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国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召集座谈会，贯彻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最近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教育行政部门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厦门大学的负责人出席这次会议。袁贵仁的讲话，是中国当局开始推动“大学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的一个动员。
中国的大学曾经完全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喉舌，丧失了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正当功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校园曾经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盎然春意。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一直为丧失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耿耿于怀，一直对深受师生欢迎的西方思想抱有敌意。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新常态”。
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三个提点。第一是体现领袖意志。中央媒体在这次会议的报导中，编造出所谓大学师生们“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这种对习近平进行的吹捧旨在为大学教育体现领袖意志进行合法性铺垫。
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做法，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来传播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所谓的“三进”指令：“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表明，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将不遗馀力地利用公共资源来、利用大学的讲台强制推行习近平所提倡的意识形态。
我相信，要做到让习近平的讲话“进教材”和“进课堂”是不难办到的，只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当局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强制推行。至于能否做到让那些根本没有思想价值和缺乏逻辑力量的意识形态真正做到“进头脑”，这则需要另当别论。中外历史证明，对青少年人强制性地灌输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根本不会达到灌输者的目的，只会进一步增加被灌输者的反感。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二个特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一步强化对大学教学内容的管制，它具体体现在“四不”的指令上：“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四不”的目的是防范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在大学课堂的传播，杜绝任何使中国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的思想和言论。这一点与历史上帝王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做法颇为相似。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中，一种思想才能真正体现它的生命力。那种害怕辩论，需要用行政手段来“保驾护航”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常常浅薄荒谬，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恢复和加强中国校园的思想警察制度。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必须采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如果必须靠铲除其他竞争意识形态来维持存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反人性的本质特性。如此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会受欢迎，无法长期的存在，更遑论发展。在这种政府和领袖为一方，人民与人性为另一方的搏斗中，思想警察必然出场。
大学的思想警察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大学的宣传思想工作人员，他们有党团干部和专职学生辅导员；二是各类政治课的教员，他们有着教师的身份，却干着思想警察的工作。这些人只有对领导人的政治服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学问。袁贵仁在讲话中明确表明了对此类人员的支持和加强。可以预见，这类思想警察将会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成为教师和学生思想的监督者。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大学曾经完全是党的意识形态的喉舌，丧失了传播知识、培养人才的正当功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执政党意识形态破产之后，校园曾经一度出现思想解放的盎然春意。但是，中国的执政党一直为丧失在大学意识形态的绝对垄断地位耿耿于怀，一直对深受师生欢迎的西方思想抱有敌意。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再意识形态化已经成为一种“教育新常态”。
中国大学的再意识形态化具有三个提点。第一是体现领袖意志。中央媒体在这次会议的报导中，编造出所谓大学师生们“对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信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信心”。这种对习近平进行的吹捧旨在为大学教育体现领袖意志进行合法性铺垫。
沿袭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做法，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宣布将采取具体措施来传播中国政治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这也就是所谓的“三进”指令：“扎实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这表明，中国的教育行政部门将不遗馀力地利用公共资源来、利用大学的讲台强制推行习近平所提倡的意识形态。
我相信，要做到让习近平的讲话“进教材”和“进课堂”是不难办到的，只需要教育部门和大学当局的行政命令就可以强制推行。至于能否做到让那些根本没有思想价值和缺乏逻辑力量的意识形态真正做到“进头脑”，这则需要另当别论。中外历史证明，对青少年人强制性地灌输政治领导人的言论根本不会达到灌输者的目的，只会进一步增加被灌输者的反感。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二个特征是通过行政命令来进一步强化对大学教学内容的管制，它具体体现在“四不”的指令上：“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四不”的目的是防范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在大学课堂的传播，杜绝任何使中国领导人所推崇的意识形态相形见绌的思想和言论。这一点与历史上帝王提出的“废黜百家，独尊儒学”的做法颇为相似。真理越辩越明，只有在与不同观点的激烈辩论中，一种思想才能真正体现它的生命力。那种害怕辩论，需要用行政手段来“保驾护航”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常常浅薄荒谬，不堪一击。
中国大学再意识形态化的第三个特征是恢复和加强中国校园的思想警察制度。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如果必须采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如果必须靠铲除其他竞争意识形态来维持存在，这种官方意识形态必然具有反人性的本质特性。如此没有生命力的东西，不会受欢迎，无法长期的存在，更遑论发展。在这种政府和领袖为一方，人民与人性为另一方的搏斗中，思想警察必然出场。
大学的思想警察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大学的宣传思想工作人员，他们有党团干部和专职学生辅导员；二是各类政治课的教员，他们有着教师的身份，却干着思想警察的工作。这些人只有对领导人的政治服从，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学问。袁贵仁在讲话中明确表明了对此类人员的支持和加强。可以预见，这类思想警察将会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成为教师和学生思想的监督者。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