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9日讯】 92．刘少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地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
刘是毛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要把这样一个地位仅次于自己的领袖人物清除出政治舞台，当然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无法对全国人民交代。毛当年给出的理由是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问题是刘少奇走的真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么？执行的真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乎实际的答案，就必须对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早年，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两人先后都加入了中共。在遵义会议上，刘是毛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了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译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可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刘少奇为毛泽东最终奠定并坐稳党内独裁者的地位做出了他人无可比拟的贡献，立下了 汗马功劳，毛因此对刘十分信任，在七大选举的中共领导中，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二位（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建制后，毛又将刘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前，毛刘二人关系十分默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两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渐渐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彼此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出现了裂痕。比如，在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刘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曾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中共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到中共“八大”以后，两人的看法却出现了分歧。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类似这样的分歧还有不少。但这种分歧的性质并非像毛泽东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是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事实上，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毛泽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走的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如此，有时候刘甚至比毛表现得更激进。
如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回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宣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宣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再者，刘少奇固然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开“文革”序幕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个通知发出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到8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档，点了近两百个中共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如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就是刘少奇点的。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扬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了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1949年后，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直到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还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事情源于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事情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即兴的临场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不无刺激，令毛泽东十分不快。
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中共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总之，在中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为党的“二把手”的刘少奇竟然公开间接批评毛，而且是在事先没有向毛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一向独断专横的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难想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武汉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其实哈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雪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发展到了公开争论的地步。
会前，毛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曾劝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共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元老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暍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愈来愈深的裂痕与矛盾，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显然，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从以上事实来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其实质是伴随着党内观点之争而来的权力冲突，说的更明确些，其实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挑战与威胁和毛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回击。说到底，毛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并非是因为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由于他认定刘少奇与自己有二心，会像赫鲁雪夫那样在他死后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动干戈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所谓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说辞，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将二人之间的观点分歧无限上纲后编造出来的“政治帽子”。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这种谎言可以说是胜利者所惯用的手段之一。 （未完待续）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地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及其追随者。
刘是毛亲手选定的接班人、中共第二号人物和国家主席，要把这样一个地位仅次于自己的领袖人物清除出政治舞台，当然得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否则无法对全国人民交代。毛当年给出的理由是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但问题是刘少奇走的真是一条资本主义道路么？执行的真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要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合乎实际的答案，就必须对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做一番简要的历史回顾。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出生在中国湖南省宁乡县的花明楼村。这里距离五年前毛泽东出生的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还不到10公里。早年，刘少奇曾与毛泽东在同一所中学就读，后来两人先后都加入了中共。在遵义会议上，刘是毛坚定的支持者之一。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历史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将“毛泽东思想”明确写入了党章，并提出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译东思想作为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可以说，在中共夺取政权前，刘少奇为毛泽东最终奠定并坐稳党内独裁者的地位做出了他人无可比拟的贡献，立下了 汗马功劳，毛因此对刘十分信任，在七大选举的中共领导中，刘少奇名列中央五大书记第二位（依次为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同年抗日战争结束，在毛泽东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谈判期间，刘少奇在延安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共建制后，毛又将刘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如果说在夺取政权前，毛刘二人关系十分默契的话，那么在此之后，两人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上却渐渐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彼此的关系也开始慢慢出现了裂痕。比如，在关于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谁是中心、谁是主要矛盾的问题上，毛刘的看法就十分相左。
关于夺取政权以后的主要任务、中心工作，毛泽东与刘少奇的观点曾是完全一致的。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曾指出，中共在城市、在老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中心工作”，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刘少奇也持同样的观点。但到中共“八大”以后，两人的看法却出现了分歧。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随着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说：“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反复审阅定稿的。大会结束前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批准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明确概括，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判断与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也与刘少奇的观点相吻合。然而，八大闭幕不久，毛泽东便对《决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产生了疑问。据王光美回忆，在八大结束后的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党的八大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刘少奇十分震惊，答道：“呦，《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特别是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完全动摇了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判断的支持。1957年10月9日，他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时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类似这样的分歧还有不少。但这种分歧的性质并非像毛泽东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是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他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事实上，毛刘之间的分歧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意见分歧，根本就不存在所谓刘少奇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毛泽东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走的也是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如此，有时候刘甚至比毛表现得更激进。
如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回应，坚决贯彻。1963年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年8月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宣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说：“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宣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回答说，“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再者，刘少奇固然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但这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和开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揭开“文革”序幕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这个通知发出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6月到8月，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档，点了近两百个中共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如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就是刘少奇点的。刘少奇在1966年6月27日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扬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回首当年，“文革”中所谓的和毛泽东誓不两立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际上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正如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所分析的那样，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了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在毛泽东的心里，他耿耿于怀的始终是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不能被人有稍微触犯的‘龙颜’--这才是所谓的毛刘‘重大分歧’的实质。”
1949年后，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意见分歧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直到1961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还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他说：“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事情源于刘少奇在中共“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突然袭击”。
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中国有史以来一场最大的持续了三年的饥荒，三、四千万人的无辜死亡，使下至老百姓，上至高级官员怨声载道。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共七千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向大会提交书面报告。这个报告是由刘少奇、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没有念事先起草好、并已印发大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而是对报告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作说明，实际上是另作了一个口头报告。事情就出在口头报告中。刘少奇的口头报告提纲虽然经过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但刘少奇在1月27日做口头报告时有许多即兴的临场发挥，有些提法、判断毛泽东事先并不知晓；有些话不无刺激，令毛泽东十分不快。
比如刘少奇说，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无疑是对大跃进的严厉批评。又比如刘少奇在谈到错误和成绩的比例时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刘少奇的这些话，在当时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很有刺激性。因为在中共党内，首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的关系的恰恰是毛泽东，而且是经常这样讲。现在刘少奇说“不能到处这样套”，这在客观上就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况且他是在那样一个场合讲的，可以说是在全党面前。毛泽东的心情可想而知。再比如关于造成困难局面的原因，刘少奇说有天灾，也有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人祸。二者哪个是主要的呢？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具体分析。他说，有些地方工农业减产，天灾是主要的；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些话突破了毛泽东的估计，毛泽东听了自然不会高兴。还比如，刘少奇在讲到“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时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虽然从字面上看是讲三面红旗“现在都不取消”、“继续保持”，但言外之意无疑是说这些东西有问题，只不过有些问题一时还看不清，等过5年、10年再“做出结论”。这些话，对于把“三面红旗”看得很重很重的毛泽东来说，当然不顺耳。
总之，在中高级干部大会上，作为党的“二把手”的刘少奇竟然公开间接批评毛，而且是在事先没有向毛通报的情况下，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一向独断专横的毛泽东的刺激之大之深自然不难想知。
“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去武汉了。１９６２年２月和５月，刘少奇先后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称“西楼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五月会议”），鉴于国民经济处于非常时期，确定了经济调整的方案，刘少奇同意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的意见，主张“要退够”，凡是超过现实可能性的都要退，分田单干不好说，包产到户还是可以的。
六月下旬，毛回到北京，很快即通知刘少奇见面。刘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游兴正浓。刘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在池子里声色俱厉地质问刘：“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刘一惊，似觉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起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毛说：“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都显得有些动感情，毛淤积在心的不满倾泻而出，刘也要一吐而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据刘少奇的儿子刘源说，刘少奇以为在游泳池的这番谈话，已经化解了毛泽东的不满，取得了毛对实行调整举措的谅解，因而如释重负。其实哈恰相反，这次谈话非但没有化解毛的心结，反而大大激化了矛盾。毛本来就是一个十分记仇的人，特别是“人相食，要上书的”那番话更是重重地剌中了毛的心病，他由此认定刘少奇居心叵测，就是要像赫鲁雪夫那样在他身后作秘密报告，从政治上清算他。
更让毛泽东不安的是，刘少奇在党内各级干部中的威望大有超过他之势，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蹲点的问题上，毛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毛着实领教了刘的厉害，心里很不是滋味。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５日至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多月的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就是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矛盾骤然激化，发展到了公开争论的地步。
会前，毛已经为刘在动员党内领导干部下去指导四清运动的问题上讲话比他管用而憋了一肚子火，在小范围的会议上大发了一通，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出于照顾毛泽东身体的好意，会前，主管会务工作的邓小平曾劝毛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这下又惹怒了毛。接下来，毛在会上讲话中强调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毛讲话时插话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结果两人当场顶了起来，会场上的气氛相当紧张。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撞自己大为光火，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二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甚至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1964年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71岁生日。晚上，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请部分中共领导、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一些劳模、科学家吃饭，过生日。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他让钱学森、陈永贵、邢燕子、董加耕等人和他坐在一桌，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往常在这种场合，毛泽东总是谈笑风生。这一次却是一脸严肃。席间，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他说，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接着便十分严厉地指出：“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宴会的气氛可想而知。据参加了这次宴请的薄一波回忆说：“席间鸦雀无声。”
不仅如此，自觉颜面大失的毛还执意要让刘少奇检讨认错，示意陶铸、谢富治等人前去“做工作”，施加压力。但刘少奇一开始相当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弄得毛一时下不了台。
最后，还是由周恩来出面做工作，施展其擅长调解党内矛盾的本事，从中和稀泥，才打破僵局。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元老出面做劝说工作，要他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只好顾全大局，被迫暍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周恩来的调解虽然暂时化解了这场风波，却无法弥合毛、刘之间愈来愈深的裂痕与矛盾，而且这种明显“拉偏架”的做法和党内一边倒的形势，使得毛泽东更加无所顾忌，自认有“理”而不肯善罢甘休。在随后召开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当刘少奇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毛非但没有表示和解之意，反而当场顶了回去，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年12月18日，当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问他是在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答道：“那就早咯。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显然，在那时毛泽东就已下定了打倒刘少奇的决心。
从以上事实来看，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对立，其实质是伴随着党内观点之争而来的权力冲突，说的更明确些，其实是刘少奇对毛泽东独裁地位的挑战与威胁和毛对这种挑战与威胁的回击。说到底，毛之所以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并非是因为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由于他认定刘少奇与自己有二心，会像赫鲁雪夫那样在他死后否定他，故此方才要大动干戈地置刘少奇于死地。所谓刘少奇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等等说辞，不过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将二人之间的观点分歧无限上纲后编造出来的“政治帽子”。在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中，这种谎言可以说是胜利者所惯用的手段之一。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