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一日，由“孙文学校”主办，“黄花岗杂志社”和“天安门民主大学”协办的“民权研讨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来自美国中部、西部、澳洲和中国大陆的学者齐聚“国父纪念馆”，对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意义，民权与人权、民权与宪政、民权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以及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和方向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希望通过研究和探讨民权问题，对中国大陆的民主转型尽一点微薄之力。 我们将陆续选登部分学者的发言。下面是“黄花岗杂志社”副主编丁毅的发言，题目是《宪政与革命》。
我想讲的东西，主要是受了王天诚演讲题材的启发：革命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勇气、有一种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既然不可避免，如何去进行革命？ 从革命的目标和导向上来讲，即将发生的革命必须是一场“宪政民主革命”。为什么用“宪政民主”四个字来限定这场革命呢？因为如果革命只讲宪政不讲民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制度设计,如果缺乏足够的民主性,有可能成为一种精英阶层之间以宪政的方式进行的权力分享。最后是不是还会再来一次革命来改变它呢？也未可知了。反过来，如果只讲民主不讲宪政，那么，最后建立出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在认识到“革命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认定革命的方向。这场革命必须、也必将是一场“宪政民主革命”。这是“宪政民主”作为目标和导向的意义。同时“宪政民主”的理念和策略，在革命的过程之中，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来这样看。首先，我们要考虑“宪政民主”理念,有它内在的哲理基础和人文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警惕。需要尊重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 价值和尊严。这些不需要我们来详细论证，大家都会认同。需要警惕的是什么？需要警惕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具有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弱点、 侷限 、甚至恶性。
丁毅在2014民权研讨会上发言
这种情况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演进出了“宪政主义”的观念。 “宪政主义”用分权制衡的方式来限制人的恶性、来避免人的恶性导致的恶果，以权力来对抗权力。宪政的制度设计是这样的。在“宪政民主革命”的过程之中，革命的每一个参与者，如果能够深刻认识到“宪政主义”的哲理基础和人文价值的核心之所在，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在内心的最深处提醒自己：人是有弱点的；人是有侷限的；人是有不可避免的恶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革命的过程就有可能少走许多弯路，可以更加直接地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同时，革命的旁观者可以随时提醒革命的参与者，让他们注意他们自己的恶性，而不至于因为这种提醒而遭到报复和打击。所以说“宪政民主”的理念在革命的过程之中，具有这样一种心里价值的指导意义。
那么，我想稍微地展开来讲一讲一个潜在的担忧：人，具有恶性；中国人，我认为尤其需要警惕。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经喝了共产党的狼奶六十多年，许多人就是喝着狼奶出生、长大的。那么中国在将来、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在革命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更有可能导致某些恶性的迸发？这些，我们一定要警惕。
现在在海外已经出现了不只一个组织有自封的总统、自封的这个部长、那个部长。同时在海外，自我设计的宪法草案也已经层出不穷，国内也是有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国会有一群人来争当“国父”、争当“宪法之父”。考虑我们中国大陆多年来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现在，有人披上了“国父”的光环和“宪法之父”的外衣，他们将来能否遏制自己个人虚荣心和自信心的恶性膨胀？能否保持灵台的一点清明？我很怀疑的。
那么，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需要再设计一部新的宪法？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已经有一部民主的宪法、宪政主义的宪法，那是一九四六年“制宪国民大会”在“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基础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具有极高的民主性和“宪政主义”的价值。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回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轨道，那么民主中国的“国父”，只有一个，就是孙中山。“宪法之父”只有一位，就是张君劢。他们都已经是古人了，他们的功过是非，自由后人评说。但是，他们不会再进一步犯错误了。我们可以至少减少一种担忧，就是活着的“国父”和活着的“宪法之父”，将来有可能权力恶性膨胀。
“宪政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这就是在革命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采用一个比较理论化的、“宪政民主”的理念，所形成的感召力、形成的凝聚力、很有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假如“中华民国宪法”捧在手中，假如有这样一部民主的宪法作为指引，它就会有更好的凝聚作用。
丁毅在2014民权研讨会上发言
现在我顺便讲一讲，“中华民国宪法”具有的特殊的好处。这一点也是跟夏业良教授有略微的不同意见。就是说美国的制度是不是最好？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这一点无庸置疑，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宪政制度。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美国之后民主共和国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典范。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之中，几乎是实行“总统制”的孤例。民主程度高的民主共和国中的绝大多数，都实行议会制或者内阁制。这些国家，他们的宪政制度的建立都晚于美国，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美国的方式。为什么？这值得深思。总统制在美国得到了成功，但是总统制盛行的地区，拉丁美洲 、非洲、 东南亚几乎找不到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范例。如果中国学习美国的“总统制”——我这里简单只讲“总统制”，美国宪法和宪政，有很多其它方面很值得学习；唯独“总统制”这一个方面，如果要学习的话很有可能 “画虎不成反类犬”，将来学到了美国的皮毛、总统制的形式，却得到了墨西哥 、菲律宾的神随，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绝对不是。
“中华民国宪法”恰恰相反。“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政制度，在架构上面，类似于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的民主共和国，实行“议会制”，而且是一种改进型的“议会制”，避免了义大利 、希腊这样的议会制国家的重大缺点，反而是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改进型“议会制”有相似之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度上，具有极强的先进性，综合了美国 、德国 、法国诸多先进的成功的民主国家的经验教训，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综合分析、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由第三党的成员张君劢执笔，写出了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最后由“国民大会”略做修订，予以通过。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度上是具有极强的先进性，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的。
那么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之中，有这样一部先进的宪法，如果在某地发生民变或者兵变，事变的领导人举着“中华民国宪法”，说“中华民国在此光复”、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实行宪政民主，哪怕这一次、两次兵变或民变，或其它事变失败了，一旦发生，这个事件传遍了全国，会对全国有一个冲击波式的作用。中国人民知道中国需要改革，但是如何改？很多人还在迷茫之中；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恢复中华民国还是一个选择项，中国人民如果认识到已经有这样一部先进的宪法，符合宪政主义精神的民主宪法，这部宪法是大陆人民制定的宪法，以大陆人民的力量、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在大陆重新构建中华民国，这就是中国将来最佳的出路、最好的方向，如果一次 、两次失败了，只要这种思想能够传遍全国，也许下一次就成功了！中华民国就光复了！谢谢大家。（听打/童龙）
2014年“民权研讨会” - 丁毅：宪政与革命（视频）
下期预告：封从德：公民权与公民行动
我想讲的东西，主要是受了王天诚演讲题材的启发：革命已经不可避免。那么，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勇气、有一种态度来面对这个问题。既然不可避免，如何去进行革命？ 从革命的目标和导向上来讲，即将发生的革命必须是一场“宪政民主革命”。为什么用“宪政民主”四个字来限定这场革命呢？因为如果革命只讲宪政不讲民主，那么最后导致这个制度设计,如果缺乏足够的民主性,有可能成为一种精英阶层之间以宪政的方式进行的权力分享。最后是不是还会再来一次革命来改变它呢？也未可知了。反过来，如果只讲民主不讲宪政，那么，最后建立出一种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也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所以，在认识到“革命不可避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认定革命的方向。这场革命必须、也必将是一场“宪政民主革命”。这是“宪政民主”作为目标和导向的意义。同时“宪政民主”的理念和策略，在革命的过程之中，也具有极其重大的指导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至少有两个方面可以来这样看。首先，我们要考虑“宪政民主”理念,有它内在的哲理基础和人文价值。在于什么呢？在于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警惕。需要尊重的是：每一个人的个人自由、 价值和尊严。这些不需要我们来详细论证，大家都会认同。需要警惕的是什么？需要警惕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具有的，或者说不可避免的，弱点、 侷限 、甚至恶性。
丁毅在2014民权研讨会上发言
这种情况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演进出了“宪政主义”的观念。 “宪政主义”用分权制衡的方式来限制人的恶性、来避免人的恶性导致的恶果，以权力来对抗权力。宪政的制度设计是这样的。在“宪政民主革命”的过程之中，革命的每一个参与者，如果能够深刻认识到“宪政主义”的哲理基础和人文价值的核心之所在，那么他就可以随时在内心的最深处提醒自己：人是有弱点的；人是有侷限的；人是有不可避免的恶性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革命的过程就有可能少走许多弯路，可以更加直接地把我们的国家引向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同时，革命的旁观者可以随时提醒革命的参与者，让他们注意他们自己的恶性，而不至于因为这种提醒而遭到报复和打击。所以说“宪政民主”的理念在革命的过程之中，具有这样一种心里价值的指导意义。
那么，我想稍微地展开来讲一讲一个潜在的担忧：人，具有恶性；中国人，我认为尤其需要警惕。因为中国大陆的人民，已经喝了共产党的狼奶六十多年，许多人就是喝着狼奶出生、长大的。那么中国在将来、在转型的过程之中、在革命的过程之中、是不是更有可能导致某些恶性的迸发？这些，我们一定要警惕。
现在在海外已经出现了不只一个组织有自封的总统、自封的这个部长、那个部长。同时在海外，自我设计的宪法草案也已经层出不穷，国内也是有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中国会有一群人来争当“国父”、争当“宪法之父”。考虑我们中国大陆多年来的这样一种状况，我们一定要警惕。如果现在，有人披上了“国父”的光环和“宪法之父”的外衣，他们将来能否遏制自己个人虚荣心和自信心的恶性膨胀？能否保持灵台的一点清明？我很怀疑的。
那么，怎么办？我们是不是需要再设计一部新的宪法？实际上我们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中国已经有一部民主的宪法、宪政主义的宪法，那是一九四六年“制宪国民大会”在“政治协商会议”宪法草案的基础上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具有极高的民主性和“宪政主义”的价值。
我想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回到“中华民国宪法”的轨道，那么民主中国的“国父”，只有一个，就是孙中山。“宪法之父”只有一位，就是张君劢。他们都已经是古人了，他们的功过是非，自由后人评说。但是，他们不会再进一步犯错误了。我们可以至少减少一种担忧，就是活着的“国父”和活着的“宪法之父”，将来有可能权力恶性膨胀。
“宪政民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指导意义，也是我现在想要谈论的：这就是在革命的过程之中，如果我们采用一个比较理论化的、“宪政民主”的理念，所形成的感召力、形成的凝聚力、很有可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我们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假如“中华民国宪法”捧在手中，假如有这样一部民主的宪法作为指引，它就会有更好的凝聚作用。
丁毅在2014民权研讨会上发言
现在我顺便讲一讲，“中华民国宪法”具有的特殊的好处。这一点也是跟夏业良教授有略微的不同意见。就是说美国的制度是不是最好？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宪政民主共和国”，这一点无庸置疑，维持了两百多年的宪政制度。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美国之后民主共和国层出不穷，其中有许多成功的典范。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民主程度高的国家之中，几乎是实行“总统制”的孤例。民主程度高的民主共和国中的绝大多数，都实行议会制或者内阁制。这些国家，他们的宪政制度的建立都晚于美国，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美国的方式。为什么？这值得深思。总统制在美国得到了成功，但是总统制盛行的地区，拉丁美洲 、非洲、 东南亚几乎找不到长期稳定的民主政体的范例。如果中国学习美国的“总统制”——我这里简单只讲“总统制”，美国宪法和宪政，有很多其它方面很值得学习；唯独“总统制”这一个方面，如果要学习的话很有可能 “画虎不成反类犬”，将来学到了美国的皮毛、总统制的形式，却得到了墨西哥 、菲律宾的神随，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绝对不是。
“中华民国宪法”恰恰相反。“中华民国宪法”的宪政制度，在架构上面，类似于世界上绝大多数成功的民主共和国，实行“议会制”，而且是一种改进型的“议会制”，避免了义大利 、希腊这样的议会制国家的重大缺点，反而是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改进型“议会制”有相似之处。“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度上，具有极强的先进性，综合了美国 、德国 、法国诸多先进的成功的民主国家的经验教训，是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综合分析、政治协商的基础上，由第三党的成员张君劢执笔，写出了这一部“中华民国宪法”的草案，最后由“国民大会”略做修订，予以通过。所以“中华民国宪法”在制度上是具有极强的先进性，是站在美国这个巨人的肩膀上的。
那么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之中，有这样一部先进的宪法，如果在某地发生民变或者兵变，事变的领导人举着“中华民国宪法”，说“中华民国在此光复”、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实行宪政民主，哪怕这一次、两次兵变或民变，或其它事变失败了，一旦发生，这个事件传遍了全国，会对全国有一个冲击波式的作用。中国人民知道中国需要改革，但是如何改？很多人还在迷茫之中；很多人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恢复中华民国还是一个选择项，中国人民如果认识到已经有这样一部先进的宪法，符合宪政主义精神的民主宪法，这部宪法是大陆人民制定的宪法，以大陆人民的力量、以中华民国宪法为基础，在大陆重新构建中华民国，这就是中国将来最佳的出路、最好的方向，如果一次 、两次失败了，只要这种思想能够传遍全国，也许下一次就成功了！中华民国就光复了！谢谢大家。（听打/童龙）
2014年“民权研讨会” - 丁毅：宪政与革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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