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1月20日讯】“被告×××，解放前后一贯不务正业，品质极端恶劣，曾先后奸污有夫之妇607人，强奸妇女51人，鸡奸305人，互相鸡奸30人。”
这不是网路段子，也不是小说虚构，而是中国青海省玉树州法院在“大跃进”期间的一张判决书。这一份堪称“奇葩”的判决书，同时对183人（其中包括11名妇女）进行了宣判。
在中共的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的尹曙生，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专门负责接待上访民众、处理申诉案件。因此有机会了解到中共公安机关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搞“公安工作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的人间悲剧”。
《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期发表了尹曙生撰写的《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揭开了当年中国宪法和法律惨遭政治运动践踏的重重黑幕。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的政治目标。随后“大跃进”政治运动在全中国全面铺开。
中共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
这份《要点》明确要求全国的公安机关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所谓“四无”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点”笼统地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如何来实现这些“大跃进”的口号和目标呢？青海省委书记高峰1958年4月9日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的一段话十分有代表性，他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公安机关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又层层加码，捕人的指标越来越大。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的数量超过了1949年至1957年的总和。
被抓捕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无辜的百姓，他们只是因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政治运动的做法有所不满，说了些牢骚话，或因为饥饿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而私分、偷盗甚至哄抢了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而这些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都死在关押场所。
例如：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在3年时间内就有49304名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死在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占总数16万人的30%。
在那个年代，公安机关拘捕人数的多与少，并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而是完全根据“领导人”的指示，配合政治运动来逮捕、拘留人。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公安抓人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都不知道死者究竟姓什名谁；有的人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就被判了刑，然后送到劳改农场，成了劳改农场的“黑人黑户”。
《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列举了青海省几个县的公安机关“大跃进”的典型例子。
1960年4月，互助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该队的生产队长马贤珍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儿子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于是，马贤珍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同时还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的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于是，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结果天还没亮，就被大队的干部发现，报告了公安局。
戚元法被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仅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曾经是青海省的粮仓，在“大跃进”时期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县。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
1958年6月，安有芳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
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在1960年春天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
很快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看到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李占祥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李占祥因此被法院判处10年徒刑。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把公、检、法三机关当成一个机关来运作，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三家干警常常带上空白的逮捕证，走到哪里就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玉树州法院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一次性判处183人的“奇葩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把183人所犯的涉及通奸等罪行的次数全部累加起来，用得出的总数笼统写出来的罪状，完全分不出每个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犯罪行为。
尹曙生当年跟随省委工作组到玉树州检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黎明整理编辑/责任编辑：明轩）
这不是网路段子，也不是小说虚构，而是中国青海省玉树州法院在“大跃进”期间的一张判决书。这一份堪称“奇葩”的判决书，同时对183人（其中包括11名妇女）进行了宣判。
在中共的公安机关工作了一辈子的尹曙生，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省公安厅工作，专门负责接待上访民众、处理申诉案件。因此有机会了解到中共公安机关在1958年到1961年期间搞“公安工作大跃进”造成的“巨大的人间悲剧”。
公安大跃进催生的恐怖抓人指标
《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1期发表了尹曙生撰写的《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揭开了当年中国宪法和法律惨遭政治运动践踏的重重黑幕。
1958年1月1日，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提出了“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大丰收”的政治目标。随后“大跃进”政治运动在全中国全面铺开。
中共公安部闻风而动，于1月22日召集部分省市公安厅局长参加汇报会，讨论公安机关如何开展“大跃进”的问题，会上制订了《1958年公安工作计划要点》，作为公安工作的“大跃进”的方向和目标。
这份《要点》明确要求全国的公安机关实现“无15元以上的盗窃案，无10元以上损失的火灾，无较大群众性迷信活动，无赌博”所谓“四无”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要点”笼统地要求各级公安机关“把应该逮捕的人坚决依法逮捕起来，把应该管制的人坚决依法管制起来；协助有关部门清查企业内部的坏分子，把其中的大部分人坚决清除出去；对于已经摘掉帽子又有违法行为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一律戴回帽子”。
如何来实现这些“大跃进”的口号和目标呢？青海省委书记高峰1958年4月9日在公安工作座谈会上说的一段话十分有代表性，他说：“有些人虽然没有现行破坏活动，但可能是危险分子，可以采取秘密逮捕的方法，把他们搞起来，要搞得很艺术，谁也发现不了；要采取多种多样的办法，如让他们打架、互相告状、扭送等等。把危险分子都搞掉了，社会问题也就少了”。
于是从中央到地方，公安机关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下级又层层加码，捕人的指标越来越大。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的数量超过了1949年至1957年的总和。
被抓捕的这些人大多数是无辜的百姓，他们只是因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公共食堂、刮共产风等政治运动的做法有所不满，说了些牢骚话，或因为饥饿而偷青吃青，或为了避免饿死而私分、偷盗甚至哄抢了生产队仓库里的粮食，或为了活命外流被当作流窜犯拘捕。而这些被拘捕的人中，约有1／3左右都死在关押场所。
例如：青海省省属劳改、劳教系统，在3年时间内就有49304名三类人员（劳改犯人、刑满就业人员、劳教人员）死在死在劳改农场、看守所，占总数16万人的30%。
在那个年代，公安机关拘捕人数的多与少，并不是由社会治安状况决定的，而是完全根据“领导人”的指示，配合政治运动来逮捕、拘留人。
更严重的是，当时的公安抓人不按任何法律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案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都不知道死者究竟姓什名谁；有的人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糊涂就被判了刑，然后送到劳改农场，成了劳改农场的“黑人黑户”。
青海省公安“大跃进”案例
《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列举了青海省几个县的公安机关“大跃进”的典型例子。
1960年4月，互助县红崖子沟公社石郎大队窝子生产队全队150多人已经有40多人饿死。该队的生产队长马贤珍的70多岁的老妈妈对儿子说：“你当生产队长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救人，不然全队的人都饿死了，你给谁当队长？”于是，马贤珍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将生产队仅有的4420斤粮食偷偷分给社员，还将生产队4只羊换了800斤蔬菜分给社员；同时还带领社员到山上挖野菜，渡过难关，使生产队饿死人的状况暂时停止。可他的行为很快被生产大队干部发现，报告公社，于是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名将他逮捕，被法院判刑5年。
丹麻公社丹麻大队红山生产队队长戚元法，眼见全队117名社员饿死51人，他感到如不采取措施，全队的人都得饿死。于是，一天晚上，他带领身体尚能动弹的7个社员，偷了大队几百斤青稞，连夜偷着煮熟，挨家挨户送到社员家里。结果天还没亮，就被大队的干部发现，报告了公安局。
戚元法被公安局以“坏分子”罪带到县城集训队集训3个月。仅一个月后，戚元法死在集训队，而这个生产队最后只有18个人没有饿死，幸存下来。
青海省人口最多、最大的农业县——湟中县曾经是青海省的粮仓，在“大跃进”时期却成为饿死人最多的县。这个县的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安有芳是推行左倾路线的急先锋。
1958年6月，安有芳根据省里的“将反革命捕光，枪支收光，案件破光”的“三光”指示和下达的捕人指标，提出“苦战六昼夜，捕人六百名”的口号。结果6天捕了841人。由于凑不够捕人数字，将群众反映有通奸行为的270人也逮捕了，占总数32%。
该县汉东公社元山生产队，14岁的学生李占祥全家11口人，在1960年春天饿死7人。无奈之下，他跑到大队饲养场，偷了2只小羊羔，回家杀死煮吃，维持了5天，第6天，他到大队食堂打饭，端了半瓦罐青稞面汤，在回家路上，他喝了两口，感到和喝水差不多，一气之下，将瓦罐摔碎，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他想，过不了几天，全家人都将饿死。于是，他回家拿上镰刀，带着绳子，再次跑到饲养场，乘饲养员不在，将一头毛驴的腿和脖子捆上，割了一只驴耳朵跑回家中。
很快饲养员和大队干部顺着滴血找到李占祥家，看到他正在刮驴耳朵上面的毛，还搜查到两张羔羊皮，人赃俱获。大队干部将李占祥捆上，把他的耳朵穿个洞挂着割下的驴耳朵，送到公安局。李占祥因此被法院判处10年徒刑。
当时政法部门为了“大跃进”，把公、检、法三机关当成一个机关来运作，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制约和监督。三家干警常常带上空白的逮捕证，走到哪里就捕到哪里，想逮捕谁，就逮捕谁，根本不分家。
由于公、检、法三家变成一家，被逮捕的人就一定会判刑。有的地方捕人太多，法院审判员少，于是事先将判决书印好，判人的时候不开庭，不和被告人见面，不审问，只在印好的判决书上填上姓名和刑期即可。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玉树州法院出现了本文开头提到的那张一次性判处183人的“奇葩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把183人所犯的涉及通奸等罪行的次数全部累加起来，用得出的总数笼统写出来的罪状，完全分不出每个人究竟有多少这样的犯罪行为。
尹曙生当年跟随省委工作组到玉树州检查时，亲眼看到了这张判决书。
（黎明整理编辑/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