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8日讯】 86．雷锋
提起雷锋，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仅如此，雷锋在大陆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锋精神”，成了共产邪教主义的人格样本。
跟许许多多受中共蒙蔽的大陆同胞一样，从小到大，笔者从未怀疑过雷锋事迹的真实性，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方才觉悟自己上当了。
一
启发笔者的首先是近年来披露的当年雷锋照片的拍摄真相。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见《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 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雷锋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呢？
据报导，曾经有四位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大陆媒体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姑且不论这些事迹的真实程度，即使它们全都是真实的，“补拍”这种方式也明显有违照片的真实性原则，何况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还很令人怀疑呢？！
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是张峻。当时，他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放大成忠于毛泽东的最直观影像。张峻说:“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一看，就非常遗憾，雷锋左手拿书是从方向盘里套过来的，看上去很别扭。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可见，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二
不仅照片，有关雷锋的其他宣传材料也带有明显的创造痕迹。如所谓的《雷锋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时期按不同需要而编造和修改的，可谓漏洞百出，其中疑点最大的是雷锋的死亡经过。
1962 年的一天，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被电线杆子砸在头部，伤势过重，大脑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大家熟悉的《雷锋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写。我们都相信了。然而这个故事却欺骗了中国人民40 年。
最早听到的异议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在军队管理汽车的人愤愤不平地讲，雷锋是找死，他是渎职。一个指挥倒车的人应该站在最佳位置，应该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么让自己指挥的汽车撞倒电线杆子，而且还把自己压死了，可能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开小差吗？
在网上有另一个声音：雷锋真的是这样的死的吗？一辆在倒车的车的力应该不至于推倒电线杆，这么大的力，司机在车触到电线杆的时候肯定有感觉的。还有电线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电线杆埋得很深的。现在不是经常有车撞到电线杆，结果车毁了，电线杆还是无事，所以电线杆被撞倒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话，要被压死，只有电线杆被撞断，可是学过力学的都知道，在有电线在上面拉住的情况下，雷锋至少还有 5秒的时间反应，不可能就这样被压死。
更多的人开始清醒：雷锋的职业是司机，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挥另一司机倒车，结果车撞在电线杆上，他自己也横尸当场。在这起事故中，雷锋对自己的失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因为他很快成了人们的榜样，榜样又被强行规定必须是白玉无瑕的。雷锋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个损坏国家财产的犯人。然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哪？！因为共产党喜欢 “造神”。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那些当年编造《雷锋故事》的有心人又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本新版《雷锋的故事》修改了这个结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 “向左，向左…… 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虽然进行了改编，可是漏洞还是有，没有办法，一个参与过创作《雷锋的故事》的军队摄影记者张峻又出来圆场，这回是亲自现身在以造谣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他说： “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导和解说雷锋之死时都有错误： “8月15 日上午10点半（注意：时间改了），从外地运了服装回来，回来以后，这车需要保养了，（注意：开始八股式的文艺创作了）那么雷锋就跟连长提出来，我们自己保养，这个时候雷锋想锻练一下乔安山，让乔安山开着车到车厂去。我们那个营房，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中间有个道，门这块儿有两个杆子，实际也当门，是晒衣服的，不是电线杆子，现在外头报导，雷锋的故事也好，写的也好，电影也好，《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都是这么粗的一个电线杆子，实际不是电线杆，就是这么一个方木杆，很细的一个杆子，就这么高，（乔安山）开上车以后，他告诉雷锋这不行，这弯拐不了，你赶快过来，雷锋说开呀，往前走，这时候就熄火了，他说走走，赶快走啊，不是往后退，现在传了 40年都是倒车，不是倒车，是往前开车，那么雷锋就在这儿，在车底下指挥他，走啊走啊，乔安山一加大油门一下就走了，这个杆子打在雷锋右太阳穴上，打完以后，乔安山开车走了（注意：车撞了东西，一个职业司机还不知道），到洗车厂了，班长哪儿去了，有个新兵就喊，雷锋叫车轧了，实际不是轧了，是杆子打了，连长就出来了，乔安山赶快就回来了，就抱着雷锋，这时候雷锋不省人事了，也没说话，血往下淌， ……”
一个人的死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改来改去，还在全国各地传播，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编故事。这也就是《雷锋的故事》的编写过程，不断完善，然而编造的就会有漏洞！
三
按理讲，日记属于比较私人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瞎编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规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适用的，所谓的《雷锋日记》也是中共为了包装雷锋的需要而编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虚假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下面便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如何 “艰苦朴素” 的。
在《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我班的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在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拾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小气鬼，我说：“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牙膏皮可以卖钱，人都穷成那分了，谁舍得丢牙膏皮。还有，在那个年代使用“消毒”这个词显然像是作报告时的用语，而不是一个文化不高的雷锋的日记中应该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抓“反革命”的。
日记中提到，某天，从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雷锋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于是雷锋就认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帐本。”
“你把记帐本拿出来看看！”
雷锋翻开记帐本，他认为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并且，他认为那个人神色慌慌张张，言行可疑，就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上级，上级派人把那人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雷锋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许多疑点，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队的驻地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陌生的人靠近部队的营房，哨兵都干什么去了？！，咋就那么巧被雷锋发现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个“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胆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到处转，还做记录，还跟别人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 这好像不符合常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雷锋的日记是如何写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锋小学都没有读几年，因此有着非常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不像知识份子，书读多了，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但仇恨并不能化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产生。你看雷锋日记，排比句那么多，我想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创作出来。现在也有文字透露了当初雷锋日记是如何出炉的，原来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难怪现在市面上不太见“雷锋日记”这本书了，当年发行量可是仅次于毛选。
四
还有一件事更具讽刺意义！
中共的宣传说，雷锋出身贫寒，所以特别珍惜毛主席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袜子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丢弃。他总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在雷锋的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好些时髦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么概念呢？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与现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孩天天吃酸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买高档化妆品，你能说这女孩是艰苦朴素吗？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中共宣传的雷锋与真实的雷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后者为原形，按照当年的政治需要，经过反复改编、拔高、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假典型。
有人把这种造假手段称之为“正搞”。“正搞”是相对于“恶搞”而言，如果说“恶搞”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么“正搞” 则正好相反，它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中共塑造的雷锋形象就是一个“正搞”的典型。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其实，‘正搞’雷锋，归根结底是为了“正搞”人民。搞到几亿人傻头傻脑地把作秀当真。” （未完待续）
提起雷锋，中国人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在中共塑造的众多“英雄人物”中，他的知名度最高。不仅如此，雷锋在大陆其实已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成了一个典型的政治概念——“雷锋精神”，成了共产邪教主义的人格样本。
跟许许多多受中共蒙蔽的大陆同胞一样，从小到大，笔者从未怀疑过雷锋事迹的真实性，直到最近看了一些资料，方才觉悟自己上当了。
一
启发笔者的首先是近年来披露的当年雷锋照片的拍摄真相。
雷锋给人们的印象是如此的亲近生活，同时又是完美无瑕、形象照人，这与图片的宣传作用是分不开的。《雷锋照片背后的故事》（见《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一文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在雷锋短暂的22岁生命中，拍过的照片有六七百张。一个普普通通的解放军战士，在那个年代能拍这么多照片是罕见的-----可以说，1949年以来，通过影像传播给中国公众带来影响的人物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可能就是雷锋。” 那么，这些广为流传的雷锋照片究竟是如何拍摄出来的呢？
据报导，曾经有四位美联社记者，专门到抚顺雷锋纪念馆采访，他们指着雷锋给伤病员送月饼、扶送大娘的照片说：雷锋做好事是自发的还是被迫的，为什么雷锋做好事还有照片，这是不是“导演”出来的？这个问题提的很有针对性。
大陆媒体披露，当年为雷锋拍照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位叫张峻，他给雷锋拍过223张照片，很多有影响的照片都出自他手;另一位叫季增，他给雷锋拍的照片也有200多张，在雷锋入伍到牺牲的953天的时间，他平均每4天就给雷锋拍摄一张照片。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后来传世的雷锋照片，几乎很少有抓拍的，绝大多数都是他们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和上级指示创作的。在这些照片中，有一部分是拍摄者根据当年流传的经过加工的雷锋事迹“补拍”的。姑且不论这些事迹的真实程度，即使它们全都是真实的，“补拍”这种方式也明显有违照片的真实性原则，何况这些事迹的真实性还很令人怀疑呢？！
更多的照片则是拍摄者或冥思苦想，或灵机一动，“摆拍”与“导演”出来的。
在汽车驾驶室里读《毛选》是雷锋传世照片中十分有名的一幅，它的导演兼拍摄者是张峻。当时，他想拍一张雷锋把毛泽东思想当成精神食粮和前进方向的照片，构思了很久，一直没有灵感。一次，他在看雷锋修车，突然来了灵感，便对雷锋说，赶紧坐到驾驶室里，让雷锋拿出《毛选》，就这样，一张具深远影响力的《粮食•武器•方向盘》就这样诞生了，这张照片后来在“文革”期间被放大成忠于毛泽东的最直观影像。张峻说:“照片洗出来之后，我一看，就非常遗憾，雷锋左手拿书是从方向盘里套过来的，看上去很别扭。后来由于工作比较忙，也没有再重新去拍这张。”
季增回忆当年他给雷锋摆拍的经过时说，一次，“《解放军画报》记者吴加昌来采访雷锋，回去后他写信说缺少一张破题的照片，让我拍一张能表现雷锋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和他职业特点的照片，我就反复想怎么拍。正好运输连进来一辆‘解放牌’汽车，有天早上，我让连长把车弄好，让雷锋用被地主婆砍了三刀的手去擦车，一共拍了七八张，很多人都是通过这张照片认识雷锋的。”
有一张雷锋握着冲锋枪，戴着棉帽站在一排树前面的照片十分出名，可以说是雷锋形象的代表作，也是摆拍的，摄影者叫周军。雷锋是工程兵，根本就没有冲锋枪，很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开过冲锋枪。摄影师跟人借来了棉帽子和枪，一张虚假的照片就这样产生了。更有甚者，雷锋去世后，为了能把雷锋的形象树立得更高大完美，他背后的那排枯树又被换成了黄山的迎客松。
据张峻和季增回忆，对于他们的导演和摆拍，雷锋当年不仅积极配合，而且很擅长按别人的意图去摆姿势。
面对人们对这些照片的质疑，张峻说:“没有办法，当时的历史条件就是那样”。“领导这么要求，我们必须那样做。”
可见，绝大多数传世的雷锋照片都是程度不同的造假之作，都是当年政治需要的产物！
二
不仅照片，有关雷锋的其他宣传材料也带有明显的创造痕迹。如所谓的《雷锋的故事》，就是在不同时期按不同需要而编造和修改的，可谓漏洞百出，其中疑点最大的是雷锋的死亡经过。
1962 年的一天，雷锋在指挥战友倒车的时候，被电线杆子砸在头部，伤势过重，大脑溢血，停止了呼吸。雷锋终于实现了他为“ 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踏上了不归路。 这是大家熟悉的《雷锋的故事》里的一段描写。我们都相信了。然而这个故事却欺骗了中国人民40 年。
最早听到的异议发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在军队管理汽车的人愤愤不平地讲，雷锋是找死，他是渎职。一个指挥倒车的人应该站在最佳位置，应该站在看得最清楚的位置，怎么让自己指挥的汽车撞倒电线杆子，而且还把自己压死了，可能吗？他当时在干什么？他不是在开小差吗？
在网上有另一个声音：雷锋真的是这样的死的吗？一辆在倒车的车的力应该不至于推倒电线杆，这么大的力，司机在车触到电线杆的时候肯定有感觉的。还有电线杆是倒下？不太可能的，电线杆埋得很深的。现在不是经常有车撞到电线杆，结果车毁了，电线杆还是无事，所以电线杆被撞倒几乎不可能。这样的话，要被压死，只有电线杆被撞断，可是学过力学的都知道，在有电线在上面拉住的情况下，雷锋至少还有 5秒的时间反应，不可能就这样被压死。
更多的人开始清醒：雷锋的职业是司机，事故发生的前一刻他正在指挥另一司机倒车，结果车撞在电线杆上，他自己也横尸当场。在这起事故中，雷锋对自己的失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没有人去追究这个事情的细节，因为他很快成了人们的榜样，榜样又被强行规定必须是白玉无瑕的。雷锋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肇事者，是一个损坏国家财产的犯人。然而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烈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哪？！因为共产党喜欢 “造神”。
然而故事还没有完，那些当年编造《雷锋故事》的有心人又开始出来活动了，一本新版《雷锋的故事》修改了这个结尾：1962年8月15日上午8点多钟，细雨霏霏，雷锋和他的助手乔安山驾车从工地回到驻地。他们把车开进连队车场后，发现车身上溅了许多泥水，便不顾长途行车的疲劳，立即让乔安山发动车到空地去洗车。经过营房前一段比较窄的过道，为安全起见，雷锋站在过道边上，扬着手臂指挥小乔倒车转弯； “向左，向左…… 倒！倒！”汽车突然左后轮滑进了路边水沟，车身猛一摇晃，骤然碰倒了一根平常晒衣服被子用的方木杆子，雷锋不幸被倒下来的方木杆子砸在头部，当场扑倒在地，昏过去……
虽然进行了改编，可是漏洞还是有，没有办法，一个参与过创作《雷锋的故事》的军队摄影记者张峻又出来圆场，这回是亲自现身在以造谣为己任的中央电视台，他说： “电影《雷锋》、《离开雷锋的日子》，以及《雷锋的故事》等文学作品，在报导和解说雷锋之死时都有错误： “8月15 日上午10点半（注意：时间改了），从外地运了服装回来，回来以后，这车需要保养了，（注意：开始八股式的文艺创作了）那么雷锋就跟连长提出来，我们自己保养，这个时候雷锋想锻练一下乔安山，让乔安山开着车到车厂去。我们那个营房，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中间有个道，门这块儿有两个杆子，实际也当门，是晒衣服的，不是电线杆子，现在外头报导，雷锋的故事也好，写的也好，电影也好，《离开雷锋的日子》也好，都是这么粗的一个电线杆子，实际不是电线杆，就是这么一个方木杆，很细的一个杆子，就这么高，（乔安山）开上车以后，他告诉雷锋这不行，这弯拐不了，你赶快过来，雷锋说开呀，往前走，这时候就熄火了，他说走走，赶快走啊，不是往后退，现在传了 40年都是倒车，不是倒车，是往前开车，那么雷锋就在这儿，在车底下指挥他，走啊走啊，乔安山一加大油门一下就走了，这个杆子打在雷锋右太阳穴上，打完以后，乔安山开车走了（注意：车撞了东西，一个职业司机还不知道），到洗车厂了，班长哪儿去了，有个新兵就喊，雷锋叫车轧了，实际不是轧了，是杆子打了，连长就出来了，乔安山赶快就回来了，就抱着雷锋，这时候雷锋不省人事了，也没说话，血往下淌， ……”
一个人的死这么大的一件事、这么严肃的事情就这样被改来改去，还在全国各地传播，为什么要改呢？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就是要编故事。这也就是《雷锋的故事》的编写过程，不断完善，然而编造的就会有漏洞！
三
按理讲，日记属于比较私人的东西，不应该有什么瞎编的可能性，但是这个规律在中共那里也是不适用的，所谓的《雷锋日记》也是中共为了包装雷锋的需要而编造的，其中的漏洞和虚假的痕迹同样随处可见，下面便是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如何 “艰苦朴素” 的。
在《雷锋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有一次我班的一个战友买回一个新牙刷，他把那个旧的丢在地上，我看到那个旧的比我的还好，就从地上拾了起来，经过消毒，我就自己使用。当时那位战友说我是小气鬼，我说：“这个牙刷很好哇，还可以继续使用，为了节约嘛！”同时我还到处捡牙膏皮子，因为牙膏皮子里面还有剩下的牙膏，把它挤出来装在一个瓶子里自己使用----
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牙膏皮可以卖钱，人都穷成那分了，谁舍得丢牙膏皮。还有，在那个年代使用“消毒”这个词显然像是作报告时的用语，而不是一个文化不高的雷锋的日记中应该出现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关于雷锋抓“反革命”的。
日记中提到，某天，从雷锋所在部队驻地的一座大山上，下来一个磨剪刀的人。他在部队的屋前屋后转来转去，鬼鬼祟祟地像要找什么东西似的，不一会又拿出本子记下什么。
雷锋发现他在一家门前磨剪刀，还一边问老乡：“此地驻有多少军队？”另外还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于是雷锋就认为他非常可疑，就上前盘问那个磨剪刀的人。
“你从哪里来？”
“河北。”
“干什么的？”
“磨剪刀的。”
“有什么证明？”
“没有。”
“你身上带了些什么东西？”
“五六十元钱，一个记帐本。”
“你把记帐本拿出来看看！”
雷锋翻开记帐本，他认为发现了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并且，他认为那个人神色慌慌张张，言行可疑，就把这件事立刻报告了上级，上级派人把那人送到当地公安局。后来，公安局的同志打电话告诉雷锋说：“那个磨剪刀的人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从这篇日记中，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许多疑点，第一，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部队的驻地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地让陌生的人靠近部队的营房，哨兵都干什么去了？！，咋就那么巧被雷锋发现了，如果事实如此的话，那个“反革命”是否也太大胆了，居然明目张胆地到处转，还做记录，还跟别人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 这好像不符合常规。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问，雷锋的日记是如何写成的呢？大家都知道雷锋小学都没有读几年，因此有着非常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对地主有着深仇大恨（不像知识份子，书读多了，对阶级敌人恨不起来）。但仇恨并不能化为文字，好的文字需要一定的训练才能产生。你看雷锋日记，排比句那么多，我想就是大学本科毕业生也未必能创作出来。现在也有文字透露了当初雷锋日记是如何出炉的，原来是解放军报的编辑记者在一个月内奉命集体创作的成果。难怪现在市面上不太见“雷锋日记”这本书了，当年发行量可是仅次于毛选。
四
还有一件事更具讽刺意义！
中共的宣传说，雷锋出身贫寒，所以特别珍惜毛主席给他带来的幸福生活。穿破了的袜子是补了又补，舍不得丢弃。他总结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但在雷锋的遗物中，人们却发现了好些时髦高级商品，其中有一块梅花牌手表。梅花牌手表是什么概念呢？雷锋当时的工资是每月8元，而梅花表价为200元以上。换句话说，雷锋把两年多的工资全都积攒了下来买了这块梅花表，这与现在的月光族女孩把钱都花在化妆品上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女孩天天吃酸菜，为的是省下钱来买高档化妆品，你能说这女孩是艰苦朴素吗？
总之，从各方面来看，中共宣传的雷锋与真实的雷锋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以后者为原形，按照当年的政治需要，经过反复改编、拔高、加工塑造出来的一个假典型。
有人把这种造假手段称之为“正搞”。“正搞”是相对于“恶搞”而言，如果说“恶搞”是嬉皮笑脸地搞，粗制滥造地搞，搞完了还要让你知道，这是搞过的，而且连搞的是什么都要让你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知道，那么“正搞” 则正好相反，它是一本正经地搞，认认真真地搞，搞完了让人看不出痕迹，让人不知道这东西已经被搞过。中共塑造的雷锋形象就是一个“正搞”的典型。试问千千万万敬仰雷锋的中国人：你们可曾看出痕迹，看出“这东西已经被搞过”？
正如一位作者所言：“其实，‘正搞’雷锋，归根结底是为了“正搞”人民。搞到几亿人傻头傻脑地把作秀当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