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不起，题目有点惊人哈。容我慢慢把这二者的关系道来。
今年12月初，作为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制作的获奖记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的主人翁之一，我应邀到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四城市参加《自由中国》的电影院公映。三天当中得跑四个城市，日程相当紧。
12月5号、6号两天，放映会分别在台北和台中进行。几百个座位的影院中，坐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新唐人《老外看中国/老外看台湾》节目主持人郝毅博的粉丝。
看完电影后，观众反响相当热烈，他们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感到非常震惊。由于台湾刚刚结束了“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遇惨败，观众中也经常有人问台湾应该如何与中共打交道的问题，有的观众还想请我到他们大学里演讲。
《自由中国》在台中的放映会结束后，观众与郝毅博、曾铮撑伞合影， 以示对香港民众争真普选运动的支持。
12月7号早上，我们人还在台中。按计划是乘高铁到台南，参加下午的放映会，然后再驱车到高雄。
到高铁站时，一看离乘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同行的台湾法轮功学员Kevin说：“我们先到外面炼会儿功吧！”
来到候车大厅外的小广场，那里有一些花坛。我把行李箱拖到花坛边放着，Kevin则将自己新买的iPhone 6S放到花坛边上的水泥护墙上，用它来播放炼功音乐，同时“叽里卡嚓”将衣服口袋里的钥匙串、钱包和其它一些小东西一股脑掏出来，也往水泥护墙上一扔，闭着眼睛就开始炼功。
看着他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外来户”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在车站这种人来人往、随时都有“陌生人”路过的地方，他居然把钱包也掏出来扔在花坛边，就不怕被人“顺”走了？！他的新款高级手机就不怕被人抢走？
Kevin显然没有这种担忧，甚至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闭着眼安详的炼着，倒显的我这个大陆人太大惊小怪了。
晚上在高雄中山大学的《自由中国》放映会结束后，再次被问到两岸关系时，联想到早上的小震撼，我跟在场的四百多名以大学生为主的观众分享了我的一个小秘密。
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那年，需要自己从四川乘火车，到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上学。临行前，母亲怕不安全，在我的内裤上加缝了一个小口袋，将我的生活费装入口袋，再密密的用线缝死，嘱咐我到地方后再拆开，取钱出来用。
到了北大，一进校门，就发现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每个系都摆了接待新生的摊位，也有安排高年级同学来帮助新生。接待我的是一名不太爱讲话的男生（我上的是地质系，没多少女生），他把我带到北大大讲堂，那里有“一站式”的新生服务，包括注册登记、购买饭票等。
高年级同学告诉我，在大学食堂吃饭需要用饭票买，饭票不是每天都卖，所以今天赶快买好一个月的，免得到用时没地方买。说完他就耐心的站在一边等我买饭票，计划买完后继续带我去办其它手续。
我突然万分狼狈起来，环顾四周寻找厕所。对于当时才十七岁的我，绝对不好意思告诉一个不熟悉的男生，说自己的钱缝在内裤上拿不出来。真是丢死人了！
那一份令人面红耳赤，背脊流汗的尴尬，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慢慢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商店里、网站上都有那种带口袋、且口袋上有拉链的内裤卖。将钱放入口袋后，拉上拉链，可谓十分严密，要取起来也方便——虽然仍然需要寻找卫生间才能取出，但比起我母亲用线缝死的口袋，已经“先进”了许多，可以反覆使用，不像线缝的，拆一次就没了，下次用还得缝。中国人果然是很有“智慧”啊！
带口袋、带拉链的内裤，已经成了商品大规模贩卖了，学术名（商品名）曰：“防盗内裤”。中国的贼，该有多少 啊？
大陆网站上出售的“带拉链内裤”（网络图片）
大陆网站上出售的“带拉链内裤”（网络图片）
想起来，将生活费缝入内裤口袋，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走在街上，也可能被偷的，可就不只是钱了。
据大陆媒体报导，2013年8月24日傍晚，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六岁男童小斌斌被骗至野外，挖去眼角膜，两个眼珠则被扔在现场。
被挖去双眼的6岁儿童小斌斌。（网络图片）
2013年8月27日，湖南郴州启明学校二年级学生何宇琦，在中午放学后失踪。同行同学称，他被两名男子强行抱走。家人尔后一直疯狂寻找，直到9月8日才在附近加油站公厕的化粪池找到其尸体。当时遗体腐烂模糊不全，胸腔是空的，内脏被挖。
2012年2月，从重庆到东莞打工的舒某在东莞麻涌镇一家旅馆昏睡四天醒来后，腹部剧痛，到医院检查后才知，原来左肾已被偷走！
重庆到东莞打工的舒某左肾被偷。（网络图片）
2004年延安市甘泉县十八岁的高静在甘泉县医院做脾脏摘除手术，八年后的2012年，在一次体验后她被告知左肾没有了。高静家人找到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做鉴定，结论是：“不排除高静的左肾缺失与甘泉县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高静向记者展示手术伤口。（网络图片）
换言之，就是甘泉县医院为高静摘除脾脏时，“顺手”把她的左肾也摘走了。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方面，有官方用国家权力执行的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发生，另一方面，在民间，偷窃的对象，已经由钱包，扩大到人体器官了。
在因修炼法轮功在北京历经九死一生的迫害后，我于2001年逃到澳洲。在澳洲，经常有澳洲当地人问：“你觉得澳洲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甚么？”
我总是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澳洲你可以信任陌生的人；而在中国，你绝对不敢信任陌生人。”
借用此理，如果有人要问我台湾与大陆的最大的区别的话，也许我会回答：“在台湾，你可以把钱包掏出来扔到地上闭着眼炼功而不必担心钱包被顺走；在大陆，有钱你得缝在内裤上才能出门。”
不过，我不知道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澳洲人或台湾人，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不能够信任陌生人、有钱得藏在内裤里的心酸和悲哀。
每一次公映会后，面对满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那一张张善良单纯的脸，我都想发自内心对他们说：“善良的台湾人啊，珍惜你们所拥有的一切吧！不要被中共迷惑、欺骗，权贵阶层的富有，是以牺牲大部份中国人的利益，和透支未来换取的，这种‘繁荣’绝不可能持久！”
我也经常对他们说：“我们在西方国家开办一个小小的个人信用卡，银行都要查一查你的‘信用史’，奇怪的是，在与中共这样一个政权去做那么大笔的‘生意’和交易时，为甚么我们不去查一查它的‘信用史’呢？如果稍微一查，就会发现，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是一部完全不讲信誉、不讲信用、不讲原则的历史，它背负着杀害几千万中国人的血债，也从来没有偿还过。以银行颁发信用卡的标准看，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权，我们能发‘信用卡’给它吗？”
我的这番话屡屡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在台中场，《民报》的记者汪明毅看完《自由中国》后站起来激动的说：“真的很感人。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给马英九看到。他们如果在的话，（他们如果能够认清中共的话，）那真的是救了国民党也救了台湾。”
今年12月初，作为由新唐人电视台参与制作的获奖记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的主人翁之一，我应邀到台北、台中、台南和高雄四城市参加《自由中国》的电影院公映。三天当中得跑四个城市，日程相当紧。
12月5号、6号两天，放映会分别在台北和台中进行。几百个座位的影院中，坐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中许多人是新唐人《老外看中国/老外看台湾》节目主持人郝毅博的粉丝。
看完电影后，观众反响相当热烈，他们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惊天罪行感到非常震惊。由于台湾刚刚结束了“九合一选举”，国民党遭遇惨败，观众中也经常有人问台湾应该如何与中共打交道的问题，有的观众还想请我到他们大学里演讲。
《自由中国》在台中的放映会结束后，观众与郝毅博、曾铮撑伞合影， 以示对香港民众争真普选运动的支持。
12月7号早上，我们人还在台中。按计划是乘高铁到台南，参加下午的放映会，然后再驱车到高雄。
到高铁站时，一看离乘车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同行的台湾法轮功学员Kevin说：“我们先到外面炼会儿功吧！”
来到候车大厅外的小广场，那里有一些花坛。我把行李箱拖到花坛边放着，Kevin则将自己新买的iPhone 6S放到花坛边上的水泥护墙上，用它来播放炼功音乐，同时“叽里卡嚓”将衣服口袋里的钥匙串、钱包和其它一些小东西一股脑掏出来，也往水泥护墙上一扔，闭着眼睛就开始炼功。
看着他这些不经意的小动作，我这个来自大陆的“外来户”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撼：在车站这种人来人往、随时都有“陌生人”路过的地方，他居然把钱包也掏出来扔在花坛边，就不怕被人“顺”走了？！他的新款高级手机就不怕被人抢走？
Kevin显然没有这种担忧，甚至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闭着眼安详的炼着，倒显的我这个大陆人太大惊小怪了。
晚上在高雄中山大学的《自由中国》放映会结束后，再次被问到两岸关系时，联想到早上的小震撼，我跟在场的四百多名以大学生为主的观众分享了我的一个小秘密。
我高中毕业考上北京大学那年，需要自己从四川乘火车，到几千公里外的北京上学。临行前，母亲怕不安全，在我的内裤上加缝了一个小口袋，将我的生活费装入口袋，再密密的用线缝死，嘱咐我到地方后再拆开，取钱出来用。
到了北大，一进校门，就发现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每个系都摆了接待新生的摊位，也有安排高年级同学来帮助新生。接待我的是一名不太爱讲话的男生（我上的是地质系，没多少女生），他把我带到北大大讲堂，那里有“一站式”的新生服务，包括注册登记、购买饭票等。
高年级同学告诉我，在大学食堂吃饭需要用饭票买，饭票不是每天都卖，所以今天赶快买好一个月的，免得到用时没地方买。说完他就耐心的站在一边等我买饭票，计划买完后继续带我去办其它手续。
我突然万分狼狈起来，环顾四周寻找厕所。对于当时才十七岁的我，绝对不好意思告诉一个不熟悉的男生，说自己的钱缝在内裤上拿不出来。真是丢死人了！
那一份令人面红耳赤，背脊流汗的尴尬，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后来慢慢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商店里、网站上都有那种带口袋、且口袋上有拉链的内裤卖。将钱放入口袋后，拉上拉链，可谓十分严密，要取起来也方便——虽然仍然需要寻找卫生间才能取出，但比起我母亲用线缝死的口袋，已经“先进”了许多，可以反覆使用，不像线缝的，拆一次就没了，下次用还得缝。中国人果然是很有“智慧”啊！
带口袋、带拉链的内裤，已经成了商品大规模贩卖了，学术名（商品名）曰：“防盗内裤”。中国的贼，该有多少 啊？
大陆网站上出售的“带拉链内裤”（网络图片）
大陆网站上出售的“带拉链内裤”（网络图片）
想起来，将生活费缝入内裤口袋，已是三十年前的事了。三十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走在街上，也可能被偷的，可就不只是钱了。
据大陆媒体报导，2013年8月24日傍晚，山西省临汾市汾西县六岁男童小斌斌被骗至野外，挖去眼角膜，两个眼珠则被扔在现场。
被挖去双眼的6岁儿童小斌斌。（网络图片）
2013年8月27日，湖南郴州启明学校二年级学生何宇琦，在中午放学后失踪。同行同学称，他被两名男子强行抱走。家人尔后一直疯狂寻找，直到9月8日才在附近加油站公厕的化粪池找到其尸体。当时遗体腐烂模糊不全，胸腔是空的，内脏被挖。
2012年2月，从重庆到东莞打工的舒某在东莞麻涌镇一家旅馆昏睡四天醒来后，腹部剧痛，到医院检查后才知，原来左肾已被偷走！
重庆到东莞打工的舒某左肾被偷。（网络图片）
2004年延安市甘泉县十八岁的高静在甘泉县医院做脾脏摘除手术，八年后的2012年，在一次体验后她被告知左肾没有了。高静家人找到陕西蓝图司法鉴定中心做鉴定，结论是：“不排除高静的左肾缺失与甘泉县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因果关系。”
高静向记者展示手术伤口。（网络图片）
换言之，就是甘泉县医院为高静摘除脾脏时，“顺手”把她的左肾也摘走了。
也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大陆，一方面，有官方用国家权力执行的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发生，另一方面，在民间，偷窃的对象，已经由钱包，扩大到人体器官了。
在因修炼法轮功在北京历经九死一生的迫害后，我于2001年逃到澳洲。在澳洲，经常有澳洲当地人问：“你觉得澳洲和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甚么？”
我总是说：“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澳洲你可以信任陌生的人；而在中国，你绝对不敢信任陌生人。”
借用此理，如果有人要问我台湾与大陆的最大的区别的话，也许我会回答：“在台湾，你可以把钱包掏出来扔到地上闭着眼炼功而不必担心钱包被顺走；在大陆，有钱你得缝在内裤上才能出门。”
不过，我不知道没有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澳洲人或台湾人，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不能够信任陌生人、有钱得藏在内裤里的心酸和悲哀。
每一次公映会后，面对满场观众热烈的掌声，和那一张张善良单纯的脸，我都想发自内心对他们说：“善良的台湾人啊，珍惜你们所拥有的一切吧！不要被中共迷惑、欺骗，权贵阶层的富有，是以牺牲大部份中国人的利益，和透支未来换取的，这种‘繁荣’绝不可能持久！”
我也经常对他们说：“我们在西方国家开办一个小小的个人信用卡，银行都要查一查你的‘信用史’，奇怪的是，在与中共这样一个政权去做那么大笔的‘生意’和交易时，为甚么我们不去查一查它的‘信用史’呢？如果稍微一查，就会发现，中共的历史，就是一部杀人的历史，是一部完全不讲信誉、不讲信用、不讲原则的历史，它背负着杀害几千万中国人的血债，也从来没有偿还过。以银行颁发信用卡的标准看，这样的政党、这样的政权，我们能发‘信用卡’给它吗？”
我的这番话屡屡引起许多人的共鸣。在台中场，《民报》的记者汪明毅看完《自由中国》后站起来激动的说：“真的很感人。我希望这部片子能够给马英九看到。他们如果在的话，（他们如果能够认清中共的话，）那真的是救了国民党也救了台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