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共篡政中华民国之前，中国最着名的知识份子都面临人生的重大抉择题：选择共产党，还是选择国民党？
当时，相当多的文化名人，选择了共产党。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大批着名学者，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不挨共产党的整，许多人被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适等少数文化大师，则选择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在中共不断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承传人的时候，这批着名学人，则成了中国几千年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其中，最具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莫过于着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了。
1944年，傅斯年曾在国民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开炮，揭发他贪污舞弊，孔祥熙被赶下台。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分别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痛批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子文也被赶下台。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请傅斯年到政府“做官”，还让他的大笔杆子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说。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怎样感激涕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了。但是，傅斯年丝毫不动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曾经是北大着名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3年半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和史学系两系主任。1928年，创建着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最着名的反共学者。他留学回国的第一站是广州。他亲眼见证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的血腥和残暴。中共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被当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有人通风报信，躲过一劫。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称共产党“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傅斯年还用心研究过中共的理论。他指出：“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而已。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1）中国人恨西方人；（2）穷人恨富人；（3）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6）无名者恨知名者；（7）农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看一看中共96年的历史，特别是夺取政权68年的历史，这些话全部都一一应验！
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希望国共和谈，避免内战，于1945年7月1日，硬拉无党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期间，毛泽东跟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其他人对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独傅斯年对毛泽东有极为独特的观感。他回重庆后曾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发现毛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毛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回信说：“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先见之明！
傅斯年临终前，写过《我们为什么要反共？》等4篇文章，大力宣扬反共抗俄。他认为，苏联是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斯大林是个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坏东西之大成的混蛋。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因此，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传统，为了保持人类的自尊，为了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国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等，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傅斯年当台湾大学校长时曾讲过，大学精神第一位的，是“专求真理”。本着这一理想，他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番木瓜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这些一针见血的话不正是当今中国社会乱象的重要根源吗？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胡适是个极温和的人，很少用“最”字评价某个人，但他对傅斯年的评价却用了许多个“最”字：“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赋予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一个有真学问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责任编辑：明轩）
当时，相当多的文化名人，选择了共产党。在中共夺取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一大批着名学者，全军覆没，没有一个不挨共产党的整，许多人被整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胡适等少数文化大师，则选择跟蒋介石去了台湾。在中共不断毁灭中华传统文化和文化承传人的时候，这批着名学人，则成了中国几千年文脉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者。其中，最具传统士大夫精神的，莫过于着名历史学家傅斯年了。
1944年，傅斯年曾在国民参政会上向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开炮，揭发他贪污舞弊，孔祥熙被赶下台。1947年2月15日和2月22日，傅斯年分别发表《这样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等文，痛批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发国难财”，宋子文也被赶下台。
40年代初，蒋介石几次请傅斯年到政府“做官”，还让他的大笔杆子陈布雷发动一帮人去劝说。如果换了另一些人，不知怎样感激涕零，高呼“蒋委员长万岁”了。但是，傅斯年丝毫不动心，他给蒋介石写信说：“斯年实愚憨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政府，于政府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曾经是北大着名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3年半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1926年10月，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回国。1927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和史学系两系主任。1928年，创建着名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傅斯年是民国时期最着名的反共学者。他留学回国的第一站是广州。他亲眼见证了1927年12月中共领导的“广州暴动”的血腥和残暴。中共事先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都在其中，一些文化人被当街私刑打死，或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捕杀名单上，因有人通风报信，躲过一劫。1932年6月19日，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称共产党“是祖传的流寇，不过以前的流寇但由凶年失政造成，今之共产党乃由凶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国民经济之整个崩溃而已”。
傅斯年还用心研究过中共的理论。他指出：“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而已。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1）中国人恨西方人；（2）穷人恨富人；（3）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4）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5）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6）无名者恨知名者；（7）农村人恨城市人；（8）子女恨父母。看一看中共96年的历史，特别是夺取政权68年的历史，这些话全部都一一应验！
抗战胜利后，一些民主党派希望国共和谈，避免内战，于1945年7月1日，硬拉无党派知名人士傅斯年去了一趟延安。期间，毛泽东跟傅斯年谈了一个晚上。其他人对中共印象都很好，唯独傅斯年对毛泽东有极为独特的观感。他回重庆后曾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几次说过，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他发现毛对于坊间的各种小说，连低级的趣味小说内容都相当熟稔，而毛正是通过这些材料去研究民众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宋江”之流！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退位，李宗仁任代总统，李宗仁希望傅斯年在国共和谈中助他一臂之力。傅斯年回信说：“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谈和，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先见之明！
傅斯年临终前，写过《我们为什么要反共？》等4篇文章，大力宣扬反共抗俄。他认为，苏联是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斯大林是个真正集中古代近代的一切坏东西之大成的混蛋。而中共与苏共是连带的，不可分割的。中共紧随苏共之后，学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专制，有一套不讲事理不重人性的办法，一旦共产党掌权，社会秩序就将大乱，甚至人民的自由也会被剥夺，文化会变成荒漠。因此，为了中国和世界的文明传统，为了保持人类的自尊，为了令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有意思，不得不向苏共中共拼命反抗！苏联上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东欧50年代的大清洗，中国60年代的文革大劫难等，都充分证明了傅斯年的远见卓识！
傅斯年当台湾大学校长时曾讲过，大学精神第一位的，是“专求真理”。本着这一理想，他呼吁学生第一是要立信，在品行上自我修炼，一个社会品行好的人多，社会就会健全；反之，就很危险。“这一个时代，真是邪说横流的时代，各种宣传每每以骗人为目的，在宣传者不过是想用宣传达到他的目的，但是若果一个人养成说瞎话的习惯，可就不得了。人与人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放心，团体与团体之间，因为说瞎话不能番木瓜心，社会上这个风气厉害了，社会就不上轨道。”这些一针见血的话不正是当今中国社会乱象的重要根源吗？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在台北病逝。胡适是个极温和的人，很少用“最”字评价某个人，但他对傅斯年的评价却用了许多个“最”字：“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赋予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纵观傅斯年的一生，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值得敬仰的人，一个有真学问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责任编辑：明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