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8日讯】“我坚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它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不信，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智商不如猪，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为了兑现去年元旦在微博上发的这个赌咒，中国大陆法学史的领军人物，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于2014年1月1日，由妻子和爱犬陪伴，在西湖边爬行近两小时（中有停息），掌膝渗血践约。他说“故意到一个很荒凉、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有意不让有关方面感觉到敏感”。有路人问是什么健身法？他回答“公民脊椎保健法”。
范教授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坦言，当初有那个预想是“因为充满希望”，有“过高期望”，而今发觉“太天真了”。此举“一是自我惩罚，二是履行诺言”，“不是表示对别的任何人的抗议”，他认为那样“不符合我们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但也“多多少少有一种提醒同胞们注重这个事情的意思在里面”。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国家的公民，最后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建议，表达一种谏言，那还是很悲哀的，因为没有其它任何方式说，没有机会，没人理睬”。
在回答记者“您不怕别人说您这样做是作践自己丧失尊严？”的问题是，范忠信讲：“如果说连全世界公认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廉政措施，在我们这个国家都不能实现的话，那我们这些所谓的公民，所谓的国家主人，你不想作践自己，不也是天天作践自己吗？”即使如此，他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表示至今仍然“谨慎的乐观”。
显然，这是中国大陆还没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悲哀的写照。这一幕悲剧，在而今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的情况下，使很多人倍加感到悲凉。明知“天天作践自己”，却把这种在红色恐怖下层层缩小画地为牢自律圈子的自我作践式的“自我保护”，当成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当成了“公民脊椎保健法”——尽管这话表面上本来是对路人的搪塞之言，而实际上“歪打正着”，它恰恰描绘出思想深受中共箝制和邪恶党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良心的痛苦挣扎方式：爬行式脊椎保健。
爬行式脊椎保健——这种屈服、妥协、苟且的良心挣扎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脊椎的不断萎缩和与地面的不断接近，知识分子整体的软骨化、花瓶化、边缘化、犬儒化，它同中共的邪恶与腐败的制度化、公开化、系统化，全民道德的不断下滑，社会风气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漩涡。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忠信教授的这一不敢出声的行为语言，客观上也不失为一种无声的控诉。可惜，这种控诉又实在太无力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光有红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同时还有恐怖洗脑的毒酒麻醉，以致使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明知“天天作践自己”， 仍然对中共红朝“谨慎的乐观”。
而这种“谨慎的乐观”，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生命赌局，只是不自觉而已。就是说，这等于在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命作陪葬赌注，押在了自己并不知道它气数已尽，正在遭受天谴，随时可能灭亡的中共邪党身上，是非常危险的。换言之，“爬行式脊椎保健”，实质上是中共邪灵的魔掌所设定的一个拉陪葬的陷阱。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太邪恶了！它邪恶得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尤其是远远超出了善良的人们的想像，而这个西来邪灵又特别善于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特别善于钻人们善良愿望的空子，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政党，而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的政教合一的邪教和流氓集团。
对此，流氓往往比知识分子更容易看穿。几年前，北京某拘留所里的一个牢头对刚进入牢房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说：“我告诉你，这里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天下！”那位知识分子开始还不以为然。后来发现，那儿正是中共红朝的缩影：牢头把持着牢房里的所有“资源”，包括被关押者家里送寄的钱（要换成牢房里面的专用券再用）、衣物。分饭菜，由牢头指派人掌杓，按其划分的等级分配。钱，不管谁家的，牢头全权支配。即使自己家里寄的衣物，自家的钱买的牙具、牙膏、手纸，牢头分给谁时，谁都得道谢。喝水、上厕所，都要向牢头请求和致谢。平时，牢头想打谁就打谁。牢头剥削人、打人、抽烟等违犯监规的事儿，谁要是泄露、举报，或者表示不满，更会惨遭疯狂的报复，包括通过警察上刑具。他看谁不顺眼，或者想拿谁开心，随时随地就处罚谁：体罚、毒打、侮辱。监牢里的“舆论导向”，牢头也是死抓不放。他想什么时候说话就什么时候开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叫谁说谁才能张嘴。否则，他就以破坏监规的罪名严厉打击。
那个牢头虽然不是恶党党员，但却是一个被中共这个邪教流氓集团毒化而成的党性十足的流氓。他说，“我在里边干的，跟共产党在外边干的，一样”。看，流氓是摸透了共产党的。只是有一点他没点明：他在里边干的，也是共产党教它干的（牢头大都是中共狱警从坏人堆里挑选出来的最邪恶之徒），支持他干的。
事实上，正如《九评共产党》所指，中共的骨干队伍就是流氓组成的。当年的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今天的镇压法轮功，打压维权人士和访民，依靠的主要打手也是这样的流氓、人渣，所以，才表现的特别邪恶，以至出现了活摘器官那样的“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的罪恶”。
底下如此，上层更是这样。“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九评共产党》）
可见，要结束“爬行式脊椎保健”，只有结束共产党的恐怖统治才有可能。这个问题，只要好好看看九评，就会清楚，三退是跳出“爬行式脊椎保健”陷阱的妙招：“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九评共产党》） **
为了兑现去年元旦在微博上发的这个赌咒，中国大陆法学史的领军人物，中国法律史学会执行会长、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范忠信教授，于2014年1月1日，由妻子和爱犬陪伴，在西湖边爬行近两小时（中有停息），掌膝渗血践约。他说“故意到一个很荒凉、很偏僻的地方”， “也是有意不让有关方面感觉到敏感”。有路人问是什么健身法？他回答“公民脊椎保健法”。
范教授在接受新唐人采访时坦言，当初有那个预想是“因为充满希望”，有“过高期望”，而今发觉“太天真了”。此举“一是自我惩罚，二是履行诺言”，“不是表示对别的任何人的抗议”，他认为那样“不符合我们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但也“多多少少有一种提醒同胞们注重这个事情的意思在里面”。而“作为国家的主人，作为国家的公民，最后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一种建议，表达一种谏言，那还是很悲哀的，因为没有其它任何方式说，没有机会，没人理睬”。
在回答记者“您不怕别人说您这样做是作践自己丧失尊严？”的问题是，范忠信讲：“如果说连全世界公认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廉政措施，在我们这个国家都不能实现的话，那我们这些所谓的公民，所谓的国家主人，你不想作践自己，不也是天天作践自己吗？”即使如此，他对中国今后的政治，表示至今仍然“谨慎的乐观”。
显然，这是中国大陆还没有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和流氓本性的那部分知识分子悲哀的写照。这一幕悲剧，在而今三退人数已经超过一亿五千万的情况下，使很多人倍加感到悲凉。明知“天天作践自己”，却把这种在红色恐怖下层层缩小画地为牢自律圈子的自我作践式的“自我保护”，当成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当成了“公民脊椎保健法”——尽管这话表面上本来是对路人的搪塞之言，而实际上“歪打正着”，它恰恰描绘出思想深受中共箝制和邪恶党文化毒害的知识分子良心的痛苦挣扎方式：爬行式脊椎保健。
爬行式脊椎保健——这种屈服、妥协、苟且的良心挣扎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脊椎的不断萎缩和与地面的不断接近，知识分子整体的软骨化、花瓶化、边缘化、犬儒化，它同中共的邪恶与腐败的制度化、公开化、系统化，全民道德的不断下滑，社会风气与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形成恶性循环漩涡。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忠信教授的这一不敢出声的行为语言，客观上也不失为一种无声的控诉。可惜，这种控诉又实在太无力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光有红色恐怖的阴影笼罩，同时还有恐怖洗脑的毒酒麻醉，以致使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明知“天天作践自己”， 仍然对中共红朝“谨慎的乐观”。
而这种“谨慎的乐观”，其实是某种程度上的生命赌局，只是不自觉而已。就是说，这等于在不自觉地用自己的生命作陪葬赌注，押在了自己并不知道它气数已尽，正在遭受天谴，随时可能灭亡的中共邪党身上，是非常危险的。换言之，“爬行式脊椎保健”，实质上是中共邪灵的魔掌所设定的一个拉陪葬的陷阱。
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共太邪恶了！它邪恶得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尤其是远远超出了善良的人们的想像，而这个西来邪灵又特别善于利用人们的善良愿望，特别善于钻人们善良愿望的空子，因为它不是一个一般的政党，而是一个披着政党外衣的政教合一的邪教和流氓集团。
对此，流氓往往比知识分子更容易看穿。几年前，北京某拘留所里的一个牢头对刚进入牢房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说：“我告诉你，这里是真正的共产党的天下！”那位知识分子开始还不以为然。后来发现，那儿正是中共红朝的缩影：牢头把持着牢房里的所有“资源”，包括被关押者家里送寄的钱（要换成牢房里面的专用券再用）、衣物。分饭菜，由牢头指派人掌杓，按其划分的等级分配。钱，不管谁家的，牢头全权支配。即使自己家里寄的衣物，自家的钱买的牙具、牙膏、手纸，牢头分给谁时，谁都得道谢。喝水、上厕所，都要向牢头请求和致谢。平时，牢头想打谁就打谁。牢头剥削人、打人、抽烟等违犯监规的事儿，谁要是泄露、举报，或者表示不满，更会惨遭疯狂的报复，包括通过警察上刑具。他看谁不顺眼，或者想拿谁开心，随时随地就处罚谁：体罚、毒打、侮辱。监牢里的“舆论导向”，牢头也是死抓不放。他想什么时候说话就什么时候开口，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叫谁说谁才能张嘴。否则，他就以破坏监规的罪名严厉打击。
那个牢头虽然不是恶党党员，但却是一个被中共这个邪教流氓集团毒化而成的党性十足的流氓。他说，“我在里边干的，跟共产党在外边干的，一样”。看，流氓是摸透了共产党的。只是有一点他没点明：他在里边干的，也是共产党教它干的（牢头大都是中共狱警从坏人堆里挑选出来的最邪恶之徒），支持他干的。
事实上，正如《九评共产党》所指，中共的骨干队伍就是流氓组成的。当年的农民运动，就是痞子运动。今天的镇压法轮功，打压维权人士和访民，依靠的主要打手也是这样的流氓、人渣，所以，才表现的特别邪恶，以至出现了活摘器官那样的“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的罪恶”。
底下如此，上层更是这样。“在许多最邪恶的时刻，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败下阵来，因为他们的邪恶劲儿都不够水平，只有最邪恶的才能符合党的需要。党的领导人都是悲剧收场，党自己顽强的活着。能生存下来的领导人不是能操纵党的，而是摸透了党的，顺着党的邪劲儿走，能给党加持能量，能帮助党度过危机的。”（《九评共产党》）
可见，要结束“爬行式脊椎保健”，只有结束共产党的恐怖统治才有可能。这个问题，只要好好看看九评，就会清楚，三退是跳出“爬行式脊椎保健”陷阱的妙招：“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九评共产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