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我有过两次阅读托克维尔名着《论美国的民主》的经历，影响我最深之一的是，他肯定地谈到坚挈并终于成就了美国价值的三大因素：民情、法治和地理环境。
至少我认为，地理环境在成就一国价值意义上的作用属偶然因素，或者说只是为托克维尔的认识成就了的因素。地理环境真若具备了托克维尔先生认识的、作为成就一国价值的基础因素，我依然认为作为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很难使人信服它可以成为决定一国精神价值的决定因素。我自己倾向认为，坚挈美国价值的结构性因素当是民情及法治两个因素，而民情则是这两个决定性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不难理解，良好的法治环境是良好民情的产物，至少是有互为原因和结果意义的。
而良好民情则必然是理性向好宗教信仰长期滋育的结果。孟德斯鸠认为德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黑格尔则从哲学角度给出了良好法律秩序与德行互为先决条件。实际上，滋育了美国良好法律秩序的民情是英裔美国人渊源绵长的宗教信仰生命。
基督教对欧洲历史及欧洲民情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家本身。在欧洲，许多国家还未正式产生前，基督教却早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欧各国中，最早调整人身权、财产权的并不是世俗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教会制定的规则。可以毫不夸张地结论，基督教教会法律是欧洲世俗法律的第一渊源，是西方法律的根。欧洲的历史根本上就是基督教强有力地使欧洲世界的历史存在与基督教的爱相一致生长的结果。黑格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世界对自由、自我决定性和人类生活之无限价值的坚持乃是基督教在数个世纪里宣扬人性的无限价值和尊严，宣扬爱的无限重要性的结果。”
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曾谈到在中国建立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困难问题，便是今天正常人听来都震聋发聩。他说：“中国，道德和宗教的存在是无本之木，因为道德和宗教都以意志的自由为它们的必要的条件和基础，而专制的政治却相反，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的横行无忌，却是以普遍的缺乏道德和宗教为条件和基础。”
今天中国宗教信仰的生存环境比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更其的恶劣不堪。中国实际上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是没有人类宗教文明意义上的信仰的，而迷信的历史却是人类第一的绵长。迷信以野蛮人群为生植基础，而宗教信仰是理性人群中的必有现象。
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几千年黑暗专制管制历史的大国，国家的根本性变化，若没有坚持不懈的对民情的坚定改造，欲实现国家的改变目标也只能是沙滩上的建筑，这种改造就是在国家有意识影响下的广泛的宗教信仰的植立，若没有这样的相应培植，那么全国民众的品行和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深层次的变化。如果没有良好的信仰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自由提供基础，那么，中国的文明发展就实实可虑。
我们必须取得的广泛共识是，宗教信仰应当是国家和社会中所有自由和伦理当然的基根。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无可争议地显明，只有在良好的宗教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国家才能把握到对它们来说终极的真理，才能使他们的法律的权威根植于通过信仰认识到的真理，国家的法律才可以是正义的。
宗教信仰可以制约那些不怕法律的人，在一个无法无天的极权体制下，没有宗教信仰对人心灵的约束，这将是一个何其可怖的局面，今天中国普遍的人性黑暗现实就是活教材。
我曾在一段文字里提到过，宗教信仰是人类的天性特征之一。人类已显明的历史事实是，人类区域文明的形成大相迳庭，缘着早期人类各为区域隔绝而互不联系。当人类终于实现了联系后发现有几个诸如语言、规则、宗教信仰等的普遍的共同拥有的文明成果，即无论在怎样的区域、怎样的历史形态及处在怎样的文化式中的民族，均必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表明它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感情，亦即其实则是构成人类人性的一部分。
中国人自然不例外，朴素的文化感情里共认的是神抟埴造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理、天良、天道酬勤这些基本的信仰心理感情及认知。然而，今天中国的许多人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根，脱离了信仰，这是当下中国最醒目的现实，这是共产党长期疯癫肆虐、仇视、消灭人民心灵信仰取得了的大成绩。但它从未取得过完胜，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疯狂打压，就是这没有完胜的实证。生长在人心灵中的美好实在不易消灭的，迄今的历史上还未有过成功消灭了的先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四百年的迫害史，终于的结果历史已显明。人类历史上多少个与宗教信仰抗战的强大王朝，终于灭亡的都是它们自己，中共例外不了。加紧了的打压是加速了的灭亡节奏。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无一例外地终其存在的全部历史无不伴随着对人民宗教信仰的血腥压迫暴行，而它们都灭亡了。
宗教信仰是人的天性特征，因而是人性的一部分，宗教迫害不仅侵蚀天道，更是强力阉割人性，是强迫人民堕至牲畜以下，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恶，中共恐怖组织的这笔罪债永不得抹灭。人类心灵本身的深度和高度，它的欢乐和哀伤，它的行为、命运乃至命运的抗争，人性的生长，良知的意义，唯有在信仰里才可得到有意义的把握。任何“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之任何对信仰的指手划脚都是愚蠢的，更是不正当的，世俗领域就是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无权、也无力布置安排人们的来世生活，它是只有宗教信仰才可以抵达的高度和目的地。
对于未来中国，我个人思索的触线早已越过暴政的灭亡及其此后的一系列技术建立，我一直在思想良好民情在2017年后中国的建立问题，这是中国改变的根本所是。
我们清楚自己面临着怎样异常复杂的局面，毕竟我们在野蛮压迫的环境里被强制“特色”了68年。被强制扭曲了的许多灵魂将是未来文明价值培植的巨大障碍。我们将面对许多这种邪恶压迫下生成的人性病变造成的堡垒森严局面，我们对这局面要有足够理性及冷峻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里在其着《李维论》中写道：“一个习惯于君主制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仍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后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阿伦特更提醒人们，“极权主义政权垮台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可能存在，它以一种有强烈诱惑力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个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姿态出现。”
中共灭亡后一个时期内将是久积了的、被掩盖了的悲苦、灾难的总暴露期。普遍痛苦的感情会醒目地弥漫在这片国土上，医治这一切却不能是个简单技术行为可得实现的。
这个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主流大众传媒的健康向上趋善的舆论氛围便更显其重要，而政府在这样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却无法立竿见影。懂得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角色及其权限运作规律者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政府依然对社会生活、社会风尚、民情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渐成而缓慢的，政府自己不能经办媒体，而又无权力操纵媒体，更不可对媒体施发号令。未来中国五届以内的民选政府领袖之行为、个人品行、操守、习惯对中国长远健康政治生态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底定作用。始终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无论怎样的情形下，永不可尝试操纵大众传媒，永不可强调特殊“特色”。使中国社会自由媒体健康良性崛起，于人民长远福祉、国家宁靖政治环境的发生、发育、发展生命攸关。它像宗教信仰于好民情培养作用一样的要紧。
2017年后，在中国健康社会、良好民情培植时期，中国需要一大批犹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活跃在美国社会的似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这、约翰‧本杰伊等理论、思想出众并勤于写作的精英和一大批热心于人民福利及国家政治建设的政治精英奋力。
从技术角度论，中国永不缺这样的人才。勿需讳言、我们结构性地缺的是类美国建国精英们的德行、操守及得益于在长期的宗教情怀里生成的表里如一的诚信。至少是我个人的宗教信仰体验，一个真正虔诚皈依了神的信徒，很难想像他的内心敢生出见不得人的诡计。作为信徒，保持内心的净洁不仅是与自己的神保有亲密关系的必须条件，更是一个虔敬信徒对自己神的一种义。努力保持内心的净洁、向善、爱人及表里如一的信实，是信徒对神的一种义方面的义务。
宗教信仰对人、人性及人之心灵改造的作用无论何以肯定均不为过。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孩子们有着一对具有虔诚信仰的父母，孩子一生在人格、人性、诚信、仁爱及品行方面的受益是何其的使人感动。不出两代人，中国社会民情将会发生令人惊心动魄的改变。
常有人问我，个人能为改变中国做些什么？我每必告诉之：改变自己，作正常人，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中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表里如一地改变自己，是改变中国最好的起点，而人的能力究竟有限，尤以在遇到自己欲望及感情方面。恕我向来的直言，我想我的神亦不会嫌忌我以下的有感而发。宗教信仰在改造人心乃至人性方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力量及效用，但前提依然在于个人的能动纳接意识。至少，我认为只要着意在真正体验与神建立心灵交通及想在信实的神面前作一个信实的信徒，你定得了一个使你及你的孩子永远受益的改变，否则，你的宗教经历将会得了竹篮打水功夫。我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是因为体验过不少使我深感忧虑的过程，如果我们竟不认为它是问题，那么，未来中国不会发生在精神层面上实质性的真实改变。
我在北京曾参加过两个家庭教会的聚会，期间给我的体验颇使人不安甚而至于沮丧。若不进一步交流，作为新来者的慕道者，你能看到某种触动心灵的“好”——恒切的祷告，情、景并茂，有些极有水准。但渐渐地你发现，所有的祈好都是为了自己，扩大一点则超不出聚会基督徒的范围。给人的印象是，似是人人都清楚教会外面的世界很不好。另一个使人明显能感到的是对外面世界心知肚明的不好，所有人既无力，更可怕的是亦无意改变它，仿佛是得了一种能完全于现实隔膜的好，而且隔膜的心安理得。更使人不安的是，对这种明显默契了的共识之共同坚守意志，保障着大家的平静，而企图改变它，或竟没有遵守者，则必会造成群体的不安或反感且反感之情总无力遏抑而溢于言表。
我当时只是一个慕道者，但因为对法轮功受难者的微力帮助引起了一群人的普遍反感。那个教会的成员有许多都是些颇有名气的文人，他们单方面便决定了我的“错”，并因此不依不饶。这些事是我从未对外泄露过的，今天思索至此突然意识到，作为自认为的弊端，神使我看到这一切必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在自我检省、相互帮助乃至批评中，在神的爱里生长，于我们，便是于我们所在的社会亦益处多多。我不止在一处强调过，当我还有些条件或者说是力量之时，我力争为一切被恶政压迫的受害者都予帮助，尽管是绝不可能，但我的这种意识从未动摇过。
对法轮功受难者的骇人听闻的被迫害境遇，2004年前亦是有所耳闻的，但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乃至自己个人的私。中共恐怖组织的一些头目不仅多次在我面前、在大哥面前也不止一次叹息过，认为如若我母亲不逝世我定不会去触碰法轮功问题的，这便是我的私。尽管近乎卑鄙，但究竟当时是我切实受制的一种无力改变的现实——不愿使母亲再受惊扰。也许这正是母亲突然离世的所是，不信神的人很难谙悟其中因果究竟。
但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并不认为我个人与法轮功存在什么感情渊源或个人对法轮功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而关注他们（对于他们趋好向善的信仰本质那也只是后来接触后得了的认识）。我关注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权利遭到了使人无法容忍及坐视不动的逼害现实。他们立志追求真善美，追求心灵的向好，即便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涉。更不该以危害政权安全为由去压逼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是使人最大的不安和不能容忍的所在。
当然在我个性里的一些刚性的东西，也成了后来事态发展的内在导因。当局自己公布的法律就在那里，而我也实实在在存在着。我去为法轮功冤狱学员立案，所到之处，“法官”肆无忌惮地喝斥，有的公然恐吓威胁，而我所依据的，正是当局自己公开的“法律”，尽管我知道这国法律的虚饰现实，但还是感到了一种被侮辱性的欺骗。而真的当我开始意识到法轮功被迫害灾难的严重性，开始实质性地介入关注时，流氓当局竟然公开以黑帮手段阻挠、打压。常识告诉我，这里必有惊人的见不得人的罪恶被遮掩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我从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错。便是真有错，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应当公开排斥一个有错者。主公开的宣示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招聚义人的，乃是为招唤罪人。
远离了公义情感的基督徒是不完整的。看看伟大上帝在拯救尼尼微城过程中对人间公平正义的呼唤，我每读至此，总感动不已。任何只为了一己之好而接近神的人，那是他对神伟大慈爱及慈爱中饱含公平、正义感情的完全无知。这是一种对神的亏欠，而终于亏欠的还是自身。因为你自我疏离了与伟大神的心灵距离。
神的无私是绝对的，你不渴慕祂固有的心灵品质，你便不可能接近祂，这是由祂绝对的圣洁品质决定了的。这也便是同样的是基督徒，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与神亲密无间，总处在被神感动、加持的无限妙境中，而有的弟兄姐妹却一生在属灵的体验经历中平淡无奇的原因所在。一种主要为自己的好，只关心对自己效用的宗教是堕落的宗教。而在任何一种宗教里，只抱着为自己的好而参加宗教活动，他会看得见自己的堕落的，这绝非耸人听闻。
我前面提到的两次在两个家庭教会中的体验最后都黯然退出，有些现象使人哀伤。一些人在那里形成一种认识乃至人格同质的小圈子，这与教会的包容与开放背道而驰。当你与他们不同时——不是在信仰上，只是在俗事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喜好不同时，他们决心不容忍你，只差驱赶你离开。
我在第一个以文人为主的教会里参加不到十次的聚会，竟被台上风度不凡的布道人点名三次贬斥。
第一次的发生过程很突然。余杰（关于余杰先生，这里有必要铺张几言。最近风闻说我在《2017年，起来中国》中的、记录与于泓源谈话中的涉及余杰君的部分内容底定了他的“中共特务”地位实在是大谬不然！这实在不该是那点文字中能读出来的意思。我真实记述这段内容，一方面，我素不喜遮掩，不论牵涉谁，便是我的大哥有错同样在书中是指出的；另一方面，只是想使大家明白，便是对自己的“政治头脑”十分自信的文人们也像我们一样具有局限性，也会上当、被骗的。但有一点含糊不得，即无论以怎样粗糙的标准，亦不可归余杰君于“中共特务”的去处，之既是我们的不智，更是我们的损失。恕我直言不讳，不少人确实深恶余杰君和晓波君这些年里总欲使暴政反抗者服从他俩调度、跟在他们身后，以他俩为模式、为道路，但有不从者即视之为仇敌且永不饶过，实实使人扼腕。好在他俩运气不赖，这些年归顺者众而不从者极少见。按说，中国颇不小，有时冒出一两个不服从者也是难免的，中国就有我和飞雄这种不大听话者，可这究竟是现实，中共下的功夫很不小的，对我俩终无改变。我们大家理应懂得派别共存的意义，反抗阵营不同派别合股反抗暴政而不是非得要成了敌人。不客气地说，今天这种不同派别尖锐对立而非合股奋力的现状，俩位须担主要阶段性的历史责任——为什么不可有其他与你俩不同或独立于你们的反抗者！恕我再絮叨几言，中国素有道德文章的说法。事实上，心录决定着眼界，豁亮的心灵对文章意义影响重大。只要有条件，凡余杰君的文章我都读，便是我一个外行亦可识得，君这些年文字意义没有进步、发展。文章常立意不低，而总终于因缺了气度、气势及宏阔眼界收于琐碎，作为君的读者甚觉遗憾的！诚愿以上直言予君有益）夫人刘敏女士正在台上声情并茂布道，那是我第二次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她突然把《圣经》放下宣布说：“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们是不会信神的，高智晟律师就是这种人，高律师他不会信神的。”
我这里并无性别歧视的感情，若当时布道者是位男士，我定会站起来与他辩论。尽管我表面很平静，但我的内心震惊不已。且不论耶稣基督有不许论断他人的戒令，我最震惊的却是这种视他人存在如空物的毫无礼貌的做法。
感谢神！感谢作家北村先生（我只在后来听人说他是作家、叫北村）。没料到，这次聚会结束时，北村先生突然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他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高律师信不信神只有神和高律师自己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外人的结论不仅不妥，而且对别人欠基本的礼貌。”
另一次的教讲道人在台上的公开贬斥我强忍了没有作任何回应。最后一次是一位更有风度的先生，又在台上批评我作为基督徒公然替法轮功说话，说他为我感到脸红。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离讲台很近，我向他指出，不用说是一个基督徒，便使是一个不信神的俗人，如果他对其他人类同类的苦难视而不见时，他尚连做人的资格都可虑，那就是一个行走的皮囊。感谢神，他当时向我道了歉（后来我通过范亚峰弟兄得知了他的姓名）。
我费力讲出以上遭遇，不是想使谁难堪，实无这种闲情。意在提醒每个读者，注意我们自己的能动意识在信仰中对自我心灵改造的意义。我的三次经历能得出的明显结论是，至少是这三件事上，在那个时段内，有一群自视灵修生命不俗者是少了自我调节意识。在我对法轮功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使他们不愿意容忍的共识，对一个被他们决定了有错的人无纤毫包容、提携之意，且憎恨之情不能抑遏。我认为这是对个人灵修生命的最不容忽视的损害，俗世间常人的暗昧心灵主导了灵魂而不行任何抗争和检省，这是个人心灵与宗教神奇意义的坚硬对抗。这种情形是否很普遍尚不得结论，但我们每个信仰者都须予以警惕。如若仍不肯有意识地以虔诚的信仰来改造自己的灵魂，疏远了与神的心灵距离，这比没有信仰更其的糟糕，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则将遗患无穷，会殆害我们民族的文明生命前途。
信仰对人的管束是在人的心里，这是人世间无可替代效果的对人的管束。最近小儿子在学校犯了个小错误——他带了一把精致的水果刀装在书包里被发现，他得了两天不准上学的处罚。他一直期待能得两天的空闲时间到邻近城市的“哈利波特城”去游乐。他妈妈故意逗他，说你可用这两天闲暇去那里游玩，孩子却郑重其事地说，他的心里正在接受处罚，不可在学校规定的处罚期出去游玩，强调要从心里管束自己，保证自己的诚实。我和他妈妈得了大欣慰，美国健康文明的教育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我们清楚是得益于孩子到美国后每周参加教会聚会的经历。孩子的心里干干净净，最易接近神，以致他姐姐钦羡他：凡弟弟的祷告上帝必应许！我们作为父母，这是何等的大安慰。孩子的心理乃至人格明明亮亮，他自己将终生受益。这使我的思索与未来居民社区宗教软硬环境保障愿景发生联系的主要感情基础。
毫无疑问，我这里并不是寄期望于在这方面未来政府要做些什么，实际上，于宗教软硬环境建设方面，文明而明智的政府的作用却正在于它不做什么。政府于宗教的作用仅止于它的良好、刚性的法律环境保障。人间的神奇力量或曰不可限量的力量永在人民中间。营造社区宗教信仰软硬环境于我们、我们子女的价值及意义一旦为人民认知，人民的热情加上时间，一切都会蓬蓬勃勃地以令人鼓舞的速度生长起来，这是一个绝不会落空的预期。国家，任何明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绝不能侵犯宗教意识的自由，或是干预宗教信仰事务。
我们在宪法条文中要特别强调宗教与国家权力的各自独立与平等的地位，国家和宗教不仅各自要有平等及各自独立的认识意识，更要知道受这种意识的理性支配于国家及社会生活宁靖及人民安乐之重大意义。而这种认识意识及其意义不但须及于每个公职人员，更当须是成为每个普通人民、普通信仰者的认识及一般常识。
国家必须保证宗教组织的平等及自由、应当乐见其宗教功能的正常发挥。而毫无疑问，任何宗教都不能成了违法正当性的理由或藉口，任何宗教自由绝不能拒斥或对抗国家权力，必须真正地坚信自由的意义，必须真正地承认世俗领域的权力与上帝联系的意义。
而国家则不得承认任何宗教为国教，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分治的原则，宪法中必须明确确定，国会永不得通过确定任何宗教为国教的立法、不得通过限制或干扰宗教自由的立法；不得通过立法限制境外宗教团，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包括办学、建立教产、慈善或福利机构。所有宗教组织、团体或个人的权利及财产所有权得受国家的平等保护和保障，国家必须保障，对任何人，不得因其信仰身分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保障人人都有不受干扰的、自由选择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或单独或同他人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这必须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常识。
但任何宗教的外在表现必须服从于有利社会秩序和安宁，有利于增进人民的健康和公认的社会风尚和道德。得禁止任何宗教之间一切形式或手段的敌对行为。任何政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机构、宗教团体或宗教信仰，这是在宪法中必须明确而理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未来中国，宗教的自治权将会与许多的传统观念、认识、习惯发生碰撞，国家及全社会尤其大众传媒，均须得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及权利观念，有些方面，法律则必须明确对宗教自治权利的保障，包括军队、监狱、福利院、企业及一切社会团体，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方便。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利的独立关系还体现在，国家不得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插手宗教事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干预宗教人事任免。宗教组织不得以任何藉口和理由插手干涉世俗政治事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推举政治选举人。
当快要结束有关宗教问题的思索之际，突然想起曾有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即既然上帝全能全知、无限慈爱，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所有人一个完全平等、公平而幸福的世界？我告诉了他我的认识：造就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正体现出伟大造物主深遂智慧的维度及深不可测度的慈悲情怀。若所有人认识到：自己的思索、行为、与他人交往这些人类必须的活动与自己的所得不发生任何有影响的联系时，这些活动就会终于地全部停下来，生命进入静止，然后全世界会进入死寂。而造就一个死的世界，绝对不会与全能上帝的智慧发生关系。#
相关链接： 附：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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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至少我认为，地理环境在成就一国价值意义上的作用属偶然因素，或者说只是为托克维尔的认识成就了的因素。地理环境真若具备了托克维尔先生认识的、作为成就一国价值的基础因素，我依然认为作为一种静态的客观存在，很难使人信服它可以成为决定一国精神价值的决定因素。我自己倾向认为，坚挈美国价值的结构性因素当是民情及法治两个因素，而民情则是这两个决定性因素中的主要因素。实际上不难理解，良好的法治环境是良好民情的产物，至少是有互为原因和结果意义的。
而良好民情则必然是理性向好宗教信仰长期滋育的结果。孟德斯鸠认为德行是民主政体的基础。黑格尔则从哲学角度给出了良好法律秩序与德行互为先决条件。实际上，滋育了美国良好法律秩序的民情是英裔美国人渊源绵长的宗教信仰生命。
基督教对欧洲历史及欧洲民情的影响远远超过国家本身。在欧洲，许多国家还未正式产生前，基督教却早在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在西欧各国中，最早调整人身权、财产权的并不是世俗国家制定的法律，而是教会制定的规则。可以毫不夸张地结论，基督教教会法律是欧洲世俗法律的第一渊源，是西方法律的根。欧洲的历史根本上就是基督教强有力地使欧洲世界的历史存在与基督教的爱相一致生长的结果。黑格尔认为：“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世界对自由、自我决定性和人类生活之无限价值的坚持乃是基督教在数个世纪里宣扬人性的无限价值和尊严，宣扬爱的无限重要性的结果。”
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也曾谈到在中国建立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困难问题，便是今天正常人听来都震聋发聩。他说：“中国，道德和宗教的存在是无本之木，因为道德和宗教都以意志的自由为它们的必要的条件和基础，而专制的政治却相反，那种最专横的、邪恶的、堕落的专制的横行无忌，却是以普遍的缺乏道德和宗教为条件和基础。”
今天中国宗教信仰的生存环境比黑格尔生活的时代更其的恶劣不堪。中国实际上在绝大部分历史阶段是没有人类宗教文明意义上的信仰的，而迷信的历史却是人类第一的绵长。迷信以野蛮人群为生植基础，而宗教信仰是理性人群中的必有现象。
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具有几千年黑暗专制管制历史的大国，国家的根本性变化，若没有坚持不懈的对民情的坚定改造，欲实现国家的改变目标也只能是沙滩上的建筑，这种改造就是在国家有意识影响下的广泛的宗教信仰的植立，若没有这样的相应培植，那么全国民众的品行和实践就不可能有任何深层次的变化。如果没有良好的信仰为真正的社会和政治自由提供基础，那么，中国的文明发展就实实可虑。
我们必须取得的广泛共识是，宗教信仰应当是国家和社会中所有自由和伦理当然的基根。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无可争议地显明，只有在良好的宗教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乃至国家才能把握到对它们来说终极的真理，才能使他们的法律的权威根植于通过信仰认识到的真理，国家的法律才可以是正义的。
宗教信仰可以制约那些不怕法律的人，在一个无法无天的极权体制下，没有宗教信仰对人心灵的约束，这将是一个何其可怖的局面，今天中国普遍的人性黑暗现实就是活教材。
我曾在一段文字里提到过，宗教信仰是人类的天性特征之一。人类已显明的历史事实是，人类区域文明的形成大相迳庭，缘着早期人类各为区域隔绝而互不联系。当人类终于实现了联系后发现有几个诸如语言、规则、宗教信仰等的普遍的共同拥有的文明成果，即无论在怎样的区域、怎样的历史形态及处在怎样的文化式中的民族，均必会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表明它是人类固有的天性感情，亦即其实则是构成人类人性的一部分。
中国人自然不例外，朴素的文化感情里共认的是神抟埴造人、“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理、天良、天道酬勤这些基本的信仰心理感情及认知。然而，今天中国的许多人远离了自己生命的根，脱离了信仰，这是当下中国最醒目的现实，这是共产党长期疯癫肆虐、仇视、消灭人民心灵信仰取得了的大成绩。但它从未取得过完胜，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疯狂打压，就是这没有完胜的实证。生长在人心灵中的美好实在不易消灭的，迄今的历史上还未有过成功消灭了的先例。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四百年的迫害史，终于的结果历史已显明。人类历史上多少个与宗教信仰抗战的强大王朝，终于灭亡的都是它们自己，中共例外不了。加紧了的打压是加速了的灭亡节奏。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无一例外地终其存在的全部历史无不伴随着对人民宗教信仰的血腥压迫暴行，而它们都灭亡了。
宗教信仰是人的天性特征，因而是人性的一部分，宗教迫害不仅侵蚀天道，更是强力阉割人性，是强迫人民堕至牲畜以下，是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恶，中共恐怖组织的这笔罪债永不得抹灭。人类心灵本身的深度和高度，它的欢乐和哀伤，它的行为、命运乃至命运的抗争，人性的生长，良知的意义，唯有在信仰里才可得到有意义的把握。任何“伟大光荣正确”的政府之任何对信仰的指手划脚都是愚蠢的，更是不正当的，世俗领域就是政府权力的边界。政府无权、也无力布置安排人们的来世生活，它是只有宗教信仰才可以抵达的高度和目的地。
对于未来中国，我个人思索的触线早已越过暴政的灭亡及其此后的一系列技术建立，我一直在思想良好民情在2017年后中国的建立问题，这是中国改变的根本所是。
我们清楚自己面临着怎样异常复杂的局面，毕竟我们在野蛮压迫的环境里被强制“特色”了68年。被强制扭曲了的许多灵魂将是未来文明价值培植的巨大障碍。我们将面对许多这种邪恶压迫下生成的人性病变造成的堡垒森严局面，我们对这局面要有足够理性及冷峻的心理准备。马基雅维里在其着《李维论》中写道：“一个习惯于君主制之下过活的民族，如果意外地变得自由，他们仍很难于保持自己的自由。”“一个腐化了的民族，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后要保持自由，就会遇到世上的一切困难。”阿伦特更提醒人们，“极权主义政权垮台后，极权主义的方案仍可能存在，它以一种有强烈诱惑力的形式，将会在可能的时候，以对个人有利，并且能够解除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悲苦姿态出现。”
中共灭亡后一个时期内将是久积了的、被掩盖了的悲苦、灾难的总暴露期。普遍痛苦的感情会醒目地弥漫在这片国土上，医治这一切却不能是个简单技术行为可得实现的。
这个阶段，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主流大众传媒的健康向上趋善的舆论氛围便更显其重要，而政府在这样过程中的影响作用却无法立竿见影。懂得民主政治体制下政府角色及其权限运作规律者不难理解这一点。在民主宪政体制下，政府依然对社会生活、社会风尚、民情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渐成而缓慢的，政府自己不能经办媒体，而又无权力操纵媒体，更不可对媒体施发号令。未来中国五届以内的民选政府领袖之行为、个人品行、操守、习惯对中国长远健康政治生态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底定作用。始终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无论怎样的情形下，永不可尝试操纵大众传媒，永不可强调特殊“特色”。使中国社会自由媒体健康良性崛起，于人民长远福祉、国家宁靖政治环境的发生、发育、发展生命攸关。它像宗教信仰于好民情培养作用一样的要紧。
2017年后，在中国健康社会、良好民情培植时期，中国需要一大批犹如18世纪末、19世纪初活跃在美国社会的似托马斯‧潘恩、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这、约翰‧本杰伊等理论、思想出众并勤于写作的精英和一大批热心于人民福利及国家政治建设的政治精英奋力。
从技术角度论，中国永不缺这样的人才。勿需讳言、我们结构性地缺的是类美国建国精英们的德行、操守及得益于在长期的宗教情怀里生成的表里如一的诚信。至少是我个人的宗教信仰体验，一个真正虔诚皈依了神的信徒，很难想像他的内心敢生出见不得人的诡计。作为信徒，保持内心的净洁不仅是与自己的神保有亲密关系的必须条件，更是一个虔敬信徒对自己神的一种义。努力保持内心的净洁、向善、爱人及表里如一的信实，是信徒对神的一种义方面的义务。
宗教信仰对人、人性及人之心灵改造的作用无论何以肯定均不为过。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孩子们有着一对具有虔诚信仰的父母，孩子一生在人格、人性、诚信、仁爱及品行方面的受益是何其的使人感动。不出两代人，中国社会民情将会发生令人惊心动魄的改变。
常有人问我，个人能为改变中国做些什么？我每必告诉之：改变自己，作正常人，改变自己就是在改变中国。“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表里如一地改变自己，是改变中国最好的起点，而人的能力究竟有限，尤以在遇到自己欲望及感情方面。恕我向来的直言，我想我的神亦不会嫌忌我以下的有感而发。宗教信仰在改造人心乃至人性方面是有着不可替代的力量及效用，但前提依然在于个人的能动纳接意识。至少，我认为只要着意在真正体验与神建立心灵交通及想在信实的神面前作一个信实的信徒，你定得了一个使你及你的孩子永远受益的改变，否则，你的宗教经历将会得了竹篮打水功夫。我不厌其烦地述说这些，是因为体验过不少使我深感忧虑的过程，如果我们竟不认为它是问题，那么，未来中国不会发生在精神层面上实质性的真实改变。
我在北京曾参加过两个家庭教会的聚会，期间给我的体验颇使人不安甚而至于沮丧。若不进一步交流，作为新来者的慕道者，你能看到某种触动心灵的“好”——恒切的祷告，情、景并茂，有些极有水准。但渐渐地你发现，所有的祈好都是为了自己，扩大一点则超不出聚会基督徒的范围。给人的印象是，似是人人都清楚教会外面的世界很不好。另一个使人明显能感到的是对外面世界心知肚明的不好，所有人既无力，更可怕的是亦无意改变它，仿佛是得了一种能完全于现实隔膜的好，而且隔膜的心安理得。更使人不安的是，对这种明显默契了的共识之共同坚守意志，保障着大家的平静，而企图改变它，或竟没有遵守者，则必会造成群体的不安或反感且反感之情总无力遏抑而溢于言表。
我当时只是一个慕道者，但因为对法轮功受难者的微力帮助引起了一群人的普遍反感。那个教会的成员有许多都是些颇有名气的文人，他们单方面便决定了我的“错”，并因此不依不饶。这些事是我从未对外泄露过的，今天思索至此突然意识到，作为自认为的弊端，神使我看到这一切必有神的美意在其中。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教会，我们在自我检省、相互帮助乃至批评中，在神的爱里生长，于我们，便是于我们所在的社会亦益处多多。我不止在一处强调过，当我还有些条件或者说是力量之时，我力争为一切被恶政压迫的受害者都予帮助，尽管是绝不可能，但我的这种意识从未动摇过。
对法轮功受难者的骇人听闻的被迫害境遇，2004年前亦是有所耳闻的，但人都有自己的局限，乃至自己个人的私。中共恐怖组织的一些头目不仅多次在我面前、在大哥面前也不止一次叹息过，认为如若我母亲不逝世我定不会去触碰法轮功问题的，这便是我的私。尽管近乎卑鄙，但究竟当时是我切实受制的一种无力改变的现实——不愿使母亲再受惊扰。也许这正是母亲突然离世的所是，不信神的人很难谙悟其中因果究竟。
但无论当时还是今天，我并不认为我个人与法轮功存在什么感情渊源或个人对法轮功有什么特别的认识而关注他们（对于他们趋好向善的信仰本质那也只是后来接触后得了的认识）。我关注的是他们作为人的权利遭到了使人无法容忍及坐视不动的逼害现实。他们立志追求真善美，追求心灵的向好，即便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与他人无涉。更不该以危害政权安全为由去压逼甚至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这是使人最大的不安和不能容忍的所在。
当然在我个性里的一些刚性的东西，也成了后来事态发展的内在导因。当局自己公布的法律就在那里，而我也实实在在存在着。我去为法轮功冤狱学员立案，所到之处，“法官”肆无忌惮地喝斥，有的公然恐吓威胁，而我所依据的，正是当局自己公开的“法律”，尽管我知道这国法律的虚饰现实，但还是感到了一种被侮辱性的欺骗。而真的当我开始意识到法轮功被迫害灾难的严重性，开始实质性地介入关注时，流氓当局竟然公开以黑帮手段阻挠、打压。常识告诉我，这里必有惊人的见不得人的罪恶被遮掩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
我从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错。便是真有错，真正的基督徒是不应当公开排斥一个有错者。主公开的宣示来这个世界不是为了招聚义人的，乃是为招唤罪人。
远离了公义情感的基督徒是不完整的。看看伟大上帝在拯救尼尼微城过程中对人间公平正义的呼唤，我每读至此，总感动不已。任何只为了一己之好而接近神的人，那是他对神伟大慈爱及慈爱中饱含公平、正义感情的完全无知。这是一种对神的亏欠，而终于亏欠的还是自身。因为你自我疏离了与伟大神的心灵距离。
神的无私是绝对的，你不渴慕祂固有的心灵品质，你便不可能接近祂，这是由祂绝对的圣洁品质决定了的。这也便是同样的是基督徒，为什么有的弟兄姐妹与神亲密无间，总处在被神感动、加持的无限妙境中，而有的弟兄姐妹却一生在属灵的体验经历中平淡无奇的原因所在。一种主要为自己的好，只关心对自己效用的宗教是堕落的宗教。而在任何一种宗教里，只抱着为自己的好而参加宗教活动，他会看得见自己的堕落的，这绝非耸人听闻。
我前面提到的两次在两个家庭教会中的体验最后都黯然退出，有些现象使人哀伤。一些人在那里形成一种认识乃至人格同质的小圈子，这与教会的包容与开放背道而驰。当你与他们不同时——不是在信仰上，只是在俗事上的做法与他们的喜好不同时，他们决心不容忍你，只差驱赶你离开。
我在第一个以文人为主的教会里参加不到十次的聚会，竟被台上风度不凡的布道人点名三次贬斥。
第一次的发生过程很突然。余杰（关于余杰先生，这里有必要铺张几言。最近风闻说我在《2017年，起来中国》中的、记录与于泓源谈话中的涉及余杰君的部分内容底定了他的“中共特务”地位实在是大谬不然！这实在不该是那点文字中能读出来的意思。我真实记述这段内容，一方面，我素不喜遮掩，不论牵涉谁，便是我的大哥有错同样在书中是指出的；另一方面，只是想使大家明白，便是对自己的“政治头脑”十分自信的文人们也像我们一样具有局限性，也会上当、被骗的。但有一点含糊不得，即无论以怎样粗糙的标准，亦不可归余杰君于“中共特务”的去处，之既是我们的不智，更是我们的损失。恕我直言不讳，不少人确实深恶余杰君和晓波君这些年里总欲使暴政反抗者服从他俩调度、跟在他们身后，以他俩为模式、为道路，但有不从者即视之为仇敌且永不饶过，实实使人扼腕。好在他俩运气不赖，这些年归顺者众而不从者极少见。按说，中国颇不小，有时冒出一两个不服从者也是难免的，中国就有我和飞雄这种不大听话者，可这究竟是现实，中共下的功夫很不小的，对我俩终无改变。我们大家理应懂得派别共存的意义，反抗阵营不同派别合股反抗暴政而不是非得要成了敌人。不客气地说，今天这种不同派别尖锐对立而非合股奋力的现状，俩位须担主要阶段性的历史责任——为什么不可有其他与你俩不同或独立于你们的反抗者！恕我再絮叨几言，中国素有道德文章的说法。事实上，心录决定着眼界，豁亮的心灵对文章意义影响重大。只要有条件，凡余杰君的文章我都读，便是我一个外行亦可识得，君这些年文字意义没有进步、发展。文章常立意不低，而总终于因缺了气度、气势及宏阔眼界收于琐碎，作为君的读者甚觉遗憾的！诚愿以上直言予君有益）夫人刘敏女士正在台上声情并茂布道，那是我第二次参加他们教会的聚会。她突然把《圣经》放下宣布说：“我们知道，有的人，他们是不会信神的，高智晟律师就是这种人，高律师他不会信神的。”
我这里并无性别歧视的感情，若当时布道者是位男士，我定会站起来与他辩论。尽管我表面很平静，但我的内心震惊不已。且不论耶稣基督有不许论断他人的戒令，我最震惊的却是这种视他人存在如空物的毫无礼貌的做法。
感谢神！感谢作家北村先生（我只在后来听人说他是作家、叫北村）。没料到，这次聚会结束时，北村先生突然站起来说他有话要讲，他说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高律师信不信神只有神和高律师自己才能做出准确判断，外人的结论不仅不妥，而且对别人欠基本的礼貌。”
另一次的教讲道人在台上的公开贬斥我强忍了没有作任何回应。最后一次是一位更有风度的先生，又在台上批评我作为基督徒公然替法轮功说话，说他为我感到脸红。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离讲台很近，我向他指出，不用说是一个基督徒，便使是一个不信神的俗人，如果他对其他人类同类的苦难视而不见时，他尚连做人的资格都可虑，那就是一个行走的皮囊。感谢神，他当时向我道了歉（后来我通过范亚峰弟兄得知了他的姓名）。
我费力讲出以上遭遇，不是想使谁难堪，实无这种闲情。意在提醒每个读者，注意我们自己的能动意识在信仰中对自我心灵改造的意义。我的三次经历能得出的明显结论是，至少是这三件事上，在那个时段内，有一群自视灵修生命不俗者是少了自我调节意识。在我对法轮功的问题上，他们达成了使他们不愿意容忍的共识，对一个被他们决定了有错的人无纤毫包容、提携之意，且憎恨之情不能抑遏。我认为这是对个人灵修生命的最不容忽视的损害，俗世间常人的暗昧心灵主导了灵魂而不行任何抗争和检省，这是个人心灵与宗教神奇意义的坚硬对抗。这种情形是否很普遍尚不得结论，但我们每个信仰者都须予以警惕。如若仍不肯有意识地以虔诚的信仰来改造自己的灵魂，疏远了与神的心灵距离，这比没有信仰更其的糟糕，如果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则将遗患无穷，会殆害我们民族的文明生命前途。
信仰对人的管束是在人的心里，这是人世间无可替代效果的对人的管束。最近小儿子在学校犯了个小错误——他带了一把精致的水果刀装在书包里被发现，他得了两天不准上学的处罚。他一直期待能得两天的空闲时间到邻近城市的“哈利波特城”去游乐。他妈妈故意逗他，说你可用这两天闲暇去那里游玩，孩子却郑重其事地说，他的心里正在接受处罚，不可在学校规定的处罚期出去游玩，强调要从心里管束自己，保证自己的诚实。我和他妈妈得了大欣慰，美国健康文明的教育是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我们清楚是得益于孩子到美国后每周参加教会聚会的经历。孩子的心里干干净净，最易接近神，以致他姐姐钦羡他：凡弟弟的祷告上帝必应许！我们作为父母，这是何等的大安慰。孩子的心理乃至人格明明亮亮，他自己将终生受益。这使我的思索与未来居民社区宗教软硬环境保障愿景发生联系的主要感情基础。
毫无疑问，我这里并不是寄期望于在这方面未来政府要做些什么，实际上，于宗教软硬环境建设方面，文明而明智的政府的作用却正在于它不做什么。政府于宗教的作用仅止于它的良好、刚性的法律环境保障。人间的神奇力量或曰不可限量的力量永在人民中间。营造社区宗教信仰软硬环境于我们、我们子女的价值及意义一旦为人民认知，人民的热情加上时间，一切都会蓬蓬勃勃地以令人鼓舞的速度生长起来，这是一个绝不会落空的预期。国家，任何明智的政府，要做的就是绝不能侵犯宗教意识的自由，或是干预宗教信仰事务。
我们在宪法条文中要特别强调宗教与国家权力的各自独立与平等的地位，国家和宗教不仅各自要有平等及各自独立的认识意识，更要知道受这种意识的理性支配于国家及社会生活宁靖及人民安乐之重大意义。而这种认识意识及其意义不但须及于每个公职人员，更当须是成为每个普通人民、普通信仰者的认识及一般常识。
国家必须保证宗教组织的平等及自由、应当乐见其宗教功能的正常发挥。而毫无疑问，任何宗教都不能成了违法正当性的理由或藉口，任何宗教自由绝不能拒斥或对抗国家权力，必须真正地坚信自由的意义，必须真正地承认世俗领域的权力与上帝联系的意义。
而国家则不得承认任何宗教为国教，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分治的原则，宪法中必须明确确定，国会永不得通过确定任何宗教为国教的立法、不得通过限制或干扰宗教自由的立法；不得通过立法限制境外宗教团，个人在中国境内的宗教活动，包括办学、建立教产、慈善或福利机构。所有宗教组织、团体或个人的权利及财产所有权得受国家的平等保护和保障，国家必须保障，对任何人，不得因其信仰身分而被追究法律责任，保障人人都有不受干扰的、自由选择公开或秘密的方式，或单独或同他人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这必须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基本权利常识。
但任何宗教的外在表现必须服从于有利社会秩序和安宁，有利于增进人民的健康和公认的社会风尚和道德。得禁止任何宗教之间一切形式或手段的敌对行为。任何政党、团体或个人，均不得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机构、宗教团体或宗教信仰，这是在宪法中必须明确而理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未来中国，宗教的自治权将会与许多的传统观念、认识、习惯发生碰撞，国家及全社会尤其大众传媒，均须得普及这方面的常识及权利观念，有些方面，法律则必须明确对宗教自治权利的保障，包括军队、监狱、福利院、企业及一切社会团体，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提供方便。国家权力与宗教权利的独立关系还体现在，国家不得以任何藉口或理由插手宗教事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干预宗教人事任免。宗教组织不得以任何藉口和理由插手干涉世俗政治事务，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名义推举政治选举人。
当快要结束有关宗教问题的思索之际，突然想起曾有人问过我的一个问题，即既然上帝全能全知、无限慈爱，为什么不能直接给所有人一个完全平等、公平而幸福的世界？我告诉了他我的认识：造就一个不公平的世界，正体现出伟大造物主深遂智慧的维度及深不可测度的慈悲情怀。若所有人认识到：自己的思索、行为、与他人交往这些人类必须的活动与自己的所得不发生任何有影响的联系时，这些活动就会终于地全部停下来，生命进入静止，然后全世界会进入死寂。而造就一个死的世界，绝对不会与全能上帝的智慧发生关系。#
相关链接： 附：高智晟《中华联邦共和国宪法》草案全文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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