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汇集了苏联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并加以对比，以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年份。作为预测项目的33个标志性事件或事项分别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新闻、文艺、人口、社会、航太等多个领域。通过两种计算方法分别得出各个预测专案的资料后，再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从而得出中共政权终结的大致年份。本文共有四部分：一、预测的依据，二、相同年份数相加法预测及结果，三、相同比例推测法预测及结果，四、说明与分析。）
第四部分说明与分析(续)
笔者介绍了预测专案的入选要求后，可能还有读者会问：除了上述选项和弃项，对中、苏两国的大量其他历史事实或事件，作者如何看待呢？它们属于“延寿”因素还是“折寿”因素？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苏两国历史作一更为宏观的全景式鸟瞰，并从中提取最主要的“延寿”因素(A-苏、A-中)、“折寿”因素(B-苏、B-中)，以及既可使之“延寿”又会使之“折寿”的“双刃剑”因素(C-苏、C-中)。
上文已经提及的选项和弃项原则上不一定再列举。
(1)苏德战争(1941-1945)中期及后期，苏军挥师西进，铁流千里，席卷东欧，攻克柏林；随后与各国盟军一起，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使苏联民族精神空前高涨。这种民族精神决非中国大陆当前那种所谓“爱国主义”之类所能望尘企及。
(2)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1955-1991)作为一体化军事联盟而存在，地理上为苏联构成了大纵深战略屏障。
(3)当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已发展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相对应、有“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之称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49-1991)是苏联具有超级大国的国际经济、外交地位的原因之一。“经互会”以苏联为实际上的“老大哥”，其他成员国包括除南斯拉夫(仅为谘询国)以外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1961年停止参与活动、1987年退出)，以及蒙古、古巴、越南，此外还有近10个观察员国如朝鲜、寮国、阿富汗等。
(4)除了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事故)、摩尔曼斯克(核军备、核工业、核设施集中地)两个地区情况比较极端以外，苏联全境从北冰洋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包括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沼泽在内的绝大部分生态系统整体上保护得较好，受污染程度较低。各种资源(水源、土壤、动植物、矿产等)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性开发、滥用。中国大陆的情况正相反。
(5)苏联人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工资、退休等福利待遇都相对较好。中国人以上各方面待遇则远逊于苏联人。
(1)解散农村人民公社(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而实行“包产到户”。苏联至解体仍未解散集体农庄。
(2)从1979年春“中(国)越(南)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镇压事件这十年间，极为例外地一度放弃过“先军政治”性质的国策。苏联未有此例。
(3)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行，至今不变。实际效果上有利于“限民”而求得“稳定”。苏联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1975年起实际取消。
(4)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过低(2012年起在名义上勉强达到4%)。与苏联相比，长期以来中国受过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普遍过低：受小学教育人口、受初中教育人口、受高中及中专教育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均大幅偏低。文盲、半文盲实际人口比例至今尚有约10%。实际效果上有利于“愚民”而求得“稳定”。
(5)与民智为敌，整体上、本质上、根源上敌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反右”运动专事整肃知识份子群体。“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的名义“大革文化命”，摧毁五千年积累的中华文化成果、摧残知识份子，其破坏性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地步，其“愚民”效果也空前绝后。
(6)承袭、利用甚至开发各种古代传统消极面：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帝王权术、家族政治、官本位(什么职称、衔级都要换算成相应的官员级别才能闹明白高低贵贱)、文字狱、愚民政策、臣民心理、清官意识、犬儒主义、江湖义气、关系网、裙带风、攀比风、窝里斗、走极端、厚黑学、株连(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黑五类”)、宦官专权(“秘书治国”如中央文革)、海禁(“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八股文(“党文化”的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狭隘民族主义(2012年8月、9月间反日风潮之类的“爱国主义”)，等等。
﹝中国古代文化乃一博大精深、气象万千之瑰丽宝库。但毛泽东却出于自身的阴暗心理，刻意在其中(特别是《资治通鉴》等古籍中)孜孜汲取各种古代传统的消极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权斗谋略、统治借鉴，甚至大加开发、必欲“化神奇为腐朽”而后快。苏共领导人至少并未刻意去承袭以上第6条中多数消极面内容。虽然其中少数内容(如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犬儒主义)在苏联也较有影响，但其严重程度还是远不如中国。至于该条中的其他各项负面内容，苏联或没有、或即使有程度也相对较轻。﹞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发现，苏联的“延寿”因素全都可算是“正能量”的。中共政权的“延寿”因素除“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和“一度放弃类‘先军政治’国策”两项为“正能量”外，其馀各项显然都是“负能量”的。
(1)高级干部和各界精英的特权导致苏联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勃列日涅夫时代更甚。对比之下，中国大陆贪腐风行，情况还要严重，经江泽民时代已达登峰造极。
(2)建政初期的残酷镇压和“肃反”运动(1934-1939)的大迫害。中国大陆政治迫害情况更甚。
(3)残酷镇压少数民族。中国大陆同类情况更严重。
(4)大规模出兵镇压东欧各国人民，其中包括镇压东德人民(1953年“六．一七”事件)、镇压匈牙利人民(1956年匈牙利事件)、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等，遭致国际社会谴责。
(5)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1979-1989)，造成对外政策重大失误。
(6)与美国展开“冷战”及军备竞赛，致使国民经济被拖得比例严重失调。
(7)受军事工业优先之累，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长期不足，甚或短缺。
(8)东正教传统对共产教条和“党文化”有天然的离心作用。
(9)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的生态灾难。
(1)中共高级干部除特权远超苏联，还进而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全民公有财产攫为己有。从最高层到最基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通行无阻。贪巨额赃款者“前腐后继”，携钜款外逃者前仆后继。
(2)中国社会贫富极端不均、两极分化失控，其程度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体制内权威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5%的财富。后来又有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一般认为，前一份报告可信度较高；后一份报告意在淡化、稀释前一份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表面上“承认局部”，目的是“掩盖整体”，即通过承认部分事实、承认其一定程度严重性的手法，来模糊事实真相的全貌、掩盖其实际上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程度。)
(3)1989年“六四”事件：动用全国约五分之二的陆军兵力，以及空军(空降兵第15军)、武警、公安、国安等，大规模镇压和平表达反腐败诉求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在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等多处现场杀死八千多人，加上伤重不治及事后短期内追杀、处决等，总计杀戮一万人以上。其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超苏军在东欧各国所为。
(4)1999年起镇压法轮功，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甚至按需杀人，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军队、武警医院)长时期、大规模、有计画、按指标、体制性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犯下世界史上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自1999年迄今，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因此而惨遭杀害。
(5)镇压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残酷程度远甚于苏联。
(6)官民矛盾空前尖锐，官民对立势同水火。群体性维权、上诉、抗争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7)中共建政至1977年，造成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叶剑英语)，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所有参战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和。这“八千多万人”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大跃进”政策，以及筹措发展核武器经费，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饿死人口三千多万(参见杨继绳《墓碑》，2008年)；另外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口五千多万。而实际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八千多万人”还要高，有人估计达一亿以上。
(8)中共政权第二号人物、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共军队元帅林彪(1907-1971)于1971年9月13日因内斗失利而出逃或疑似出逃，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文革”理论自此实际上宣告破产。)
(9)中共政权出卖中国领土给苏联-俄罗斯、朝鲜(长白山天池南岸、鸭绿江入海口岛屿等)、越南(夜莺岛、老山等)、缅甸(江心坡等)、印度(山南地区等)、日本(钓鱼岛)及若干中亚国家。江泽民几次向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其中有一次出卖了国土上百万平方公里。
(10)外交战略全面失误，国际上逆“普世价值”而动，每与独裁政权为伍。
(11)国民经济围绕军事工业、国防项目布局、运转，畸形发展，难以长期为继。加上经济体制片面改革的众多弊端，整个国民经济目前业已全面呈现出疲软、放缓、下降的明显走势。所谓“中国(发展)模式”也已宣告破产。
(12)三峡工程，平时为高悬于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战时即成国防上极易遭致打击的“软肋”。
(13)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雾霾频仍，天灾人祸不断。老百姓无法获得基本人权，甚至无法获得中共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强辞狡辩的所谓“生存权”，连动物生存的最起码条件(如“呼吸权”、“免毒权”等)也被实际剥夺。
(14)整个社会，法律形同虚设，道德全面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共官方统计，其各级官员犯罪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犯罪率。
(15)《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历史性文献引发、掀动“三退”(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大潮汹涌澎湃，比苏联当年退党潮更具规模。
通过以上对照不难发现，比起苏联的“折寿”因素，中共政权的“折寿”因素显然更多、更致命，其终结或解体的条件也似乎更为成熟。
(1)彼得大帝(1672-1725在位，1689起亲政)以来的学习西方的传统(中国类似传统当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既可为苏联富国强兵，亦可引导苏联“西方化”。
(2)1939年9月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1939年11月侵略芬兰，1940年6月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掠夺领土虽然扩大了苏联国土面积，但因其非正义性质而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也间接加剧了各地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最终发展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
(3)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等，虽然能为挽救和延续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一时的有限作用，但最终却间接导致了苏共垮台。(然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苏联社会得以和平转型，则还是仰赖“新思维”、“公开性”之功。)
(4)克格勃等机构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监控固然能起到“维稳”作用，但却也反过来使得绝大多数监控人员(包括当年克格勃成员、俄国现任总统普京)在对千百万普通苏联人长年累月的监控活动中，逐渐发现了该做法的不合理性及荒谬性，以及该政权的不合法性及非正义性。
(1)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利于中共统治；但同时也让人民看到了外部世界，使中共的欺骗宣传逐渐破产，并迫使中共至少在某些领域和方面不得不“与世界接轨”。
(2)台湾、香港、澳门的存在，使中共政权既可因此而收经济之利益，又能以“一国两制”之名遂行“统战”。但台湾的民主示范作用，香港、澳门的自由生活方式与大陆形成鲜明对照，也使大陆人民由此认识到中共政权误国、害国、祸国。
(3)开放网际网路，便于中共攫取更多经济利益和监控人民，但人民也能由此低限度达成“网上结社”的效果，并用“翻墙”等手段突破防火墙、领略新天地。
(4)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开支，表面上维持了中共政权眼下的稳定、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从长期看，此举实际上消解了中共政权崩溃趋势的可逆性。
(5)经济盗窃──骇客入侵、侵害智慧财产权、违反商标法等，眼下害人而得短期小利，长期则亦害己而导致玩火自焚。
(6)“大撒币养白眼狼，等着遭反咬”的外交政策至今仍在继续。这种愚蠢做法虽然一时能为中共带来若干眼前利益，但即使不看民族利益，仅对中共的一党之私而言，也是赔本买卖。目前遭到朝鲜核威胁即为一例。
(7)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镇反”、“三反”运动、“五反”、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批“黑帮黑线”、“破四旧”、“一月风暴”为代表的造反夺权、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套在运动中的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反法轮功运动，等等。历次运动为中共“充电”，无休止、无极限地“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让人民逐步看清是中共在“折腾”，认识到中共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动乱源。
概而言之，比之苏联解体的历史，中共政权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更为明显昭着，其终结的趋势也更为不可逆转。
笔者希望有更多读者、更多的人来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期。无论你持什么观点，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的预测结果是中共政权明天早上就垮台也好，你说它能延续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完成之时也罢，其前提条件是，无论谁都应当遵守最起码的准则──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要“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笔者欢迎各种观点，尤其是与本文不同或相反的观点，因为这也是学术探讨本身的需要。即使有的读者是因为受中共官方媒体宣传和“党文化”的某些影响而不认同本文观点，同样属于正常现象，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其读者人格也是同样受尊重的。当然，这些读者在讨论问题时，也应当同样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和前提：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与其他无辜者的器官牟取暴利，1989年北京“六四”血腥镇压以来中国国土的大面积沦丧，八千万以上人口在中共统治下死于非命，中共官场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其中有些事实，由于中共政权的欺骗宣传和刻意隐瞒，有些读者可能有所不知或知之不详。但在资讯时代，对所有这些事实完全不知情也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你已经知情的、中共政权已经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决不能再作回避。这是讨论问题所应有的最起码态度。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第四部分说明与分析(续)
D)“延寿”因素与“折寿”因素
笔者介绍了预测专案的入选要求后，可能还有读者会问：除了上述选项和弃项，对中、苏两国的大量其他历史事实或事件，作者如何看待呢？它们属于“延寿”因素还是“折寿”因素？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苏两国历史作一更为宏观的全景式鸟瞰，并从中提取最主要的“延寿”因素(A-苏、A-中)、“折寿”因素(B-苏、B-中)，以及既可使之“延寿”又会使之“折寿”的“双刃剑”因素(C-苏、C-中)。
上文已经提及的选项和弃项原则上不一定再列举。
(A-苏)使苏联“延寿”的最主要因素：
(1)苏德战争(1941-1945)中期及后期，苏军挥师西进，铁流千里，席卷东欧，攻克柏林；随后与各国盟军一起，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使苏联民族精神空前高涨。这种民族精神决非中国大陆当前那种所谓“爱国主义”之类所能望尘企及。
(2)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1955-1991)作为一体化军事联盟而存在，地理上为苏联构成了大纵深战略屏障。
(3)当年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现已发展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相对应、有“社会主义经济共同体”之称的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1949-1991)是苏联具有超级大国的国际经济、外交地位的原因之一。“经互会”以苏联为实际上的“老大哥”，其他成员国包括除南斯拉夫(仅为谘询国)以外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1961年停止参与活动、1987年退出)，以及蒙古、古巴、越南，此外还有近10个观察员国如朝鲜、寮国、阿富汗等。
(4)除了切尔诺贝利(1986年核事故)、摩尔曼斯克(核军备、核工业、核设施集中地)两个地区情况比较极端以外，苏联全境从北冰洋到黑海，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包括森林、草原、河流湖泊、沼泽在内的绝大部分生态系统整体上保护得较好，受污染程度较低。各种资源(水源、土壤、动植物、矿产等)基本上没有遭到破坏性开发、滥用。中国大陆的情况正相反。
(5)苏联人的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工资、退休等福利待遇都相对较好。中国人以上各方面待遇则远逊于苏联人。
(A-中)使中共政权“延寿”的最主要因素：
(1)解散农村人民公社(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而实行“包产到户”。苏联至解体仍未解散集体农庄。
(2)从1979年春“中(国)越(南)边境自卫反击战”至1989年夏北京“六四”镇压事件这十年间，极为例外地一度放弃过“先军政治”性质的国策。苏联未有此例。
(3)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全面实行，至今不变。实际效果上有利于“限民”而求得“稳定”。苏联全国性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于1975年起实际取消。
(4)教育经费在GDP中所占比例长期过低(2012年起在名义上勉强达到4%)。与苏联相比，长期以来中国受过各级教育的人口比例普遍过低：受小学教育人口、受初中教育人口、受高中及中专教育人口、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均大幅偏低。文盲、半文盲实际人口比例至今尚有约10%。实际效果上有利于“愚民”而求得“稳定”。
(5)与民智为敌，整体上、本质上、根源上敌视人类所创造的一切文明(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反右”运动专事整肃知识份子群体。“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旧”的名义“大革文化命”，摧毁五千年积累的中华文化成果、摧残知识份子，其破坏性更是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疯狂地步，其“愚民”效果也空前绝后。
(6)承袭、利用甚至开发各种古代传统消极面：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文革”中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帝王权术、家族政治、官本位(什么职称、衔级都要换算成相应的官员级别才能闹明白高低贵贱)、文字狱、愚民政策、臣民心理、清官意识、犬儒主义、江湖义气、关系网、裙带风、攀比风、窝里斗、走极端、厚黑学、株连(家庭出身、阶级成分、“黑五类”)、宦官专权(“秘书治国”如中央文革)、海禁(“文革”时期闭关锁国)、八股文(“党文化”的官话、套话、假话、大话、空话)、狭隘民族主义(2012年8月、9月间反日风潮之类的“爱国主义”)，等等。
﹝中国古代文化乃一博大精深、气象万千之瑰丽宝库。但毛泽东却出于自身的阴暗心理，刻意在其中(特别是《资治通鉴》等古籍中)孜孜汲取各种古代传统的消极面，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权斗谋略、统治借鉴，甚至大加开发、必欲“化神奇为腐朽”而后快。苏共领导人至少并未刻意去承袭以上第6条中多数消极面内容。虽然其中少数内容(如大一统思想、成王败寇、圣人崇拜、犬儒主义)在苏联也较有影响，但其严重程度还是远不如中国。至于该条中的其他各项负面内容，苏联或没有、或即使有程度也相对较轻。﹞
通过以上对比不难发现，苏联的“延寿”因素全都可算是“正能量”的。中共政权的“延寿”因素除“解散农村人民公社”和“一度放弃类‘先军政治’国策”两项为“正能量”外，其馀各项显然都是“负能量”的。
(B-苏)使苏共政权“折寿”的最主要因素：
(1)高级干部和各界精英的特权导致苏联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经勃列日涅夫时代更甚。对比之下，中国大陆贪腐风行，情况还要严重，经江泽民时代已达登峰造极。
(2)建政初期的残酷镇压和“肃反”运动(1934-1939)的大迫害。中国大陆政治迫害情况更甚。
(3)残酷镇压少数民族。中国大陆同类情况更严重。
(4)大规模出兵镇压东欧各国人民，其中包括镇压东德人民(1953年“六．一七”事件)、镇压匈牙利人民(1956年匈牙利事件)、镇压捷克斯洛伐克人民(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等，遭致国际社会谴责。
(5)苏军入侵阿富汗。战争长达十年(1979-1989)，造成对外政策重大失误。
(6)与美国展开“冷战”及军备竞赛，致使国民经济被拖得比例严重失调。
(7)受军事工业优先之累，日用消费品的市场供应长期不足，甚或短缺。
(8)东正教传统对共产教条和“党文化”有天然的离心作用。
(9)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1986年)的生态灾难。
(B-中)使中共政权“折寿”的最主要因素：
(1)中共高级干部除特权远超苏联，还进而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将全民公有财产攫为己有。从最高层到最基层，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通行无阻。贪巨额赃款者“前腐后继”，携钜款外逃者前仆后继。
(2)中国社会贫富极端不均、两极分化失控，其程度已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体制内权威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全国75%的财富。后来又有一份官方调查报告认为：中国处于财富顶端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富。(一般认为，前一份报告可信度较高；后一份报告意在淡化、稀释前一份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表面上“承认局部”，目的是“掩盖整体”，即通过承认部分事实、承认其一定程度严重性的手法，来模糊事实真相的全貌、掩盖其实际上更为严重的两极分化程度。)
(3)1989年“六四”事件：动用全国约五分之二的陆军兵力，以及空军(空降兵第15军)、武警、公安、国安等，大规模镇压和平表达反腐败诉求的北京学生和市民，在西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等多处现场杀死八千多人，加上伤重不治及事后短期内追杀、处决等，总计杀戮一万人以上。其规模和残酷程度远超苏军在东欧各国所为。
(4)1999年起镇压法轮功，进行各种惨无人道的迫害，甚至按需杀人，在全国范围(尤其是军队、武警医院)长时期、大规模、有计画、按指标、体制性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犯下世界史上惨绝人寰、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受到国际社会谴责。自1999年迄今，至少已有一百五十多万人因此而惨遭杀害。
(5)镇压西藏、新疆、内蒙古、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残酷程度远甚于苏联。
(6)官民矛盾空前尖锐，官民对立势同水火。群体性维权、上诉、抗争事件此起彼伏，接连不断。
(7)中共建政至1977年，造成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叶剑英语)，超过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世界所有参战国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和。这“八千多万人”指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大跃进”政策，以及筹措发展核武器经费，造成全国性农村大饥荒，饿死人口三千多万(参见杨继绳《墓碑》，2008年)；另外历次政治运动造成非正常死亡人口五千多万。而实际非正常死亡人数比“八千多万人”还要高，有人估计达一亿以上。
(8)中共政权第二号人物、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毛泽东接班人、中共中央副主席(唯一副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共军队元帅林彪(1907-1971)于1971年9月13日因内斗失利而出逃或疑似出逃，在蒙古境内机毁人亡。(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及其“文革”理论自此实际上宣告破产。)
(9)中共政权出卖中国领土给苏联-俄罗斯、朝鲜(长白山天池南岸、鸭绿江入海口岛屿等)、越南(夜莺岛、老山等)、缅甸(江心坡等)、印度(山南地区等)、日本(钓鱼岛)及若干中亚国家。江泽民几次向俄罗斯出卖中国领土，其中有一次出卖了国土上百万平方公里。
(10)外交战略全面失误，国际上逆“普世价值”而动，每与独裁政权为伍。
(11)国民经济围绕军事工业、国防项目布局、运转，畸形发展，难以长期为继。加上经济体制片面改革的众多弊端，整个国民经济目前业已全面呈现出疲软、放缓、下降的明显走势。所谓“中国(发展)模式”也已宣告破产。
(12)三峡工程，平时为高悬于长江中下游六省一市人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战时即成国防上极易遭致打击的“软肋”。
(13)环境污染，生态恶化，资源枯竭，雾霾频仍，天灾人祸不断。老百姓无法获得基本人权，甚至无法获得中共在20世纪90年代经常强辞狡辩的所谓“生存权”，连动物生存的最起码条件(如“呼吸权”、“免毒权”等)也被实际剥夺。
(14)整个社会，法律形同虚设，道德全面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根据中共官方统计，其各级官员犯罪率要明显高于社会平均犯罪率。
(15)《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历史性文献引发、掀动“三退”(退出共产党、退出共青团、退出少先队)大潮汹涌澎湃，比苏联当年退党潮更具规模。
通过以上对照不难发现，比起苏联的“折寿”因素，中共政权的“折寿”因素显然更多、更致命，其终结或解体的条件也似乎更为成熟。
(C-苏)影响苏共政权的最主要“双刃剑”因素：
(1)彼得大帝(1672-1725在位，1689起亲政)以来的学习西方的传统(中国类似传统当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既可为苏联富国强兵，亦可引导苏联“西方化”。
(2)1939年9月与纳粹德国瓜分波兰，1939年11月侵略芬兰，1940年6月吞并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掠夺领土虽然扩大了苏联国土面积，但因其非正义性质而遭到国际舆论谴责，也间接加剧了各地的少数民族问题，并最终发展为导致苏联解体的诱因之一。
(3)戈巴契夫提出“新思维”、“公开性”等，虽然能为挽救和延续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一时的有限作用，但最终却间接导致了苏共垮台。(然而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苏联社会得以和平转型，则还是仰赖“新思维”、“公开性”之功。)
(4)克格勃等机构对苏联人民的日常监控固然能起到“维稳”作用，但却也反过来使得绝大多数监控人员(包括当年克格勃成员、俄国现任总统普京)在对千百万普通苏联人长年累月的监控活动中，逐渐发现了该做法的不合理性及荒谬性，以及该政权的不合法性及非正义性。
(C-中)影响中共政权的最主要“双刃剑”因素：
(1)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增强了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利于中共统治；但同时也让人民看到了外部世界，使中共的欺骗宣传逐渐破产，并迫使中共至少在某些领域和方面不得不“与世界接轨”。
(2)台湾、香港、澳门的存在，使中共政权既可因此而收经济之利益，又能以“一国两制”之名遂行“统战”。但台湾的民主示范作用，香港、澳门的自由生活方式与大陆形成鲜明对照，也使大陆人民由此认识到中共政权误国、害国、祸国。
(3)开放网际网路，便于中共攫取更多经济利益和监控人民，但人民也能由此低限度达成“网上结社”的效果，并用“翻墙”等手段突破防火墙、领略新天地。
(4)维稳经费甚至超过国防开支，表面上维持了中共政权眼下的稳定、推迟了危机的爆发，但从长期看，此举实际上消解了中共政权崩溃趋势的可逆性。
(5)经济盗窃──骇客入侵、侵害智慧财产权、违反商标法等，眼下害人而得短期小利，长期则亦害己而导致玩火自焚。
(6)“大撒币养白眼狼，等着遭反咬”的外交政策至今仍在继续。这种愚蠢做法虽然一时能为中共带来若干眼前利益，但即使不看民族利益，仅对中共的一党之私而言，也是赔本买卖。目前遭到朝鲜核威胁即为一例。
(7)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镇反”、“三反”运动、“五反”、反胡风运动、反右运动、反右倾运动、“四清”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括批“黑帮黑线”、“破四旧”、“一月风暴”为代表的造反夺权、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套在运动中的运动”)、清理“三种人”运动、反“精神污染”运动、反法轮功运动，等等。历次运动为中共“充电”，无休止、无极限地“加强党的领导”，同时也让人民逐步看清是中共在“折腾”，认识到中共是中国社会的最大动乱源。
概而言之，比之苏联解体的历史，中共政权终结的历史必然性更为明显昭着，其终结的趋势也更为不可逆转。
E)寄言读者
笔者希望有更多读者、更多的人来预测中共政权的终结期。无论你持什么观点，不论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的预测结果是中共政权明天早上就垮台也好，你说它能延续到所谓“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完成之时也罢，其前提条件是，无论谁都应当遵守最起码的准则──那就是普列汉诺夫所说的，要“有凭有据地预见未来”。
笔者欢迎各种观点，尤其是与本文不同或相反的观点，因为这也是学术探讨本身的需要。即使有的读者是因为受中共官方媒体宣传和“党文化”的某些影响而不认同本文观点，同样属于正常现象，同样是可以理解的，其读者人格也是同样受尊重的。当然，这些读者在讨论问题时，也应当同样持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一系列重大历史与现实问题，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和前提：中共江泽民集团长期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与其他无辜者的器官牟取暴利，1989年北京“六四”血腥镇压以来中国国土的大面积沦丧，八千万以上人口在中共统治下死于非命，中共官场大面积“塌方式”腐败……其中有些事实，由于中共政权的欺骗宣传和刻意隐瞒，有些读者可能有所不知或知之不详。但在资讯时代，对所有这些事实完全不知情也是不太可能的。至少你已经知情的、中共政权已经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就决不能再作回避。这是讨论问题所应有的最起码态度。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