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是一场消灭文明的政治运动，最先受到冲击的是中国的文化界和教育界，因此被称为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间对教育界知识份子的迫害是空前绝后的，从1966年到1969年中国上下大中院校相继停课不招生搞运动，这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大奇闻。在运动中，仅北京大学就有63人被迫害自杀身亡，716人被打成右派。在清华大学500多干部中就有70%多的人被打入“黑帮劳改队”，有52人非正常死亡。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就是说文革是从文化界和教育界开刀的。
知识份子被视为资产阶级，一大批着名的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批斗、非人的虐待直至殴打。作家老舍和翻译家傅雷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自杀，是千千万万被害者中的典型案例。
从城市到乡镇，众多教师被学生和红卫兵抄家、毒打。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第二次迫害高峰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也更长。
1966年月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像。
据1980年11月5日高检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汁，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馀人。卫生部直属1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
仅陕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审查”的教师就达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河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46000馀人，约占全省教职工总数的20%。“文革”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则占到了全省教授总数的12%。
中小学教师也横遭迫害。天津市区中小学教职员被审查的有3756人，占市区中小学教职员工总数的33.13%。市内6个区被审查的对像中有35%的人被关进“牛棚”，有23%的人被批斗。四川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者达311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开除的有4866人。
此外，南京大学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像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285个专案组，办专案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对像141人，定案41人。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
题为《文革多名教师被学生迫害致死》的博文记录：1966年6月2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就开始煽动学生揭发老师。于是全国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把造反矛头指向老师，而且老师越优秀越，被学生抓住的把柄最多。全国凡是在校内有一定成就的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批判甚至殴打。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
1966年8月初开始的红八月把学生迫害老师的残暴行动推向高峰。8月19号，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就被活活打死了。8月20号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也被活活打死，尸体挂在暖气上示众。
北京女三中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七名家属被害死，至少两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还未知）。
还有北京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被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万春被逼从4楼跳下身亡。
有文章指出，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190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
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8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
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右派总人数58％。
文革时期，清华园500多干部，就有70%多的人被打入“黑帮劳改队”。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
炎黄春秋题为《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文章记录：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俞时模（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
1969年，清华在江西鲤鱼州建立实验基地，3000名职工被下放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其中有千馀人感染血吸虫病。
综观清华大学一百馀年的历史，文革岁月是清华大学最为艰难、困苦、曲折和悲惨的时期。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共计有58人“非正常死亡”，1100多人受伤（其中30多人终生残疾），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清华大学六千多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打成“专政对像”（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曾被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批干部和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
经中共中央批准，文化教育界的一批领导人被停职，交给群众揭发批判，例如：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时，一些负责文教工作的省委领导人被省委和中央抛出来。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
这期间，被抄家的有400多户，冤假错案1000馀宗，包括着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絪在内的60馀人非正常死亡。
6名“右派份子”被判处死刑
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题为《北大“文革”二三事》的文章描述，北大1957年6月以后开始停课。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等，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许多人被隔离审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
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女）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大白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头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层高的台阶上踢下去……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竟遭此奇耻大辱。
1968年初，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 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
在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有24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
同年8月19日，清理阶级队伍时，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台柱子”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
68年“清理阶级队伍”，全校大部分教职工被强令集中食宿，失去行动自由。
1969年，几千名教师被下放到血吸虫疫区江西鲤鱼洲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北大同全国一样被迫停课，停止招生达4年之久，在人才培养方面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文革结束后，老作家叶圣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
广东作家秦牧说：“我是个交游不广的人，但后来计算了一下，我握过手的相识的人，横死者竟达27名。从这一点推论，全国死亡者数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了这么一段话：“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就是说文革是从文化界和教育界开刀的。
知识份子被视为资产阶级，一大批着名的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权威，遭到批斗、非人的虐待直至殴打。作家老舍和翻译家傅雷被红卫兵批斗、毒打后自杀，是千千万万被害者中的典型案例。
从城市到乡镇，众多教师被学生和红卫兵抄家、毒打。
文革中教育界两度遭遇暴力高峰
1966年夏天，第一次暴力高峰。这年夏天，大规模迫害同学和打老师的事件同时发生，并从北京蔓延到全国。第二次迫害高峰始于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更为组织化、系统化，持续时间也更长。
1966年月6、7月间，以宁夏大学为例，83%的老师遭到了大字报批判，42%的教师被划为坏份子遭到批斗，许多出身非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也成了工作组重点斗争的对像。
据1980年11月5日高检特别检察厅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起诉书中的统汁，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个省、市教育界受诬陷、迫害的干部、教师就有142000馀人。卫生部直属1所高等医学院校674名教授、副教授中，受诬陷迫害的就有500多人。
仅陕西一省，高校中被“立案审查”的教师就达3838人，占1969年全省高校教师总数的53.6%。河南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干部被立案审查的有46000馀人，约占全省教职工总数的20%。“文革”期间河南省非正常死亡教授，则占到了全省教授总数的12%。
中小学教师也横遭迫害。天津市区中小学教职员被审查的有3756人，占市区中小学教职员工总数的33.13%。市内6个区被审查的对像中有35%的人被关进“牛棚”，有23%的人被批斗。四川省中小学干部、教师被“立案审查”者达31193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有1822人，被开除的有4866人。
此外，南京大学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共组织学习班9期，组织批斗大会15次，批斗29人，各系自行组织批斗的对像85人，批斗345人次。全校成立285个专案组，办专案队伍达1510人，全校被立案审查对像141人，定案41人。审查中不幸死亡者5人。
全国上下发生学生打老师事件
题为《文革多名教师被学生迫害致死》的博文记录：1966年6月2日聂元梓在北京大学贴出被毛泽东誉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后，就开始煽动学生揭发老师。于是全国所有学校的学生都把造反矛头指向老师，而且老师越优秀越，被学生抓住的把柄最多。全国凡是在校内有一定成就的老师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批判甚至殴打。但是总的来说，对教师的暴力攻击在北京最为严重。
1966年8月初开始的红八月把学生迫害老师的残暴行动推向高峰。8月19号，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就被活活打死了。8月20号八中的党支部书记华锦，也被活活打死，尸体挂在暖气上示众。
北京女三中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七名家属被害死，至少两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还未知）。
还有北京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被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北京汇文中学校长高万春被逼从4楼跳下身亡。
有文章指出，仅仅在八月的两个星期内，在北京西城区，近百名教育工作者被迫害致死。被打伤或致残的人不可计数。
1966年8月4日下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把190多名教师和行政干部从家中抓出来，给他们戴上“高帽子”，在他们的脖子上挂上写有“反动学术权威”等字样的大牌子，押着他们在校园内游街，然后强迫他们一齐跪在学校的“共青”操场上，召开“斗争大会”，一直进行到深夜。
8月4日会后，原为外语教师后因被划成“右派份子”在图书馆工作的吴迪生和他的妻子一起上吊自杀；图书馆丁晓云老先生自杀；物理系教授姚启钧在8月4日及之后连续遭到“斗争”，于1966年9月28日自杀。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18名教师被强迫在学校的操场上爬行了几圈。他们中的女教师都被剃了“阴阳头”。在上海复兴中学，学生用锤子打一些老师的头，一位教师的头盖骨被打得凹陷下去，一直不能恢复。
1957-1958年河南省有7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教师4.1万人，占右派总人数58％。
清华园内冤狱遍地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文革时期，清华园500多干部，就有70%多的人被打入“黑帮劳改队”。对普通师生，只要是对中共有过一点批评，抑或对工作组有过一点非议，也立刻打成“反革命小集团”。一时清华园内冤狱遍地，“右派”丛生。
炎黄春秋题为《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文章记录：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清华大学划了571个，其中教职工222人，学生349人。
当年清华大学党委常委15人中就划了3个“右派”（加上前党委副书记俞时模，共4人）。俞时模（曾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学校总务处长）划右后发配去安徽，文革中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原清华党委书记袁永熙在文革中也几乎被打死，后得病瘫痪，于1999年去世。
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西郊大学区，是暴力发展的关键日子之一。清华大学红卫兵请清华附中红卫兵出面，用大卡车装了十二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他们一方面撕毁了清华校园里出现的攻击刘少奇等国家一级领导人的大字报，另一方面，在清华和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开始抄家和打人，把当时中学红卫兵开创的暴力和杀戮之风全面带进大学。
1968年4月23日至7月27日，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清华发生的“百日大武斗”，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
1969年，清华在江西鲤鱼州建立实验基地，3000名职工被下放农场劳动，接受再教育，其中有千馀人感染血吸虫病。
综观清华大学一百馀年的历史，文革岁月是清华大学最为艰难、困苦、曲折和悲惨的时期。清华大学在文革时期共计有58人“非正常死亡”，1100多人受伤（其中30多人终生残疾），1228名教职员工被“立案审查”（约占清华大学六千多教职员工总数的20%），178人被打成“专政对像”（绝大多数属于冤假错案）。至于其他清华500多个右派师生中，自杀和劳改而死者则无法统计。
北大教育沦文革迫害的重灾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北京大学是重灾区。北大曾被加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等各种莫须有的罪名，大批干部和教师被打成“黑帮分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残酷迫害。
经中共中央批准，文化教育界的一批领导人被停职，交给群众揭发批判，例如：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同时，一些负责文教工作的省委领导人被省委和中央抛出来。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京大学把589个学生和110名教职员划成了“右派份子”，而当时全校学生数是8983人，教职员人数是1399人。北京大学被划成“右派份子”的人，不但数字大，而且比例高过了百分之五。
这期间，被抄家的有400多户，冤假错案1000馀宗，包括着名学者饶毓泰、翦伯赞、俞大絪在内的60馀人非正常死亡。
6名“右派份子”被判处死刑
林昭，中文系学生，1954年入学，1968年被处死。
任大熊，数学力学系教师，1955年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1970被处死。
顾文选，西语系学生，1956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沈元，历史系学生，1955年入学，1970年被处死。
吴思慧，物理系研究生，1970年被处死。
张锡锟，化学系学生，1954年入学，1975年被处死。
题为《北大“文革”二三事》的文章描述，北大1957年6月以后开始停课。接下来就是揪斗陆平和各系主任、书记、“反动学术权威”等，开始了打人、戴高帽游街、抄家。许多人被隔离审查，不堪忍受屈辱而自杀的人多了起来。
6月18日，西语系一帮人在38楼楼前把系副主任严宝瑜、团总支书记赵云阁（女）等人揪上台阶，给他们扣上纸糊的大白高帽子，当众羞辱、殴打，有人将厕所里盛便纸的纸篓扣在他们的头上，从头上往下浇墨汁，还把严宝瑜从六七层高的台阶上踢下去……严宝瑜毕业于清华大学英语系，精通英、德、法多种语言，当过云南王龙云的翻译。平时气质儒雅，衣冠楚楚，突然间竟遭此奇耻大辱。
北大“牛棚”
1968年初，北京大学建立了一所校园监狱，命名为“黑帮监改大院”，把二百多名教职员工关在里面。全国各单位也都设立自己的牢房关押本单位的“牛鬼蛇神”，这类牢房很快得到 一个称呼“牛棚”。北京大学在建立“劳改队”和“牛棚”两个文革的独特景物上，起了恶劣的领先和示范的作用。
6月18日，关在“监改大院”里的人被拉出来“斗争”。当他们排队穿过校园的时候，甬道两面站满了学生，手持棍棒皮鞭，争相痛打他们。然后，他们被拉到各系，施以种种酷刑。中文系的王力、朱德熙教授等都遭到这场残酷的“夹鞭刑”。
在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北京大学有24个人因被“审查”而死亡。
年轻的英文教师郑培蒂，被野蛮地打骂侮辱，关在北大自设的牢房中近一年。她之所以获罪，是因为告诉了室友，毛泽东的妻子江青曾经跟她的表舅同居。她被指控为“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及“矛头直指伟大领袖”。
同年8月19日，清理阶级队伍时，俄语系还有一位被称之为“台柱子”的龚维泰先生自杀了。龚先生四十多岁才结婚，结婚不到三年就死了，据说妻子已怀孕七八个月了。
68年“清理阶级队伍”，全校大部分教职工被强令集中食宿，失去行动自由。
1969年，几千名教师被下放到血吸虫疫区江西鲤鱼洲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接受再教育。“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北大同全国一样被迫停课，停止招生达4年之久，在人才培养方面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文革结束后，老作家叶圣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十年人祸，相识的朋友致死的有一百左右。”
广东作家秦牧说：“我是个交游不广的人，但后来计算了一下，我握过手的相识的人，横死者竟达27名。从这一点推论，全国死亡者数量之巨，也就可以想见了。”“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文：唐清清/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