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5年09月02日讯】（新唐人记者钟离述综合报导）日前，关于中国大陆性别严重失调的话题，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有学者指出，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到2020年，中国大陆“剩男”规模将接近2400万人。而造成这一惊悚结果的原因之一，却是与中共计划生育政策造成的堕女胎和杀女婴。
9月1日和8月31日，大陆媒体澎湃新闻和网易都刊登了文章，驳斥近日美国学者发表的题为《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文章内容。
澎湃的报导文章指出，学者们认为，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管制，三者是造成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缺一不可的因素。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性别比一直较为正常。
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100。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强制执行的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100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100，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10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
2000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100，中共高层才开始意识到形势严峻。之后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共当局采取系列措施：下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启动“关爱女孩行动”，宣传男女平等；甚至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案件”。
但是2015年已是中共正式治理性别比失衡的第14年，来自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5.88：100，依然远远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中国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更显形势紧迫：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由此推断，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240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网络图片）
姚美雄指出，男多女少必然引发“婚姻挤压”，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乡下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中共当局即使可以帮助“剩男”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却无能为力。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240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学者认为，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降低他们对中共治下社会的认同，甚至可能诱发反社会的心理，可能与其它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社会动荡。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堕女胎“杀女婴”
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仅有“重男轻女”观念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衡，生育机会的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弃女孩。
人口学者何亚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严重。当年全国第一胎性别比为107.1：100，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别比猛增到151.9：100。
何亚福分析，由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因此人们并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别；当第一胎生出女儿后，第二胎成为人们最后的生育机会，因此人们会想办法生出男孩，这时就会采取B超鉴定胎儿性别，存男去女。
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共当局采取系列措施：下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网络图片）
学者分析，如果没有生育限制，尽管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愿望；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分析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普世的人口学定论用超额女婴死亡率判断人们对出生婴儿的认为干预程度，正常情况男婴死亡率应较女婴死亡率多出大约20%。如果没有包括特定性别偏好在内的等等人为干预，女婴的生存几率在生物学上要高于男婴。所以一旦某地区的婴儿绝对死亡率持续下降，但女婴死亡比例却高于男婴，当地民众肯定有着杀婴等“积极主动”的生育选择，或对女婴有营养、医疗上的歧视待遇的“消极”选择。
然而学者统计发现，1950年后中国女婴的绝对死亡率持续从14%下降到2%，中国的“超额女婴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但中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超额女婴死亡率”这一指数却又重显持续上升趋势并增长，1970年代后期为10%，1995年已上升到60%；对照观察发现，每当中共的计生政策被强调和制度化的关键年份，中国的“超额女婴死亡率”就会出现跳跃式上升。从这一点上说，明显存在“杀女婴”现象，这能解释性别失调的原因和证据。
9月1日和8月31日，大陆媒体澎湃新闻和网易都刊登了文章，驳斥近日美国学者发表的题为《不要把中国男女比例失调归咎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文章内容。
澎湃的报导文章指出，学者们认为，重男轻女、胎儿性别鉴定和生育管制，三者是造成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缺一不可的因素。将“重男轻女”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唯一原因，无法解释为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没有实施计划生育之前，中国的性别比一直较为正常。
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国际公认合理区间103—107：100。公开信息显示，中国性别比失衡起于中共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强制执行的1982年，当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之后一路飙升。1994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始终在115：100以上，2004年达到最高峰121.2：100，其中一些省份还长期维持在130：100，已严重偏离正常区域。
2000年中共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9.2：100，中共高层才开始意识到形势严峻。之后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共当局采取系列措施：下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启动“关爱女孩行动”，宣传男女平等；甚至严厉查处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引产“案件”。
但是2015年已是中共正式治理性别比失衡的第14年，来自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仍高达115.88：100，依然远远高于国际公认合理区间。
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严重后果
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撰文指出，2010年，0—19岁人口男孩有1.72亿人，比同年龄段的女孩多2210万，其中10—1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950万，男女比例是111.5：100。这意味着，到2020年进入婚配的20—29岁男孩将比女孩多出近950万；0—9岁人口男孩比女孩多了1260万，男女比例是118.9：100。
姚美雄分析认为，2020年后，一成以上年轻男性将找不到配偶，年龄段越低则越严重，中国社会将形成一个特殊的单身男性社会群体。
人口学专家、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的测算更显形势紧迫：如果以22—26岁代表女性的初婚年龄，以24—28岁代表男性的初婚年龄，从2014年开始，24—28岁男性人数将快速超过22—26岁的女性，2018年二者的比例将超过125%；由此推断，2015年“光棍危机”已全面爆发。
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240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网络图片）
姚美雄指出，男多女少必然引发“婚姻挤压”，高龄男性会向低年龄女性中择偶，挤压到一定程度，城里男性会找乡下女性，富裕地区的男性会找欠发达地区的女性，而“剩男”最后沉积在贫困阶层。中共当局即使可以帮助“剩男”解决经济上的困难，但对“婚姻贫困”却无能为力。到2020年，“剩男”规模接近2400万人，他们中绝大部分将终身打“光棍”。
学者认为，正常人合理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将会降低他们对中共治下社会的认同，甚至可能诱发反社会的心理，可能与其它社会矛盾相交织引发社会动荡。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堕女胎“杀女婴”
多位受访的学者认为，仅有“重男轻女”观念不会导致性别比失衡，生育机会的限制迫使人们采取人工手段留住男孩，放弃女孩。
人口学者何亚福分析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实行“一孩半”政策（第一胎生育女孩可以再生一个孩子）的农村地区，性别比失衡严重。当年全国第一胎性别比为107.1：100，基本正常，但第二胎性别比猛增到151.9：100。
何亚福分析，由于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次生育，因此人们并不在乎第一胎的性别；当第一胎生出女儿后，第二胎成为人们最后的生育机会，因此人们会想办法生出男孩，这时就会采取B超鉴定胎儿性别，存男去女。
为治理失衡的出生性别比，中共当局采取系列措施：下令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网络图片）
学者分析，如果没有生育限制，尽管存在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但人们可以通过多生来实现愿望；如果没有生育机会的限制，“直到生到一个男孩为止”，从统计学分析性别比仍是平衡的。
普世的人口学定论用超额女婴死亡率判断人们对出生婴儿的认为干预程度，正常情况男婴死亡率应较女婴死亡率多出大约20%。如果没有包括特定性别偏好在内的等等人为干预，女婴的生存几率在生物学上要高于男婴。所以一旦某地区的婴儿绝对死亡率持续下降，但女婴死亡比例却高于男婴，当地民众肯定有着杀婴等“积极主动”的生育选择，或对女婴有营养、医疗上的歧视待遇的“消极”选择。
然而学者统计发现，1950年后中国女婴的绝对死亡率持续从14%下降到2%，中国的“超额女婴死亡率”也一直在下降。但中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超额女婴死亡率”这一指数却又重显持续上升趋势并增长，1970年代后期为10%，1995年已上升到60%；对照观察发现，每当中共的计生政策被强调和制度化的关键年份，中国的“超额女婴死亡率”就会出现跳跃式上升。从这一点上说，明显存在“杀女婴”现象，这能解释性别失调的原因和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