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写了一篇关于公安系统在文革中状况的文章，披露了很多内情，因其能接触到内部资料，所提供的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文章称，1966年文革开始后，也展开了砸烂公安机关的行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3.4万警察受到迫害，其中被打死的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的1,300多人。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的有17人。
以公安部为例。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因有嫌疑也被监禁。
尹曙生的文章特意提到了上海市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的悲惨经历。据披露，黄赤波在任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马后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后的1968年2月，他却被以对毛、江搞窃听的罪名关押进北京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导致在1975年出狱时，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去。
百度资料显示，黄赤波原名黄治波，1930年5月加入中共军队，次年加入中共，并在军队中逐步陞迁，主要担负侦察、掌握敌情等任务。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第二副主任、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上海市委委员和市公安局副局长，1957年3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长。
黄赤波对于毛不仅是忠心耿耿，而且是尽心竭力。195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黄赤波组织市公安局和有关分局干警，对重点地区的安全情况认真调查研究，采取了切实可靠的保卫措施，并因此得到了毛的赞许。
文革爆发后，黄赤波被“造反派”视作是“刘、邓、彭、罗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只黑手，是反革命黑帮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门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陈丕显的得力干将”，最先遭到了冲击和批斗。1967年1月，黄赤波自杀未遂。
在当年造反派披露的黄赤波的罪状中，有这样一条：欺骗毛。原来，1962年毛到上海，黄赤波向毛汇报说：“警卫人员除了保卫首长以外，有空就搞农副业生产，办了个农场。”毛表示赞许，还准备参观。黄赤波连夜赶紧向××处调用价值一万七千馀元的农副产品，赶办了假农场，以蒙混过关。1965年，毛再次来到上海检查公安工作时，问其是否养猪，黄回答说“养了”，毛要看看，黄赤波乃又派人当夜筹集了洋种猪60头、品种鸡100只、种鱼26,600尾、资金49,850元，办起了一个特快的“农场”来应付毛。
除此而外，造反派们还披露了黄赤波如何讨好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陈丕显等人的。比如为刘少奇王光美置办出国行装，建造别墅；送给邓小平一付从香港买来的精雕细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公开称赞罗瑞卿是“年轻有为的天才，天塌下来能顶住”，并在其来沪时，左右不离地陪同……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就可知黄赤波也属于阿谀奉承、擅长撒谎之辈。
据称，黄赤波之所以能官运亨通，仰仗的是陈丕显的提拔，而随着陈丕显的倒台，黄赤波也没能幸免。尹曙生的文章还提到，黄赤波有这样的下场令人叹息，但可悲的是，“他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而且直到他去世，也没有丝毫悔意。”
据说，当年正是黄赤波秉承罗瑞卿的旨意，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将与毛钦定的“潘汉年、杨帆事件”有关的600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妻离子散。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杨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杨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
而在《上海原公安人员斗批改小组》的揭发材料中，还披露了黄赤波奢侈的生活，并称市公安局劳改处是其享乐基地。比如他身有“四金”：金表（七只）、金烟嘴、金裤带扣、金皮鞋扣，家有“七机”：电视机、落地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吸尘机、冷气机等。他吃鸡规定要“三黄一黑”，即黄嘴、黄脚、黄色，不带杂色的乌骨鸡。吃鱼要活的、鲫鱼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来上海十多年期间，共换了七次住房，每换一次，都要进行修理装饰，浪费国家资金达七万多元，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屋内温度要保证20度……
可见，毛时期的高官也同样十分奢侈。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写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让我们得以窥见刘传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无忌惮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所获得的报应。
文革爆发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1966年6月5日，在5千人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刘传新出任局长。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3月，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称其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与毛对抗等。
几个月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全局有1000多坏人”。
随即，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蒐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高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此后，还蒐集、罗列了大量所谓“罪证”，并转发全国。
1968年8月，冯基平、邢相生等24人被逮捕，814名警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宣告：“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1080人，还有459人待定案处理。”
除此而外，刘传新还按照上边的命令，把社会上流传的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的“谣言”一千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了拘留和审查。
据报，文革期间，刘传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后期，刘传新攻击邓小平，指其“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还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1976年毛病危期间，刘传新秉承江青等人的意思，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毛死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等，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在周恩来死后，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刘传新则出动大批警力，将老百姓的抗议镇压下去。
在华国锋、李先念等发动政变拿下江青等“四人帮”后，北京市公安局也发出了清算刘传新的呼声。1977年1月，刘传新被免职并接受调查。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次日，传来了其自杀的消息。
刘传新自杀后，1977年11月，中共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其中17人被秘密枪决，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程序，据说大多是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看守和审讯者。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并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
黄赤波、刘传新等人的下场说明，他们不过是中共政治斗争中被利用的一粒棋子，用完之后，就被中共卸磨杀驴，而他们害人的同时也在害己，因此命运早已注定。他们的下场或许可以给今日那些仍被中共利用的警察们以警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文章称，1966年文革开始后，也展开了砸烂公安机关的行动。两年多的时间里，全国有3.4万警察受到迫害，其中被打死的1,200多人，伤残3,600多人，被捕判刑的1,300多人。全国203位公安厅、局长，所有的人都被审查、打倒过，有45人坐过牢，自杀、死在监狱里的有17人。
以公安部为例。公安部5位副部长被捕，政治部主任被隔离审查；罗瑞卿、谢富治的老搭档、二把手副部长徐子荣被捕后被迫害致死；未被逮捕的副部长刘复之、于桑在军人部长李震1973年10月20日自杀后，因有嫌疑也被监禁。
上海公安局长黄赤波被害也害人
尹曙生的文章特意提到了上海市原公安局长黄赤波的悲惨经历。据披露，黄赤波在任期间，每次毛泽东、江青到上海，他都是鞍前马后为其安全操碎了心。然而，在文革后的1968年2月，他却被以对毛、江搞窃听的罪名关押进北京监狱，饱受折磨和摧残，导致在1975年出狱时，十根肋骨折断，一身是病，1978年过早死去。
百度资料显示，黄赤波原名黄治波，1930年5月加入中共军队，次年加入中共，并在军队中逐步陞迁，主要担负侦察、掌握敌情等任务。中共建政后，他先后出任中共苏南区党委委员、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苏南行政公署第二副主任、政法委员会主任、中共江苏省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上海市委委员和市公安局副局长，1957年3月，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政法部副部长。
黄赤波对于毛不仅是忠心耿耿，而且是尽心竭力。1959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黄赤波组织市公安局和有关分局干警，对重点地区的安全情况认真调查研究，采取了切实可靠的保卫措施，并因此得到了毛的赞许。
文革爆发后，黄赤波被“造反派”视作是“刘、邓、彭、罗伸向上海公安局的一只黑手，是反革命黑帮埋藏在上海市政法部门的一颗定时炸弹，是陈丕显的得力干将”，最先遭到了冲击和批斗。1967年1月，黄赤波自杀未遂。
在当年造反派披露的黄赤波的罪状中，有这样一条：欺骗毛。原来，1962年毛到上海，黄赤波向毛汇报说：“警卫人员除了保卫首长以外，有空就搞农副业生产，办了个农场。”毛表示赞许，还准备参观。黄赤波连夜赶紧向××处调用价值一万七千馀元的农副产品，赶办了假农场，以蒙混过关。1965年，毛再次来到上海检查公安工作时，问其是否养猪，黄回答说“养了”，毛要看看，黄赤波乃又派人当夜筹集了洋种猪60头、品种鸡100只、种鱼26,600尾、资金49,850元，办起了一个特快的“农场”来应付毛。
除此而外，造反派们还披露了黄赤波如何讨好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陈丕显等人的。比如为刘少奇王光美置办出国行装，建造别墅；送给邓小平一付从香港买来的精雕细刻的塑料彩色麻雀牌；公开称赞罗瑞卿是“年轻有为的天才，天塌下来能顶住”，并在其来沪时，左右不离地陪同……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就可知黄赤波也属于阿谀奉承、擅长撒谎之辈。
据称，黄赤波之所以能官运亨通，仰仗的是陈丕显的提拔，而随着陈丕显的倒台，黄赤波也没能幸免。尹曙生的文章还提到，黄赤波有这样的下场令人叹息，但可悲的是，“他在主政上海市公安局期间，同样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枉了很多人，而且直到他去世，也没有丝毫悔意。”
据说，当年正是黄赤波秉承罗瑞卿的旨意，在上海市公安局掀起了一场风暴，将与毛钦定的“潘汉年、杨帆事件”有关的600多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妻离子散。他曾经在上海市公安局干部大会上说：“杨帆是一只坏母鸡，生了一窝子坏蛋”，“打开来蛋黄都是黑的”；“我就是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这就是阶级斗争”，“杨帆是一只大辣椒，还有小辣椒、辣椒面呢！”
而在《上海原公安人员斗批改小组》的揭发材料中，还披露了黄赤波奢侈的生活，并称市公安局劳改处是其享乐基地。比如他身有“四金”：金表（七只）、金烟嘴、金裤带扣、金皮鞋扣，家有“七机”：电视机、落地收音机、录音机、电话机、吸尘机、冷气机等。他吃鸡规定要“三黄一黑”，即黄嘴、黄脚、黄色，不带杂色的乌骨鸡。吃鱼要活的、鲫鱼要雄的、螃蟹要雌的。他来上海十多年期间，共换了七次住房，每换一次，都要进行修理装饰，浪费国家资金达七万多元，夏天有冷气、冬天有暖气，屋内温度要保证20度……
可见，毛时期的高官也同样十分奢侈。
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刘传新自杀
2004年《湖南文史》第2期刊登了蔡明忠写的《“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让我们得以窥见刘传新是如何爬上高位、如何肆无忌惮地施加迫害的，以及他所获得的报应。
文革爆发后，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派出了由44人组成的华北局、公安部联合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公安局夺权。1966年6月5日，在5千人大会上，新上任的市委副书记吴德宣布了北京市公安局新领导班子的名单，同时宣布对前任局长冯基平、现任局长邢相生以及其他领导成员吕展、闵步瀛、阎塘隔离审查，张烈、李一平停职反省。刘传新出任局长。
1967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由军队接管，实行军事管制。3月，军管会的二号人物刘传新就对市公安局作出了彻底否定的结论，称其是“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与毛对抗等。
几个月后，在谢富治的授意下，军管会先后炮制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称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全局有1000多坏人”。
随即，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从市公安局的侦察案卷中蒐集各级领导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称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焦昆、张烈、闵步瀛等31名高官“里通外国”，是“供给敌人情报的批准人”。此后，还蒐集、罗列了大量所谓“罪证”，并转发全国。
1968年8月，冯基平、邢相生等24人被逮捕，814名警察被定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集中到良乡关押审查。刘传新得意洋洋地宣告：“军管会把成千上万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卖国贼、各种牛鬼蛇神揪了出来！”“公安局有问题的，定了1080人，还有459人待定案处理。”
除此而外，刘传新还按照上边的命令，把社会上流传的江青等人的丑闻当作“反动谣言”来追查，仅从1975年底到1976年初，公安局共追查出所谓的“谣言”一千多起，涉及数万人，其中不少人遭到了拘留和审查。
据报，文革期间，刘传新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权独揽，谁敢说个“不”字，轻则受到批判，不予重用，重则下放、劳改，甚至被关进监牢。他还利用手中的职权，长期将北京市公安局某处级机关内的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安在身边，经常陪伴他出入高级饭店和其它场合。
文革后期，刘传新攻击邓小平，指其“一朝权在手，就来搞复辟”。紧接着，他还先后三次在市公安局的干部会议上借题发挥，宣称邓小平“纠集了一个右倾翻案集团”，邓小平是“社会上地富反坏右、新老反革命、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组织者、策划者、煽动者”，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是“全国资产阶级的活圣母”。
1976年毛病危期间，刘传新秉承江青等人的意思，制定了北京市公安局的《应急方案》。毛死后，刘传新立即按《应急方案》部署，在公安局组织了3300多人的机动力量，准备枪支2400多支等，还有大批电台、报话机等通讯器材，并绘制了作战用的城区坐标图。在周恩来死后，老百姓聚集在天安门，刘传新则出动大批警力，将老百姓的抗议镇压下去。
在华国锋、李先念等发动政变拿下江青等“四人帮”后，北京市公安局也发出了清算刘传新的呼声。1977年1月，刘传新被免职并接受调查。5月18日，他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时，脸色苍白，一言不发。次日，传来了其自杀的消息。
结语
刘传新自杀后，1977年11月，中共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工作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的通知》，军管会时期留下的793名军队干部全部撤离北京市公安局。这次清理是在北京公安系统的军代表都回到军队去了以后进行的。其中17人被秘密枪决，没有经过公开审判程序，据说大多是手上有“革命老干部或干部子弟”鲜血的看守和审讯者。据说军队也按同样模式进行内部清理，把一批这种军人押解到云南秘密处决，并以“因公殉职”通知家属。
黄赤波、刘传新等人的下场说明，他们不过是中共政治斗争中被利用的一粒棋子，用完之后，就被中共卸磨杀驴，而他们害人的同时也在害己，因此命运早已注定。他们的下场或许可以给今日那些仍被中共利用的警察们以警示。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