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清心:多少“逃港”知青魂飘大海

2017年01月30日共产党百年真相
从中共1949年建政,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每次逃亡高潮,都出现在中共政治动荡大开杀戒或经济危机民不聊生的时期。文革期间的“逃港”,曾有过一天逃港7万人的“井喷”记录。文革逃港潮,知青是主力军。

《偷渡香港》作者陈通教授于1979年冒死逃到香港。据他调查统计,70%的逃亡者是失败的,20%的逃亡者死在路途中,只有10%的逃亡者有机会成功到达香港。

他说,最保守的估计,当一个人成功逃亡到香港时,至少有一个人死在逃亡途中,还有许多人逃亡失败被抓捕毒打、批斗关押、劳教劳改、被枪毙、被饿死、被迫害致死或自杀。有二百多万人成功偷渡香港,三百多万人死在偷渡路上,两千多万人参加偷渡香港这一行列。

当年有多少知青卷入这场偷渡潮?又有多少人葬身鱼腹?据民间调查,在广州老三届知青中,全班百分之百的卷入偷渡潮的都有。每个班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以此类推,全广州一百多所中学,该有多少人?他们历尽千辛万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冒死投奔自由世界。

陈秉安在《大逃港》中提到广州培英重点中学,那是座百年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但68年,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初高中生,约有千人都不得不上山下乡。这些学生下乡两年后,1971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知青逃港,汇入“知青偷渡潮”。

偷渡的惨烈


“1974年8月,第五次偷渡终于成功。游水五个钟头之后,我们三人在平洲岛上岸……警察将我们一共十七、八个偷渡客送上船,从平洲岛到香港岛要走三四个钟头。中途所见,永世都记得。如果之前见过,我一定不敢偷渡。——当时成海都是死尸,船走一段就见几件,好多好多,不是一下子好多,是这边几件,那边几件,在水抱(注:粤语指救生圈)圆圈中间,剩得个上半身,头在水抱上,下半身已经被鱼吃了。周围海水‘红扑扑’。我们那条船船员说捞一件看是怎样死的?捞上来,膝盖以下已经断了,还吊着皮……同船还有几个女的,说原来和她们一起有男的已被鲨鱼吃了,有的是咬断脚后流血死的……”

上面这段表述,来自一名逃港知青的亲身经历。知青死于偷渡的确切人数虽然至今不知晓,但其惨烈过程有很多亲历者。上面这段口述历史记录,或许也已经对死亡数字做出了大概率的描述。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据和失踪的梁启光同住一茅草房的知青回忆:那天他们四个在我这里吃饭。梁城根不是我们队的,在东瓜宇大队。我隐约知道他们是商量偷渡。吃过饭后他们就动身了。大约过了半月,快过年了,梁启光的姐姐到我这里来找弟弟,说她家在香港没亲戚,应该不会是…… 我说那天你两个弟弟在我这里吃完饭就走了。

送她姐姐一出门,她就大哭,说现在没有一点音讯……其实,梁城根的母亲也一点都不知道儿子走了,以为他还在农村。以后听说是台风翻船死的,都没有办法证实,不过我记得他们走的那天晚上是起风了……

另一同学赵X琦回忆:1973年的7月,偶遇沙螺湾大队民兵营长刘金喜,他问谁叫梁成根?原来,一年多前,刘曾接到宝安县的通报,说在一具知青的尸体上找到一张“南沙公社东瓜宇大队”的证明,尸体被宝安渔民的拖网船所捞到的,然后就扔到宝安让沙堆埋葬了。

在突然起风的那个夜里,有四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陨在茫茫大海中。四十多年里,亲人们始终在苦苦寻找,等待他们突然归来, 因为无法接受“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然而,他们的母校早把他们忘干净了。现在广州培英中学有漂亮的校史馆,但校史上对当年老三届的偷渡和死亡不着一字。

当年广州“老高三”知青黄东汉说,逃亡的路上很多知青死了,或摔死在悬崖峭壁下,或惨死在枪口下,更多的是葬身茫茫大海中。当年偷渡死亡的数字是多少,恐怕只有天才知晓了!但肯定不会是个小数字。

1978年夏从汕尾出发的一条小木船在大亚湾沉没,45个年轻人无一生还。他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和一个街坊一同葬身大鹏湾。1973年12月里,从碎石斜坡滚落下来的胡向坤甦醒过来时,发现10米外的两个同伴早已气断身亡……

逃港知青说,我们不是英雄,是文革知青,是被坑害的一代,悲哀的一代。我们本该升学读书,追求理想,却被迫“起锚”、“扑网”、“蹈海”。我们的青春如同一场噩梦,不堪回首。

一群“偷渡知青潮”的幸存者,在吉澳岛为逃港死难者立了纪念碑。那一起起“逃港”潮,一个个在逃亡过程中消逝的生命,记录下是中共暴政带来的苦难。

碑址选在了逃港中丧命最多的大鹏湾沙头角岸边,以纪念那些消失在漫长夜路和冰冷海水中的逃亡者,那些魂飘大海的青春伙伴:越山越水,越界少年,越海梦化,一缕轻烟。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