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湖南永兴人，中共大将，当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共军队总参谋长。1959年庐山会议上，因为讲真话，被打成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成员，撤销党内、军内一切职务，之后，受迫害达20年之久。“文革”后复出，曾任中纪委常务副书记等。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去世。
1958年，毛泽东“发高烧”，发动了导致4000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大跃进”运动。农业要“以粮为纲”，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要“以钢为纲”，要“赶英超美”。然后是“高产”卫星满天飞。从早稻亩产36000斤，一直飙升到到亩产12万斤！1958年9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展示了土高炉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锭。毛泽东因此鼓励全国用土高炉土法炼钢。一时间，全国城乡，土高炉林立，黑烟滚滚。由于技术不合规格，炼出大量废铁，造成极大浪费，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开会，准备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会议开了半个月，正准备按原计画结束的前夕，时任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感到会议对缺点错误谈得不够，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纠“左”措施不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讲真话的信，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庐山会议立即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一下子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总头目，黄克诚也一并被打倒。
庐山会议召开时，作为中共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并没有参加会议。形势突变，中央急电黄克诚上山。当时，黄克诚看到国内经济状况混乱，河北、山东、青海到处闹饥荒，云南因饥荒逃往缅甸的人很多……感到问题严重。对大跃进，他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有很多意见，也想向中央提出来。
上山第二天，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此前，他先拜访了副总理李先念，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一定要改变才行。谭震林一听说黄克诚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不高兴了，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谭无法说服黄，就直接向黄交了底：“你知道吗？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然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便直言道：“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这一句脱口而出的“是反兵”，最后，竟成了他“蓄意反党”的证明。
黄克诚是7月17日上山的，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看法。黄在《自述》中说：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人似乎都对他的看法有同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都支持彭德怀。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毛讲了很多很重的话，一下子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既然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每个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给曾经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说他与李锐等人要过来谈一谈。几个人来后，情绪都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也说：“我认为不会。”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说时间太晚了，催周小舟赶快走。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持反“右”立场，立即将这4个人见面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7月26日，毛泽东下达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这就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对准彭德怀外，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出来了。黄克诚被迫作了检讨，但是，基本观点未变。他说：“自已只认为彭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去谈话。毛给黄戴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观点一致，与彭的关系，类似“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黄克诚逐条进行了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人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接着，毛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等，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思想仍然不通。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为了把黄克诚等人拉过来，特别通知黄克诚等4人列席会议。会后，毛又把这4人留下谈话，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于黄克诚，虽然已被认为是彭的亲信，似乎也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一定要把他打入“反党集团”，还是想争取他回头。但是，黄克诚等人的思想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让毛非常失望。
之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摆开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的，他意识到摆事实讲道理都没有用，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是，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找他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是，诬陷彭德怀的事，黄克诚做不出来。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会议代表，其中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文章虽短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其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
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的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最后，在毛泽东的强势推动下，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300多万中共官员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就是全国范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到了文革时期，黄克诚被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从山西揪回北京，先是被带到北京地质学院，之后，在北京卫戍区接受“监护审查”。他在《自述》中写道：“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的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算是少的。（中共军队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专案组不管我说明的情况，在（1968年）3月对我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这一段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有一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威风凛凛的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我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又让我休息了一天。我醒来后，神志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
1971年9月13日，林彪横死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松动。之后，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复出工作。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克诚在一场大病之后被解除监护，重回山西。由于邓小平不久又被打倒，黄克诚也被“挂”起来了，直到1978年12月才获平反。
黄克诚一生多灾多难，有人说他“九起九落”，比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多六起。惟有庐山会议对他的打击最重。事后，他反思道：“违心的做检查，违心的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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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泽东“发高烧”，发动了导致4000万人被活活饿死的“大跃进”运动。农业要“以粮为纲”，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要“以钢为纲”，要“赶英超美”。然后是“高产”卫星满天飞。从早稻亩产36000斤，一直飙升到到亩产12万斤！1958年9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展示了土高炉土法炼钢炼出的钢锭。毛泽东因此鼓励全国用土高炉土法炼钢。一时间，全国城乡，土高炉林立，黑烟滚滚。由于技术不合规格，炼出大量废铁，造成极大浪费，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
1959年7月2日，中共在江西庐山开会，准备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会议开了半个月，正准备按原计画结束的前夕，时任中共国防部长彭德怀感到会议对缺点错误谈得不够，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纠“左”措施不力，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封讲真话的信，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毛泽东临时决定延长会期，庐山会议立即由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一下子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总头目，黄克诚也一并被打倒。
庐山会议召开时，作为中共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并没有参加会议。形势突变，中央急电黄克诚上山。当时，黄克诚看到国内经济状况混乱，河北、山东、青海到处闹饥荒，云南因饥荒逃往缅甸的人很多……感到问题严重。对大跃进，他和彭德怀的看法基本相同，有很多意见，也想向中央提出来。
上山第二天，与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次接触，就证明他想错了。此前，他先拜访了副总理李先念，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一定要改变才行。谭震林一听说黄克诚拜访自己之前先拜访了李先念，就不高兴了，说黄的观点已先入为主受到李的影响，黄不承认，两个人就吵起来了。谭无法说服黄，就直接向黄交了底：“你知道吗？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想不到召他上山的目的，竟然是“搬救兵”——批判彭德怀，便直言道：“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就这一句脱口而出的“是反兵”，最后，竟成了他“蓄意反党”的证明。
黄克诚是7月17日上山的，以后的几天都是开小组会，讨论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不少人发言同意彭的意见。黄克诚在19日发言，比较全面的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支持彭德怀的看法。黄在《自述》中说：当时组里，除罗瑞卿、谭震林二人外，其他人似乎都对他的看法有同感。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时任水利部副部长、毛泽东兼职秘书李锐，时任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等都支持彭德怀。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做长篇讲话，支持左派，劝告中间派，警告“右派”。他说：“有些人发言讲话，无非是说：现在搞得一塌糊涂。好啊！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我们要硬着头皮顶住。”毛讲了很多很重的话，一下子把小组会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上升到党内路线斗争的高度。既然是党内路线斗争，站在哪一边？跟谁走？也就成了每个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当晚，周小舟打电话给曾经当过湖南省委书记的黄克诚，说他与李锐等人要过来谈一谈。几个人来后，情绪都非常激动，说他们都快成右派了，黄劝他们别着急。周小舟问：“主席这样突变，有没有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黄说：“我认为不会。”周又问：“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也说：“我认为不会。”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些湖南的情况。正准备离开时，彭德怀拿着一份军事电报走过来。周小舟说：“老总，我们离右派只30公里了。”彭说：”着急有什么用。”李锐说时间太晚了，催周小舟赶快走。就在几个人出门离开时，正巧碰上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罗持反“右”立场，立即将这4个人见面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来，这天晚上的谈话，就成了逼迫他们交代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活动的重要罪证。
7月26日，毛泽东下达指示：批判要对事，也要对人。这就成了庐山会议的又一个转折点。批评的火力加强了，目标除了集中对准彭德怀外，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湖南集团”的提法也出来了。黄克诚被迫作了检讨，但是，基本观点未变。他说：“自已只认为彭的信有些地方用词不妥，而认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7月30日，毛泽东通知黄克诚、周小舟、李锐等人去谈话。毛给黄戴了几顶帽子，一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二是“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三是“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与彭德怀的观点一致，与彭的关系，类似“父子关系”。又谈到过去历史上的一些问题。黄克诚逐条进行了答辩：“我和彭德怀观点基本一致，只能就庐山会议这次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德怀争论很多，有不同意见就争，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不能说我们的观点都是基本一致，但我们的争论不伤感情，过去打‘AB团’时，有人要打我，彭还帮我说过话，不然我那次就可能被整掉了。我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谈不上什么‘父子关系’。我当彭的参谋长，是毛主席你要我来当的。我那时在湖南工作，并不想来，是你一定要我来。既然当了参谋长，政治和军事如何分得开？彭德怀的信是在山上写的，我那时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写‘意见书’一事上当他的参谋长？我在湖南工作过多年，和湖南的负责人多见几次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如何就能成为‘湖南集团’？至于‘军事俱乐部’，更是从何谈起呢？……接着，毛又把话引到遵义会议前，怎样争取张闻天等，分明是暗示他们赶快回头，与彭德怀划清界限。但他们的思想仍然不通。
7月31日和8月1日，毛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批判彭德怀。为了把黄克诚等人拉过来，特别通知黄克诚等4人列席会议。会后，毛又把这4人留下谈话，劝他们别再受彭的影响。毛特别对周小舟寄以希望，要他“迷途知返”。对于黄克诚，虽然已被认为是彭的亲信，似乎也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一定要把他打入“反党集团”，还是想争取他回头。但是，黄克诚等人的思想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让毛非常失望。
之后，对黄克诚的批斗会摆开阵势。开始时，黄克诚的态度依然很强硬，对不符事实不合情理的批评，就进行反驳。慢慢的，他意识到摆事实讲道理都没有用，只好光听不说，保持沉默，但是，检讨总是过不了关。这时，有位中央领导找他谈话，谈了两次，以帮助他摆脱困境的善意，劝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是，诬陷彭德怀的事，黄克诚做不出来。他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写了两篇东西印发会议代表，其中一篇《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文章虽短小，却在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其中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10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
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吃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彭还在碰巧能单独说话时，劝我别那么紧张。我说：右倾机会主义还不要紧，‘反党’可就要紧了，我确实是很紧张。彭说：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想搞‘富国强兵’，没有什么别的想头。又劝我别悲观，似乎他还比我乐观些。但也不便多说，马上就走开了……‘斯大林晚年’问题一出，会议就像烧开的水一样，沸腾起来，似乎‘反党集团’、‘湖南集团’等均由此得到了确证，我前一段在小组会上那么理直气壮的辩论，现在看来都成了瞪着眼睛说谎话，证明我这个人非常不老实，完全不可信任。于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的帽子都给我戴上了。身处此境真是百口难辩，跳进黄河洗不清，心里的那种痛苦实在没法形容。”
最后，在毛泽东的强势推动下，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300多万中共官员被划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然后就是全国范围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到了文革时期，黄克诚被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以及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从山西揪回北京，先是被带到北京地质学院，之后，在北京卫戍区接受“监护审查”。他在《自述》中写道：“我的住房只有9平方米，除一张板床外，只有一个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再有也放不下。”
“（1967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彭德怀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的把我的头压下去。如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我一共被斗过20次左右，比起彭德怀算是少的。（中共军队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三个总部、空军、海军、各兵种、各军事院校、国防科委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轮流斗过我们。”
“从8月起，又重新对我们进行审查。审查者先是在我的自传中找矛盾，让我一件件事写书面交代……凡是我经过、到过的地方，认为能找、能查的都要处处跑到、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年3月，一共审查了8个月。”“专案组不管我说明的情况，在（1968年）3月对我搞起‘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我休息，大有非逼我承认是假党员不罢休之势。有时甚至采取打、骂、侮辱等手段。”
“这一段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有一天，忽然来了20多个人，威风凛凛的摆出要打人的架式。先由两个人抓住我膀子，使我动不得，只能任他们摆布。我见情况不妙，不愿受辱，就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住桌上的茶杯狠砸自己的头，砸得头上鲜血直喷，人马上休克了。他们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偃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来给我包扎了伤口，又让我休息了一天。我醒来后，神志仍很清楚，于是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
1971年9月13日，林彪横死蒙古温都尔汗之后，国内政治形势有所松动。之后，文革中被打倒的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复出工作。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黄克诚在一场大病之后被解除监护，重回山西。由于邓小平不久又被打倒，黄克诚也被“挂”起来了，直到1978年12月才获平反。
黄克诚一生多灾多难，有人说他“九起九落”，比邓小平的“三起三落”多六起。惟有庐山会议对他的打击最重。事后，他反思道：“违心的做检查，违心的同意‘决议草案’，这才是我庐山会议上真正的错误，这使我后来一想起来就非常痛苦。因为这件事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
——转自《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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