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东是浙江湖州人，清华大学水力系教授。在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打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反覆批斗。逼迫他交代自己“历史问题”还要交代出其他人有问题。最终陈祖东被逼无奈，于1968年9月20日在圆明园废墟上吊自杀身亡，时年56岁。
陈祖东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抗战时期在贵州主持兵工厂，1949年时是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几乎所有的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
从校长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全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6月21日，蒯大富提出“炮轰工作组”，宣称工作组不代表革命，要求夺权，史称“6．21事件”。工作组对其进行批评、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
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将浪潮推向全北京，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陈祖东教授在1966年，被打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反复“批判斗争”。
“工宣队”到学校后，进一步加大了迫害的力度。陈祖东意识到文革这一套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新制度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祖东是文革专用词“牛鬼蛇神”的一员。他反复被审讯、斥责，被强迫“交代”他的“历史问题”。
1949年，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他得到了离开上海的飞机票，没有使用，留在上海。但是他曾经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这在1968年的时候成为重要“罪恶”。
此外，他不但被审讯追问他自己的“历史问题”，还被审讯追问别人的“历史问题”，他被强迫“揭发”他以前的同学同事在“解放前”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史问题”。
陈祖东告诉他的家人，要他冤枉自己，还可以；要他作证说别人做了什么什么，他不能那样做。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建立了大量的“专案组”，他们除了在本单位里面“深掘细挖”也就是通过审讯、“隔离审查”和“斗争会”等手段抓出所谓“阶级敌人”，还大量到外地外单位找和“审查对像”有关系和人“调查”，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外调”。
“外调”人员拿着自己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找到要找的那个人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一起配合迫使那个人“揭发”和做“旁证”。陈祖东说的和“外调人员”打交道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普遍和典型的。
陈祖东去世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９月20日傍晚，陈祖东告诉妻子，学校里叫他去“交代问题”。这是以前有过的事情，他的妻子没有感觉特别。当时命令人去谈话，把人关起来不准回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必须承受甚至已经习惯了。陈祖东离开了家以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开着灯等他，等了一夜。
第二天，学校的人来叫他的妻子去认尸体。家中别的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到了圆明园的一片树林里，陈祖东吊死在一棵树上。
陈祖东死亡后，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里有人发表讲话，说陈祖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
清华大学迫害知识份子的整套手段，被总结成文，作成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成为示范。无数人被这套整人“经验”害死。
在清华大学，“工宣队”进校后就整死了24个人。其中和陈祖东在同一个系的有李丕济教授。1968年11月29日，李丕济被关押在水利系的水力实验室中时，跳楼自杀。那是陈祖东死亡50天之后。李丕济比陈祖东年长一岁。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文革中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x份子xx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画”、“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北京的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壁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陈祖东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到美国、印度考察工程，抗战时期在贵州主持兵工厂，1949年时是上海龙华飞机场总工程师，1956年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三级教授。
66年毛泽东派528人工作组进驻清华开始血腥的迫害
1966年6月8日，一支由528人组成的全国最大的工作组进驻清华大学，宣布罢免上至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下到学生班级主任、政治辅导员的几乎所有的清华干部，接管了清华的各级权力机构。
从校长蒋南翔到各班主任、政治辅导员，全被打为“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
6月21日，蒯大富提出“炮轰工作组”，宣称工作组不代表革命，要求夺权，史称“6．21事件”。工作组对其进行批评、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将50多人打成“蒯氏人物”，打击近500人，发生数起自杀事件。
到12月25日中央“文革”小组授意和操纵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为主的5000多名师生员工进城大游行，“反刘少奇、邓小平”游行，将浪潮推向全北京，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陈祖东被打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
陈祖东教授在1966年，被打成了所谓“反动学术权威”，遭到红卫兵的反复“批判斗争”。
“工宣队”到学校后，进一步加大了迫害的力度。陈祖东意识到文革这一套已经成为不会改变的新制度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陈祖东是文革专用词“牛鬼蛇神”的一员。他反复被审讯、斥责，被强迫“交代”他的“历史问题”。
1949年，国民党政府离开大陆的时候，他得到了离开上海的飞机票，没有使用，留在上海。但是他曾经集体填表参加过国民党，这在1968年的时候成为重要“罪恶”。
此外，他不但被审讯追问他自己的“历史问题”，还被审讯追问别人的“历史问题”，他被强迫“揭发”他以前的同学同事在“解放前”即1949年共产党执政前的“历史问题”。
陈祖东告诉他的家人，要他冤枉自己，还可以；要他作证说别人做了什么什么，他不能那样做。
在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建立了大量的“专案组”，他们除了在本单位里面“深掘细挖”也就是通过审讯、“隔离审查”和“斗争会”等手段抓出所谓“阶级敌人”，还大量到外地外单位找和“审查对像”有关系和人“调查”，有一个专门术语叫“外调”。
“外调”人员拿着自己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的介绍信，找到要找的那个人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一起配合迫使那个人“揭发”和做“旁证”。陈祖东说的和“外调人员”打交道的情况，在当时是非常普遍和典型的。
陈祖东去世前，已经有三个月没有领到工资。
９月20日傍晚，陈祖东告诉妻子，学校里叫他去“交代问题”。这是以前有过的事情，他的妻子没有感觉特别。当时命令人去谈话，把人关起来不准回家，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人们必须承受甚至已经习惯了。陈祖东离开了家以后，一直没有回家。他的妻子开着灯等他，等了一夜。
第二天，学校的人来叫他的妻子去认尸体。家中别的三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女儿到了圆明园的一片树林里，陈祖东吊死在一棵树上。
陈祖东死亡后，清华大学的广播喇叭里有人发表讲话，说陈祖东“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罪该万死”“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等等。
炮火硝烟中的清华园
清华大学迫害知识份子的整套手段，被总结成文，作成中共中央文件，传达到全国，成为示范。无数人被这套整人“经验”害死。
在清华大学，“工宣队”进校后就整死了24个人。其中和陈祖东在同一个系的有李丕济教授。1968年11月29日，李丕济被关押在水利系的水力实验室中时，跳楼自杀。那是陈祖东死亡50天之后。李丕济比陈祖东年长一岁。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
文革中所谓“批斗”，就是要当事人在群众大会上双膝跪地（不是地板，而是水泥地、沙石地、煤渣地、甚至是玻璃渣地！），或是低头弯腰、两手向后翘起（所谓喷气式！），颈上悬挂着大块纸板、木板、甚至几十斤重的铁板，上面写着“xx份子xxx”的大字，在酷暑烈日之下、或是腊月寒风之中，一跪（或是一站）就是几个钟头，周围是震耳欲聋的“打倒”口号和呵斥之声。身旁的暴徒随着会场的气氛，不断地拳打脚踢，或是手执棍棒器械、或是挥舞铜头皮带鞭子绳索，劈头盖脸地抽打……
所谓“审查”，就是日夜不停地无休止地逼供，审讯者吃饱睡够了轮番上阵，被审者夜以继日地、不让吃不让喝不让睡地接受审问，通过疲劳轰炸、呵斥拷打、虐待折磨，直弄得你神志恍惚、体力衰竭，然后逼迫你、诱使你招供，交代“反党罪行”、“反革命计画”、“反革命同伙”，如有不从，照例又是拳打脚踢、鞭棍交加……
北京的清华大学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为国家造就了大批科学家、学术大师、文坛泰斗、兴业之士和治国之才。
而文化大革命中的清华大学也一度成为了文革灾难和风暴的中心。蜚声海内外、风景优美、中西合壁的清华园在武斗中变成炮火硝烟的战场。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