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4月18日讯】五十年代的镇反运动，一些地方枪毙人不需任何法律程序。四川人因此有一个说法，把枪毙叫做“敲砂罐”——打碎一个人的脑袋就像敲破一个砂罐那么简单。其实那时人的脑袋还不值一个砂罐，真有人把你家的砂罐打破了，你还可以理直气壮的索赔，而脑袋被敲碎了，家里的人却不敢吭一声，甚至不敢去收尸。
作者虞廷曾在《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中描述，八十年代后期，Z县县志办公室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已去世），他是Z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先后任过六个区的副区长，他谈起当年的镇反运动时说过一件事。
镇反运动时，他曾在官坝区亲自主持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
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一个。人命关天的事，在当时却不算什么，他说后来补个手续，也就是写一张纸条，这事就这么过了。
不过同时在黄金乡发生的一件事与官坝的故事相似，其结果却相反，故事的主人死里逃生。
黄金乡金银村有一个姓方的青年人，在成都某高校读园艺专业，毕业后娶了一个成都妻子回Z县，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园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
那时黄金和汝溪同属一个区，开公审会时要把全区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枪毙，以壮声势。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里远（那时没有公路），其中要经过一道山溪。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水而过，这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远远的绕道而行，这一绕就救了方某的命。
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迫不及待的开枪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赶到早散了场。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了，已经引颈待毙的方某于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小命。
与方某有些相似的是，当时一位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
后来枪毙进入高潮，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枪毙所谓恶霸地主反革命外，还莫名其妙地枪毙了许多人。
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Z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广瀛是国军15兵团司令、着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
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笔者读过有关资料）。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不能说没有罗广瀛的一份功劳。像这样一个人却要被枪毙！
我在编《Z县志》时，曾在档案资料中见到罗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相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当共军快要到达Z县时，他通电Z县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共军入城。
意想不到的是，共军入城不久，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在狱中，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大意），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
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
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当时定性为反动会道门）成员时，张国锦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将近一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之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被迫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由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
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觉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在上南门官茅厕（公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定下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1秒、2秒、3秒……还有两分钟，1秒、2秒、3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谁也不敢吭一声。
当三分钟快到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
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
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到了文革，这时我已十多岁了，枪毙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西山公园依然是刑场，每年仍有几次公审会在那里举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声势浩大。
1970年夏的一天，一个叫彭成的农民在西山公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是偷越国境，据说他曾先后三次偷越国境。那天看热闹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反正文革正热闹着大家都没有正事可干。
只听枪响后，人们潮水一般涌过去一圈圈将尸体团团围住，像欣赏玩物一样盯住尸体不错眼的看，后面的人纷纷往前面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踩到尸体上。
这时一个汉子分开人群挤进核心，俯下身去将扑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裤子扯掉，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来，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人，就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男根，右手挥动尖刀向下刺去。
众人一下明白了，他原来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那汉子动作十分利索，尖刀上下飞动，环着那儿挖了一个大洞，把一大团血肉糊糊的东西生生割了下来。他将那东西在手里掂了掂，血直往下滴。
他脸上露出带着几分麻木的微笑，提着那东西站了起来，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哗的一声便自动闪开了一条道，那汉子便直如无人之境，提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扬长而去。事后听说，是拿去做药治疗弱症（阳痿）的。这血淋淋的一幕，久久地印在我年少的心里。
不久，西山公园又开了一次公审会，这一天是1971年3月9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枪毙的是一个叫樵天珍的年仅24岁的女犯，据说本来准备3月8日枪毙，考虑到在妇女节枪毙女犯不大好，就推迟到第二天。
当天行刑的枪一响，一个早有准备的男子就飞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还未到达，就将樵天珍破碎的脑袋里流出的脑浆全装进一个大盅子里，然后他抽出尖刀，刷刷几刀就挑开了死者的上衣布纽扣，露出心口来。他举刀对准心窝，正准备开膛挖心，忽然被一个值勤的军人喝住了，手中高举的刀很不情愿地放了下来，随后悻悻地端着一盅脑浆走了。
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很多，因为欣赏女死刑犯的机会比较少，听说人们把死尸的裤子都脱光了。
(文：罗婷/责任编辑：赵云)
偶然之间死去活来
作者虞廷曾在《恐怖年代回忆之——枪毙》中描述，八十年代后期，Z县县志办公室有一位调研员叫范远茂（已去世），他是Z县第一个农业互助组的创建者，先后任过六个区的副区长，他谈起当年的镇反运动时说过一件事。
镇反运动时，他曾在官坝区亲自主持过多次公审会（枪毙人的会），有一次枪毙12个人，同时拉了一些人来陪杀场，他一声令下“把他们拉下去枪毙了！”行刑的民兵们便像拖猪一样把那些死刑犯拖下去，接着就是一阵枪声。
枪响之后清点尸体却发现多了一个，原来把陪杀的也枪毙了一个。人命关天的事，在当时却不算什么，他说后来补个手续，也就是写一张纸条，这事就这么过了。
不过同时在黄金乡发生的一件事与官坝的故事相似，其结果却相反，故事的主人死里逃生。
黄金乡金银村有一个姓方的青年人，在成都某高校读园艺专业，毕业后娶了一个成都妻子回Z县，正醉心于自己的田园生活，忽然就被列入了枪毙名单。
那时黄金和汝溪同属一个区，开公审会时要把全区的罪犯都集中到汝溪一起枪毙，以壮声势。方某被押赴汝溪执行枪决的路有几十里远（那时没有公路），其中要经过一道山溪。这道山溪平常不深，可以涉水而过，这天却忽然发了山洪，波涛汹涌，无法渡过，解押方某的民兵只好远远的绕道而行，这一绕就救了方某的命。
汝溪那边久等不至，怕误了大事，迫不及待的开枪行刑了，等方某一行赶到早散了场。第二天上面有人来通知说，方某可以不杀了，已经引颈待毙的方某于是从鬼门关捡回了一条小命。
与方某有些相似的是，当时一位官员在一大叠报批枪毙的名单上盖章时，不小心夹着翻过了两页，这样就有两条人命活了下来。
父子同赴死
后来枪毙进入高潮，到处一片血腥，一些地方将父子、叔侄、兄弟同时枪毙，近乎灭门。石柱县一对父子临刑时，其父慷慨赋诗“父子今朝同赴死，黄泉路上我不孤。”
除了枪毙所谓恶霸地主反革命外，还莫名其妙地枪毙了许多人。
Z县泰来乡罗家岭人、四川大学教授罗广瀛（字介仙）被Z县派去的民兵从成都押回执行枪决。罗广瀛是国军15兵团司令、着名起义将领罗广文的堂兄，早年留学日本，一生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据说他编写的“蚕桑”教材直到八十年代还在四川大学使用。
解放前夕，罗广瀛痛感国民党贪污腐化，以兄长身份冒着危险前往罗广文司令部劝说罗广文率部起义，投向共产党（笔者读过有关资料）。罗广文后来毅然起义，促成了成都和平解放，不能说没有罗广瀛的一份功劳。像这样一个人却要被枪毙！
我在编《Z县志》时，曾在档案资料中见到罗的妻子写给政府请求宽大的信，信上说，一家八口全靠罗广瀛养活，望给予宽大处理，给全家人一条生路。但是，那些杀红眼的人最后还是用一颗子弹结束了罗广瀛。
更无辜的是马剑秋。马剑秋是Z县石宝人，临解放时担任Z县自卫总队长，掌握着全县的武装力量。他相信了共产党的谎言，当共军快要到达Z县时，他通电Z县宣布起义，命令所有武装人员将枪支弹药全部上交集中封存。他还派人守卫县档案馆，使历史档案无一卷毁损。一切停当后，他徒步城外数里迎接共军入城。
意想不到的是，共军入城不久，马剑秋马上就成了阶下囚。在狱中，马剑秋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后，心情万分痛苦，他流着泪写了一份“刑场上的演讲”，倾诉自己的痛苦心情，他说（大意），他一直在寻找救国之道，对于国民党他很失望，现在终于盼来了共产党，终于有了希望，可是却要被枪毙，再也看不到希望了。
举手决定生死
最匪夷所思的是枪毙张国锦，那简直就是一场死亡游戏，决定人的生死在这里就像幼儿园里的孩子玩过家家。
这一天，西山公园广场又黑压压地坐满了人，又一次公审大会即将举行。15个死囚被押了上来，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其中一个死囚很多人都认得，是Z县精忠中学（现Z县中学）教师、陕西人张国锦。
当宣布张国锦的罪名为“一贯道”（当时定性为反动会道门）成员时，张国锦一口否认。张国锦用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一贯道，更没有参加过一贯道。今天在场有这么多群众认识我，精忠中学的全体师生都坐在前排，只要有一个人看见我参加过一贯道或者看见我搞过一贯道活动，请站出来讲话。”将近一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顿时一片寂静，鸦雀无声。
过了一会儿，一些人开始议论，怎么没有一点证据就定死罪呢。审判台上的县长陈杰，秘书范梓里等人似乎有点慌了，此时此刻去哪里找证据呢？议论之声越来越多，嗡嗡响成一片。审判台被迫临时举行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由范梓里宣布，号召在场群众揭发张国锦一贯道之外的新罪行。
在范梓里的示意下，一个叫谭祥云的教师爬上主席台前的一张大方桌揭发张国锦。他说，张国锦肯定是一个反革命分子，解放前我曾亲眼看见他在十字街贴壁报，内容全部是反动的，当时我就想质问他，但怎么敢呢，因为他有“这话儿（这东西），”谭一边说一边将右手插进裤袋向前一比，表示手枪。
第二个爬上桌子的是天堑乡（今属东溪镇）人邓觉。邓觉说，有一次我和张国锦在上南门官茅厕（公厕）解手，靠得很近，我发现他拿着一张解放前的报纸在看，已经解放了还在看解放前的报纸，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两个毫无道理的所谓反革命证据立即为审判台上的人解了围，张国锦的反革命罪就这样定下了。范梓里马上宣布，现在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立即处决张国锦，一个是带回去重审后再处决，征求大家意见，看怎么办？
范梓里走到台前大声说：“现在只要有一个人（除张的直系亲属外）举手同意把张国锦带回去重审，就带回去。给大家三分钟的时间”说着范梓里很严肃地高举起左手亮出手表，开始读秒报时：1秒、2秒、3秒……还有两分钟，1秒、2秒、3秒……还有一分钟……这时全场死一般的沉寂，人们都好像屏住了呼吸一样，谁也不敢吭一声。
当三分钟快到时，张国锦昂起头以宏亮的声音说：“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举手呢？”
时间到了，没有一个人举手。范梓里又说：“同意立即处决的人请在三分钟内举手，说着又举起左手读秒报时。谭祥云和邓觉首先举起手来，一会儿全场都陆陆续续地举起手来了。
张国锦怒吼：“在这种情况下谁敢不举手呢！”
主席台立即以举手表决为依据宣布张国锦死刑立即执行，张国锦等15人遂被押往东侧草坪行刑。
割男子下体脱光女囚犯
时间一年年过去，转眼到了文革，这时我已十多岁了，枪毙的高潮已经过去，但西山公园依然是刑场，每年仍有几次公审会在那里举行，而且每次都依然搞得声势浩大。
1970年夏的一天，一个叫彭成的农民在西山公园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是偷越国境，据说他曾先后三次偷越国境。那天看热闹的人挤满了整个广场，反正文革正热闹着大家都没有正事可干。
只听枪响后，人们潮水一般涌过去一圈圈将尸体团团围住，像欣赏玩物一样盯住尸体不错眼的看，后面的人纷纷往前面挤，前面的人被挤得几乎踩到尸体上。
这时一个汉子分开人群挤进核心，俯下身去将扑在地上的尸体翻过来，然后呼的一下把死者的裤子扯掉，抽出一把雪亮的尖刀来，仰起头看了看四周的人，就伸出左手猛握死者的男根，右手挥动尖刀向下刺去。
众人一下明白了，他原来是要割掉死者的男根！那汉子动作十分利索，尖刀上下飞动，环着那儿挖了一个大洞，把一大团血肉糊糊的东西生生割了下来。他将那东西在手里掂了掂，血直往下滴。
他脸上露出带着几分麻木的微笑，提着那东西站了起来，原本水泄不通的人群哗的一声便自动闪开了一条道，那汉子便直如无人之境，提着那团血肉模糊的东西扬长而去。事后听说，是拿去做药治疗弱症（阳痿）的。这血淋淋的一幕，久久地印在我年少的心里。
不久，西山公园又开了一次公审会，这一天是1971年3月9日，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枪毙的是一个叫樵天珍的年仅24岁的女犯，据说本来准备3月8日枪毙，考虑到在妇女节枪毙女犯不大好，就推迟到第二天。
当天行刑的枪一响，一个早有准备的男子就飞跑上前，趁潮水般的人群还未到达，就将樵天珍破碎的脑袋里流出的脑浆全装进一个大盅子里，然后他抽出尖刀，刷刷几刀就挑开了死者的上衣布纽扣，露出心口来。他举刀对准心窝，正准备开膛挖心，忽然被一个值勤的军人喝住了，手中高举的刀很不情愿地放了下来，随后悻悻地端着一盅脑浆走了。
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很多，因为欣赏女死刑犯的机会比较少，听说人们把死尸的裤子都脱光了。
(文：罗婷/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