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社4月29日报导说，根据密西根大学研究者的研究，从1980年到2010年30年之间，中国基尼系数几乎翻番，现在指向“严重”不平等。这个发现符合许多中国人所相信的。在2012年民调当中，他们将不平等列为这个国家头号社会挑战，超过腐败和失业。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
密西根大学利用2010年至2012年间、5所中国大学的6项调查资料来计算基尼系数，然后与此前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指出，2010年大陆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55，此一资料不仅与1980年的0.30扩大将近1倍，更在同年超越美国的0.45，贫富悬殊之大，居世界首位。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画开发署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资料，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准，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准。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资料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实际上基尼系数远远高过上述指标，在少数人财富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仍有至少1.28亿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所谓国家贫困线的定义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根据财政部的资料，中国自2011年起，其“维稳经费”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国防预算。以2013年为例，其维稳经费预算（即公共安全执行费用）为7691亿元，而该年的国防预算为7406亿元。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专案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5万多亿通过不同管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国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以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美国。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出现了“劫贫济富”的乱象。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所说：“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馀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密西根大学利用2010年至2012年间、5所中国大学的6项调查资料来计算基尼系数，然后与此前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指出，2010年大陆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约为0.55，此一资料不仅与1980年的0.30扩大将近1倍，更在同年超越美国的0.45，贫富悬殊之大，居世界首位。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2010年所做的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的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联合国计画开发署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占人口总数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由此可以计算出，中国20%的最高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和20%最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收入之比值是10.7。同样的资料，在美国是8.4，印度是4.9，俄罗斯是4.5，而日本，只有3.4。这意味着，中国现在已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
初次分配中，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 D P的比重由1992年的54.6%下降到2011年的47%左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50%-55%的水准，而美国该项指标早在19世纪就达到了50%。城乡差距，2005年中国是3.22倍，2009年就扩大到3.36倍，绝对差距首次超过一万元。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处于历史最高水准。东部与中西部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也没有扭转迹象，仍在持续扩大中。
从2002年到2012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以上，而国民收入年均仅增长13%。在同一时期，美国的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86%，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3.95%；韩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6.6%，而国民收入年均增长6.4%。西南财经大学2011年取样8,000户家庭做的一项社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10%的家庭控制了整个中国86.7%的财富。而从金字塔顶到塔底，其间的贫富差距就不言而喻了。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大于这一数值容易出现社会动荡。据世界银行的资料，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
国家统计局给出的官方资料是：2003年0.479、2006年0.487、2008年0.491、2009年0.490、2012年0.474。而实际上基尼系数远远高过上述指标，在少数人财富呈爆炸性增长的同时，中国仍有至少1.28亿人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所谓国家贫困线的定义为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
中国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因而社会矛盾与风险日益突出，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新三座大山”令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民众感到极大的生存压力，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威胁着社会稳定。而维稳经费飙高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最大的威胁不是国外，而是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并没有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根据财政部的资料，中国自2011年起，其“维稳经费”预算已连续3年超过国防预算。以2013年为例，其维稳经费预算（即公共安全执行费用）为7691亿元，而该年的国防预算为7406亿元。
近年来，除了土地、资源、资本制造富豪外，众所周知的“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更使得中国富豪人数庞杂社会财富底数更加模糊混乱。凡是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专案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2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5万多亿通过不同管道，流入了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各类代理人的私囊之中。
中国无论是公开的富豪还是隐形富豪，在拥有巨额财富的同时，并没有尽到相应的纳税义务，没有为这个国家创造更多的税收，以至于中国的富豪人数在短短数十年里，便超越了美国。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富豪迅速崛起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针对富人的税收体系，因此导致中国的税收制度出现了“劫贫济富”的乱象。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巨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不公，或者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正如中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生前所说：“如果是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的改革就算失败了”。
中国是一个拥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每一次的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馀次。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完全取决于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富起来，绝大多数人长期只能维持温饱抑或艰难度日，中国将会很快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