化中等阶层”，也就是缩小“橄榄”的两头，让中间大起来。人类历史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因此，就这个观点而言，梭伦是正确的，亚里斯多德是正确的，进步的资产阶级是正确的；“西方那一套”是正确的。
近段时间，有那么几个实在应该打上引号的教授学者很倡狂很嚣张，公然挑战人类现代进步文明，不要宪政，不要民主，甚至不讲法治，进而反对普世价值，反对提倡公民社会，把现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所冀望的宪政梦全都说成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甚至认为“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我不知道，除了“西方那套理论”，还有什么理论可以代表人类现代进步文明？又还有哪套理论可以“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已经彻底崩溃的原苏联“老大哥”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柬埔寨波尔布特的社会主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现已公开下令金家要世袭独裁的北朝鲜可以代表可以反映吗？
只要有可以代表可以反映，且已成体系，并能称之为“套”的，不管是谁的，都行——关键是，这个世界，我们除了看到中国有些人极为反感的“西方那套理论”，并没有看到比这套理论更进步更文明的啊。不然，就连不承认西方那一套的人也是一张口就要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称作“西方发达国家”，公认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至少比中国要高得多，甚至就连环球时报一把手胡锡进不久前在接受中国南方媒体专访时也坦诚：“美国很好，如果一下子能把中国变成美国那样，我不反对。”试问：西方那一套不好，为何会比我们文明、比我们进步，连胡锡进这种人也不反对中国成为美国呢？
有些人理屈词穷，就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而社会主义不过一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更短。可事实胜于雄辩——且不说北京放的那个什么大型系列片子（本人真想把这种系列片子说成是“骗子”）还说人类社会主义历史有五百年——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吧，1945年战败后应该说比中国还要一穷二白，可为何他们就只发展了几十年，他们的社会文明就可以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驾齐驱呢？关键是跟中国相比，日本还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除了制度，他们依靠什么？难道认为是大和民族的人种优于汉民族优于中华民族？不然，什么人站出来给个合理解释！
你说中国现在搞的这套好，可还要全世界的人们相信啊。人类社会已经证明：没有宪政，就没有现代国家；不实行宪政，就称不上现代国家。一个连被称作现代国家资格都没有的社会好个什么好！这种“梦”做下去，会做成什么样？
就因为1978年后多多少少学了一点西方（有些花岗岩脑子的人至今不肯承认），大多数国民有饭吃有衣穿，国家也没对外“输出革命”，于是，就说自己“自信”这“自信”那，一连弄出几个自信，仿佛中国没有不自信的了。于是也就有理由反对别人不该对中国“说三道四”，不该批评中国。总以为只要中国承认别人好，别人也就不能说中国不好。什么逻辑！
本人常常觉得西方人真是太君子太讲礼貌了，不然，他们完全可以说一句：你们有啥好自信的，不就是向我们学习，然后往正路上走了一点吗？难怪连昔日的“老大哥”都嘲笑我们有些人，自己光着屁股，却还在那指责俄罗斯的裤子拉链没拉好。
三
毋庸置疑的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当政者总是有意无意在挑战人类现代文明，让世界上很多皈依民主自由实行宪政的国家特反感。对此，一张口就可代表这个国家的人还很不高兴，很不理解。有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那些已经实现了高度文明的人们跟我们一些人的思维就是不一样。
其实，这就好比现在有很多国民并没招惹政府，更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是和平散步，只是无声地在街头打出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甚至只是约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去城市的某个饭馆一起吃个饭，或者提倡公民运动，这样，政府就不乐意，就要想办法百般刁难，有时甚至还要抓人。请问：相比之下，你说哪种情形更令人担忧？哪种情形更容易引起全世界人们的反感？是国民和平散步、无声要求公开官员财产、以及三五好友聚餐、甚至只是提倡公民运动对人类文明进步破坏性大呢，还是反对讲普世价值、反对讲公民权力、反对讲新闻自由对人类文明破坏性大呢？中国有句老话，叫将人心比自心。还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难道有些人的心与大多数中国人以及那些比我们文明发达的国家的人们的心长的就是不一样？
你当然会说，一群人街头散步是有政治意义的；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有可能引起社会动荡；而有些人约在同城一起吃饭，那是一种政治聚会；提倡公民运动，对眼前这个政权是个威胁。就算你说的这些是吧。那么我就请问，这些行为哪一条违反了中国现有法律？法律上有不许国民集体散步吗？法律上有不许公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吗？法律上规定了什么人不能在一起吃饭吗？法律上规定了不能提倡公民运动吗？我们不是天天吆喝着依法治国吗？像现在这样搞法，你依的是哪门子法？治的又是什么国？既然你们连这些都干涉，又为何反感世界上有人不该担忧你们要搞与人类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那一套”呢？联合国是不是也该阻止你们啊？
有些人至今没弄明白，西方国家，或说那些政治制度比我们要文明进步的国家看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看北朝鲜。近日大家都知道了，北朝鲜又明文规定金氏家族世袭政权，并防止自由主义生活方式通过中国或韩国等管道流入到他们这个独裁地区。这一切让今天的中国人看了，感到是多么地可笑，多么地愚蠢。
然而且慢，回过头去看看，我们的文革，我们过去几十年与今天北朝鲜这个国家的所作所为又有多大区别呢？就是眼下，中国人现在看北朝鲜，不就像现在西方那些早已实行宪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看我们吗？
然而，现在可以代表整个中国的人竟然还是不肯否定1949年后的前三十年，甚至不承认前一个三十年是让中国人民痛苦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绝不想要的三十年，是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国家政府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三十年！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那些知识份子心甘情愿地不想要自由。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百姓就喜欢受苦受难。
我不相信1949年后的全体中国人民就想要过那种猪狗不如的生活（我所知道的河南东南部山区里当年有的人家穷得连裤子穿都没有，要这样的“翻身解放”干什么！）。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算起，倘若倒退二十年，又如果有“后悔药”，我有理由怀疑无数的进步青年还会往延安跑，无数的人民还会那么支持后来的执政党。这一点，只要看过原人民文学主编韦君宜的《思痛录》，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我们不是一张口就会利用孔子的话指责某超级大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现在是资讯时代，强调全球一体化，强调地球村，你如果反对别人不该对你的那些做法有看法，你也就不该干涉你的国民正常的自由。这里虽然有个“内政”问题，可逻辑和道理是一样的。
当有人把没有“输出革命”算作理由，就可以指责西方国家时，为什么就不想想又有什么理由干涉自己的同胞不该正常上访，不该和平散步，不该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不该同城聚餐，不该提倡公民运动呢？难道直到今天还在信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快收起来吧，否则是行不通的。只要人民不愿意，有些人的那一套，是不可能搞起来的。
当然，有人还会说，自己所说所做的这一切，都来自那几个“自信”。可有人知道吗？人类历史在证明着自信对人类进步所起作用的同时，也还证明着人类中有些人的自信，实在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敌。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上卷》中还告诉我们：“有人可能提出，人是可以受适当的训练而获得政治智慧的。但是问题跟着就来了：什么是适当的训练？而这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有党派性的问题。因此，找出一群‘有智慧’的人来而把政府交托给他们，这个问题乃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要拥护民主制的最终理由。”（第147页）又说，“关于政治事物是很难知道谁是最有技术的；并且也很难有把握说，一个政治家一定能把他的技术用之于公共的利益，而不用之于他个人的利益、或他的阶级的党派的或宗派的利益。”（第155页）而柏拉图在《法篇•第三卷》借雅典人之口更是说道：“人类不断地想像自己做出了某些伟大的发明，以为只要知道使用它的恰当方式，无论什么样的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柏拉图全集》第441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而现在中国有些人，就是因了某种莫名其妙的自信，就觉得可以走出一条与人类先进文明不同的道路，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就是要坚持，再坚持，可怜就可怜了中国人民。
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有些人的自信是唬人、是自欺欺人。真正的自信，第一，绝不排斥仅仅是因为自己不喜欢的东西；第二，绝不害怕甚至欢迎不赞成自信这一套的人们提出批评意见。可我们有些人不是。甚至动用国家机器来反对与他们思想观点不同的同胞。
这是何等地不堪啊！
2013年8月25日
※公民社会亦称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人类逐步乃至最大限度摆脱政府压迫的一种可行形式。一个国家，从其市民社会程度的高低可以判断这个国家和人民的民主自由的程度。一个社会，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只有当人民实在需要出手帮一把时，政府才起作用，除此之外，一切都由市民社会自己处理。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或者再早一些，国外就有人研究中国近代史中是否曾出现过“市民社会”的影子。研究的结果，19世纪下半期确实出现过，比如在（今日武汉的）汉口、广州、上海等城市，尽管当时那种市民社会与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还有着一定的差别。从这一点来说，二十世纪，特别是1949年后，中国社会就是一次历史的大倒退。到了文革前，也就是在本人记事时（大约在1962年～至1965年春），还可看到和听到有提着筐子走街串巷吆喝着卖麻花、糖糕、油条、包子之类的情形；而到了文革，这些都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彻底消失了！先前一点市民社会的影子一扫而光。'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