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怀特（Martin K. Whyte）博士是美国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和社会学教授，去哈佛之前曾经在密西根大学和乔治华盛顿大学任教。今年4月中旬，马丁来到亚特兰大，在乔治亚州立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培训中心举办的一个专题讲座中，介绍了他十年来对中国社会的一项实证主义的研究，亦即中国的“社会火山（Social Volcano）”是不是还是处于“休眠状态（Dormant）”的有趣课题。他的分析是从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均等的态度的变迁，来进行这一考察和研究。两个跨越五年的社会调查，揭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结果。
怀特教授的研究，从2004年就开始了，他与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者合作，利用面对面的访问，收集直接的数据。5年之后的2009年，他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对比调查和研究，然后分析在跨越五年的这段期间，中国民众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否有什么变化，而中国的社会火山，是不是有爆发的可能，亦即中共的政权，是否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会轰然垮台。当然，从2009年至今，几乎又是五年过去了，演讲过后问怀特教授，他们是否会再进行一次研究，看看跨越第二个五年之后，中国民众的民心所向，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有这个打算，但还没有实施。
对财富分配的公正性（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怀特表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从200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社会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开。怀特说，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本就没办法去研究，因为课题太敏感、太政治化了，中共很不喜欢，所以也不让外国学者参与研究。怀特说，他已经拿到终身职了，已经不那么怕中共，经过许多交涉，他对中国的研究工作打了个擦边球，不直接谈贫富差距，只谈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看法，这居然得以通过。他和北大学者的合作调查也得以进行，如今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跨国的研究合作加以观察，人们或许可以推测，中共恐怕连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信不过，不相信他们，也不认为这中共体制下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可以独立、公正的做出不受政治影响的真实成果。那如果这样，让外国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做一做，也许可以让中共领导层清楚的认识一下他们治下的中国百姓，究竟是怎么样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中国自己的真实情况，还需要外国人去调查、釐清，客观的展示出来，也是当代中国一件令人心酸和感叹的事情。
怀特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3年，亦即尼克松访华之后的第二年。怀特认为，他的研究课题的时间尺度上，中国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成长，是大幅度的“不平等（inequality）”和“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增加。怀特从2000年开始的研究，就侧重与在这种“不平等、不公正、无正义”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此能够接受到、忍受到什么程度？在全中国展开的问卷调查，分别于2004年和2009年展开。
长期财富分配不公引发民怨
基本上说，中国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强制性的“平等”（Mandatory Equality），演变成令人瞠目结舌的不平等（Glaring Inequality）。1981年时，怀特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是0.28；2007年时，就是0.49了。1981年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基尼指数）虽然高于俄国、捷克、英国、波兰、和匈牙利，但远低于美国、日本；到2007年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已经大大高于上述所有国家了。
中国城乡收入的比率（Urban/Rural Income Ratio），1978年时是在2.5倍左右，亦即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民收入的2.5倍。这个比率除了1983年降到低谷的1.8倍左右和1993年的跌落之外，基本上是一路攀升，2004年超过3.2，到2007年，已经超过了4.0。
那么，中国的社会火山，如果爆发，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就像《纽约时报》的约瑟夫‧康（Joseph Kahn）在2006年的一篇报导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的财富分配更多是由于权力地位而来，而不是从人们的能力智慧和创业冒险中来，财富的差距就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愤懑，这是中国这些年来每年成千上万的大规模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中国的社会火山有如下的几个要素：1.一般中国民众把1978年以后的贫富不均认为是极端、过度的，并且是不公正的。2.经济改革的成果被权贵垄断攫取，而权贵阶层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财富。3.民众对毛时代的均等有着怀旧的情绪。4.政府对减低贫富差距应该有所作为，但他们却无所作为。5.农民、迁徙的农民，和其他弱势团体对分配的不平等最为愤怒，城市居民和富人则不那么愤怒。6.对分配不公的大规模愤怒为大规模的抗议添了柴火，并且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
怀特的中国社会不均等和分配公正性社会调查2004年开始进行，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沈明明（音）合作，在全中国调查了3267个样本数。他们使用概率采样的方式，调查了18岁到70岁之间的中国成年人，调查的响应率是75%，调查结果后来201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怀特2004年研究的结果平平淡淡，可能会让中南海有些宽心，他们的结论包括：与社会火山的描述相迳庭，普通中国百姓其实对中国当时的不平等并不是特别的愤怒；跟其他摆脱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民众的观念似乎更加正面；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公最激烈的批评，是对那些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政策，如户口歧视、中共官员的特权等等，而不是针对那些富人；而且，虽然农村居民社会地位低、有很多劣势，但他们与城市人相比，反倒更加乐观和正面。
怀特评价了他们2004年的研究结果，在试图解释中国的社会火山为什么在2004年蛰伏、休眠，但是否最终会爆发的问题时，认为有必要持续追踪研究。于是，他们的研究团队于2009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五年为期的追踪研究。（待续）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怀特教授的研究，从2004年就开始了，他与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位研究者合作，利用面对面的访问，收集直接的数据。5年之后的2009年，他们又进行了第二轮的对比调查和研究，然后分析在跨越五年的这段期间，中国民众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否有什么变化，而中国的社会火山，是不是有爆发的可能，亦即中共的政权，是否在中国民众的愤怒中，会轰然垮台。当然，从2009年至今，几乎又是五年过去了，演讲过后问怀特教授，他们是否会再进行一次研究，看看跨越第二个五年之后，中国民众的民心所向，今天又是什么样的状态？他说有这个打算，但还没有实施。
对财富分配的公正性（distributive justice）问题，怀特表示，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的发展中，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的不平等（inequality）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从2000年代开始，一系列的社会研究显示，中国社会的收入差距快速拉开。怀特说，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根本就没办法去研究，因为课题太敏感、太政治化了，中共很不喜欢，所以也不让外国学者参与研究。怀特说，他已经拿到终身职了，已经不那么怕中共，经过许多交涉，他对中国的研究工作打了个擦边球，不直接谈贫富差距，只谈民众对社会不公正的看法，这居然得以通过。他和北大学者的合作调查也得以进行，如今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对这个跨国的研究合作加以观察，人们或许可以推测，中共恐怕连自己的社会学研究者也信不过，不相信他们，也不认为这中共体制下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可以独立、公正的做出不受政治影响的真实成果。那如果这样，让外国学者从学术的角度做一做，也许可以让中共领导层清楚的认识一下他们治下的中国百姓，究竟是怎么样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也不是一件坏事。中国自己的真实情况，还需要外国人去调查、釐清，客观的展示出来，也是当代中国一件令人心酸和感叹的事情。
怀特第一次访问中国，是1973年，亦即尼克松访华之后的第二年。怀特认为，他的研究课题的时间尺度上，中国的社会背景是这样的：中国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的成长，是大幅度的“不平等（inequality）”和“不安全感（insecurity”）的增加。怀特从2000年开始的研究，就侧重与在这种“不平等、不公正、无正义”的情况下，中国民众对此能够接受到、忍受到什么程度？在全中国展开的问卷调查，分别于2004年和2009年展开。
长期财富分配不公引发民怨
基本上说，中国是从毛泽东时代的强制性的“平等”（Mandatory Equality），演变成令人瞠目结舌的不平等（Glaring Inequality）。1981年时，怀特说，中国的基尼指数是0.28；2007年时，就是0.49了。1981年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基尼指数）虽然高于俄国、捷克、英国、波兰、和匈牙利，但远低于美国、日本；到2007年时，中国的贫富差距就已经大大高于上述所有国家了。
中国城乡收入的比率（Urban/Rural Income Ratio），1978年时是在2.5倍左右，亦即城市居民的平均收入是农民收入的2.5倍。这个比率除了1983年降到低谷的1.8倍左右和1993年的跌落之外，基本上是一路攀升，2004年超过3.2，到2007年，已经超过了4.0。
那么，中国的社会火山，如果爆发，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就像《纽约时报》的约瑟夫‧康（Joseph Kahn）在2006年的一篇报导中指出的那样，“许多中国人相信，中国的财富分配更多是由于权力地位而来，而不是从人们的能力智慧和创业冒险中来，财富的差距就导致了中国民众的愤懑，这是中国这些年来每年成千上万的大规模抗议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般来说，中国的社会火山有如下的几个要素：1.一般中国民众把1978年以后的贫富不均认为是极端、过度的，并且是不公正的。2.经济改革的成果被权贵垄断攫取，而权贵阶层根本就不配拥有这些财富。3.民众对毛时代的均等有着怀旧的情绪。4.政府对减低贫富差距应该有所作为，但他们却无所作为。5.农民、迁徙的农民，和其他弱势团体对分配的不平等最为愤怒，城市居民和富人则不那么愤怒。6.对分配不公的大规模愤怒为大规模的抗议添了柴火，并且可能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
怀特的中国社会不均等和分配公正性社会调查2004年开始进行，与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的沈明明（音）合作，在全中国调查了3267个样本数。他们使用概率采样的方式，调查了18岁到70岁之间的中国成年人，调查的响应率是75%，调查结果后来2010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
怀特2004年研究的结果平平淡淡，可能会让中南海有些宽心，他们的结论包括：与社会火山的描述相迳庭，普通中国百姓其实对中国当时的不平等并不是特别的愤怒；跟其他摆脱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甚至某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民众的观念似乎更加正面；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公最激烈的批评，是对那些带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国家政策，如户口歧视、中共官员的特权等等，而不是针对那些富人；而且，虽然农村居民社会地位低、有很多劣势，但他们与城市人相比，反倒更加乐观和正面。
怀特评价了他们2004年的研究结果，在试图解释中国的社会火山为什么在2004年蛰伏、休眠，但是否最终会爆发的问题时，认为有必要持续追踪研究。于是，他们的研究团队于2009年开始了新一轮的、五年为期的追踪研究。（待续）
文章来源：《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