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来，媒体纷纷报导镉大米污染，标题相当醒目，如：“致癌大米遍布中国 国人遭遇慢性大屠杀”。可怕的是，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我们中国人所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在全国范围内，土壤中镉的含量普遍增加，在西南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幅超过50%，在华北、东北和西部地区增加10%—40%。毒大米早已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占10%以上，每年被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十顿饭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毒米饭。那么，我们该往哪里逃呢？
如果说空气污染是肘腋之患，衹要停止超标排放，几乎可收立竿见影之效，那么，土壤污染则是心腹之患，是难以治理，或者说，事实上是无法治理的。通过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完全恢复，周期长达千年以上。以一代人20年计算，那是50代人之后的事情了。遗祸五十代子孙，这不过是我们这一两代人所造下的孽！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说，他曾带领几位中科院专家去广西治理水稻田污染，不计成本，一亩地投入数十万元，结果至今仍然一棵水稻不长。大范围的深度的土壤污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因此，西方先进国家也无法提供可以借鉴的好办法。目前真正行之有效的就是挖，把污染的土壤用大型机械挖起来，运到远处或就地深埋，再用干净的土壤回填。这种办法对中国没有万分之一的现实性。2011年，前环保部长周生贤报告，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8.3%。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显示，这个数字高达19.4%，也就是说五分之一。3年时间翻了一番还多，比GDP增长率高到不可想像之程度。这过于恐怖了，我不敢相信，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至少有上亿亩土地严重污染。把这上亿亩耕地掘地三尺，是可以想像的吗？还有，换了新土之后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跟深层地下水污染一样，祗能靠大自然千年万年甚至以地质时期为单位的自净能力了。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是耕地污染的另一个根源。中国农田每公顷平均使用化肥400公斤，大大超过国际化肥使用警戒线，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农药使用也大致是这样，利用率仅30%左右，粮食中农药检出率高达60%。据专家们说，“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模式已步入尽头，亟待转型。”可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精耕细作，怎么会走到这种自我毁灭的境地呢？
无论是官商勾结的工业污染，还是农民自己滥施化肥农药，其主要的根源一概是制度。环境污染诚然与开发强度相关，但其增长率大大超过GDP，就值得认真研究了。具体到农业用地的污染，稍加考查，就会发现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称经营权）“两权分离”有着明显的关系。按照现行宪法，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但在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官员所有。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各级政府可以垄断土地的买卖、征用、转让、开发等几乎一切权利。这种土地“所有权虚置”，使土地失去了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主人。既不是农民所有，也不真正是官员所有，无主之地，尽人皆可为所欲为。官商勾结大肆排污，农民无法有效抵制，因为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就连低价征收高价卖出这种公开抢劫式的“土地财政”，农民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仅仅有使用权，还不是永佃，随时可以剥夺。既然如此，要抢都抢，农民也实行掠夺式耕作，滥施化肥农药，把地力攫取至尽。一言以蔽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两权分离”的“渐进式”“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面对镉大米遍布中国，专家们除了隔靴挠痒式的大话、套话、废话，就是不敢说这种经济政治制度非改不行了。有的专家还给老百姓支招，比如“不要长期食用同一地方粮食”，这叫做“分散化，降低风险”。意思是，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占了十分之一，中国人每十顿饭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毒米饭，为了不至于吃过平均数，加快发病，另一方面，也为了有难同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1200万吨镉大米匀开了吃。这位专家有点意思，不愧为共产主义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先生也支了个招：“如果担心吃了镉超标大米，伤害身体，可以多吃含锌量高的蔬菜，例如西兰花，可以减少镉大米对健康的伤害。”此外，卢先生还特别提醒：“西洋菜在水环境中生长，会吸收水里的重金属，有些地方就是利用西洋菜来治理水源的重金属污染，要尽量少吃。”我相信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善意的。遗憾的是，他们回避了最重要的话题。而且，他们教我们的都是如何吃毒大米，而不是如何根绝毒大米。
－－原载纵览中国
如果说空气污染是肘腋之患，衹要停止超标排放，几乎可收立竿见影之效，那么，土壤污染则是心腹之患，是难以治理，或者说，事实上是无法治理的。通过大自然的自净能力完全恢复，周期长达千年以上。以一代人20年计算，那是50代人之后的事情了。遗祸五十代子孙，这不过是我们这一两代人所造下的孽！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说，他曾带领几位中科院专家去广西治理水稻田污染，不计成本，一亩地投入数十万元，结果至今仍然一棵水稻不长。大范围的深度的土壤污染，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因此，西方先进国家也无法提供可以借鉴的好办法。目前真正行之有效的就是挖，把污染的土壤用大型机械挖起来，运到远处或就地深埋，再用干净的土壤回填。这种办法对中国没有万分之一的现实性。2011年，前环保部长周生贤报告，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占全国耕地总面积8.3%。2014年4月，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发布《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显示，这个数字高达19.4%，也就是说五分之一。3年时间翻了一番还多，比GDP增长率高到不可想像之程度。这过于恐怖了，我不敢相信，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至少有上亿亩土地严重污染。把这上亿亩耕地掘地三尺，是可以想像的吗？还有，换了新土之后呢？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治之症，跟深层地下水污染一样，祗能靠大自然千年万年甚至以地质时期为单位的自净能力了。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是耕地污染的另一个根源。中国农田每公顷平均使用化肥400公斤，大大超过国际化肥使用警戒线，是发达国家的4倍以上。农药使用也大致是这样，利用率仅30%左右，粮食中农药检出率高达60%。据专家们说，“这种粗放型的耕作模式已步入尽头，亟待转型。”可是，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是精耕细作，怎么会走到这种自我毁灭的境地呢？
无论是官商勾结的工业污染，还是农民自己滥施化肥农药，其主要的根源一概是制度。环境污染诚然与开发强度相关，但其增长率大大超过GDP，就值得认真研究了。具体到农业用地的污染，稍加考查，就会发现与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或称经营权）“两权分离”有着明显的关系。按照现行宪法，中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但在实际上是政府所有、官员所有。最简单的例证，就是各级政府可以垄断土地的买卖、征用、转让、开发等几乎一切权利。这种土地“所有权虚置”，使土地失去了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主人。既不是农民所有，也不真正是官员所有，无主之地，尽人皆可为所欲为。官商勾结大肆排污，农民无法有效抵制，因为农民不是土地的主人。就连低价征收高价卖出这种公开抢劫式的“土地财政”，农民都无可奈何，因为他们仅仅有使用权，还不是永佃，随时可以剥夺。既然如此，要抢都抢，农民也实行掠夺式耕作，滥施化肥农药，把地力攫取至尽。一言以蔽之：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独创的“两权分离”的“渐进式”“改革”，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创造性的毁灭。
面对镉大米遍布中国，专家们除了隔靴挠痒式的大话、套话、废话，就是不敢说这种经济政治制度非改不行了。有的专家还给老百姓支招，比如“不要长期食用同一地方粮食”，这叫做“分散化，降低风险”。意思是，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占了十分之一，中国人每十顿饭就有机会吃上一顿毒米饭，为了不至于吃过平均数，加快发病，另一方面，也为了有难同当，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1200万吨镉大米匀开了吃。这位专家有点意思，不愧为共产主义传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前华南农业大学校长卢永根先生也支了个招：“如果担心吃了镉超标大米，伤害身体，可以多吃含锌量高的蔬菜，例如西兰花，可以减少镉大米对健康的伤害。”此外，卢先生还特别提醒：“西洋菜在水环境中生长，会吸收水里的重金属，有些地方就是利用西洋菜来治理水源的重金属污染，要尽量少吃。”我相信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善意的。遗憾的是，他们回避了最重要的话题。而且，他们教我们的都是如何吃毒大米，而不是如何根绝毒大米。
－－原载纵览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