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民国时期的荣氏企业，那可是赫赫有名。当年，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白手起家，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了二十多家民营企业，并以“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享誉工商界数十年，对中国民族经济影响至深。而荣德生的儿子正是被中共称为“红色资本家”的荣毅仁。
1916年5月出生的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之后进入家族企业。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据说，荣尔仁在去香港之前，与荣毅仁约定：“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问题，就可回来。”中共建政后，荣尔仁曾短暂回国，但1951年再度申请出国，去了美国。此举使其避免了以后的厄运。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在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而且由于荣毅仁在海外有众多的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仁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是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不过，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地，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荣家资产被完全掠夺。
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久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馀额。可是到了1953年，又规定私营股东所得红利只能有25%。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像。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对于中共而言，这些只是开始。1954年，中共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公开称，“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中共的狰狞面目逐渐显现。1955年，中共又提出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据马立诚撰写的《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提到：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换言之，中共在拿走了私营企业主的身家财产后，只给10年有限的利息，私营企业就变成了中共所有。中共无耻可见一斑。
以上海为例，其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
中共之举自然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不满。对此，中共则采取威胁、批判和斗争的方式迫使他们就范。
1956年1月，在毛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后，荣毅仁就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然而，荣毅仁内心的痛绝非外人所知。当时有人写了《祭厂文》，其中有“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之语，背后隐藏的正是对中共掠夺行径的愤恨。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后来荣毅仁夫妇总算保住性命，但荣毅仁却被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另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最后的贵族》一文记载，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表示，企业家中除了荣毅仁，其他人都受到了冲击。但一旁的罗仪凤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藉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的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覆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文革结束后的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并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显然，这表明他已后悔当初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离开大陆，后悔追随了中共这个背信弃义的党。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选择留在大陆
1916年5月出生的荣毅仁，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之后进入家族企业。1937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1939年兼任上海合丰企业公司董事，1943年兼任上海三新银行董事、经理，1945年任无锡茂新面粉公司经理。
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推行的货币和限价政策，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荣氏家族也出现了大震荡。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荣家也不例外。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先后离开上海，而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据说，荣尔仁在去香港之前，与荣毅仁约定：“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问题，就可回来。”中共建政后，荣尔仁曾短暂回国，但1951年再度申请出国，去了美国。此举使其避免了以后的厄运。
公私合营荣家资产被中共掠夺
留在国内的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在最开始得到了中共的扶持，比如提供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而且由于荣毅仁在海外有众多的亲戚，为了迷惑外部世界，中共对荣毅仁采取了“捧”的策略。他先是在1957年出任上海市副市长，之后又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不过，在中共出于巩固政权为目地，打着“实行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的旗号，实则强行掠夺私有企业的工商改造运动中，荣家资产被完全掠夺。
中共1949年建政后不久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公司的盈利，除了缴税和提取10%的公积金之外，私方股东的酬劳不少于60%的馀额。可是到了1953年，又规定私营股东所得红利只能有25%。
1952年1月，中共提出了针对企业家的“五反运动”，工商业者如果上交资产并表示拥护共产党，则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则划为“反革命”成为国家的专政对像。其原则就是顺者昌、逆者亡。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们或白天黑夜被叫去“交代问题”，或被带到私设公堂审问，强迫“交代罪行”。在腥风血雨中，企业家、小业主、商贩被迫上交了他们的资产，其中也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轻生的，有吞毒药自杀的，也有跳楼自尽的。
对于中共而言，这些只是开始。1954年，中共的《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公开称，“合营企业受公方领导”。中共的狰狞面目逐渐显现。1955年，中共又提出对资本家采取赎买的办法。所谓“赎买”，不是由国家另拿一笔钱收买资本家的企业，而是在每年生产获得的利润中，拿出一点分给原私营业主，这就是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叫做“定息”。
据马立诚撰写的《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中提到：定息息率，1956年2月为1厘至6厘，1956年7月定为年息5%。定息期原定7年，到1962年止，后来又改到1965年止，即一共拿十年。换言之，中共在拿走了私营企业主的身家财产后，只给10年有限的利息，私营企业就变成了中共所有。中共无耻可见一斑。
以上海为例，其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私股为11,2202万元，几乎占全国公私合营企业中私股的一半，其中私股在500万元以上的五个大户中，有四人属于荣氏家族，第一名是荣毅仁的堂兄荣鸿三，占9,750,100元，每年可得定息487,914元，即每月可得4万元；荣毅仁则占第三位。
中共之举自然引起了很多企业家的不满。对此，中共则采取威胁、批判和斗争的方式迫使他们就范。
1956年1月，在毛亲自到荣毅仁的申新九厂视察后，荣毅仁就将祖辈辛苦创下的资产56间纺织、面粉等企业统统上交。时任中共上海市长的陈毅，在大会上将其作为榜样，宣称“荣毅仁是红色资本家”。然而，荣毅仁内心的痛绝非外人所知。当时有人写了《祭厂文》，其中有“多年心血，一旦付诸东流；几声锣鼓，断送万贯家财”之语，背后隐藏的正是对中共掠夺行径的愤恨。
荣毅仁食指被打断左眼失明
文革爆发初期，荣毅仁一家也受到了冲击。荣毅仁的右手食指被铁柱打断，妻子杨鉴清被打得死去活来，卧床不起，连他们因患大脑炎而精神有障碍的四女儿智远也未能幸免。后来荣毅仁夫妇总算保住性命，但荣毅仁却被去锅炉房运煤，落下了腰疼病，而其眼底出血没有及时治疗也导致左眼失明。左眼失明后，他被派去洗刷厕所。
另据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最后的贵族》一文记载，1966年8月，章伯钧、章乃器在康同璧家里见面。章伯钧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章乃器表示，企业家中除了荣毅仁，其他人都受到了冲击。但一旁的罗仪凤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脑震荡的后遗症长期不愈呢。”
文革后荣毅仁再被利用
文革结束后，急于发展经济的中共再次想到了荣家在海外的关系，荣毅仁又一次被中共推出。1978年，荣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则出任直属国务院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裁。荣毅仁凭藉着自己的经商谋略、海外关系，为中共的经济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次申请入党后三次要求退党
据香港《动向》杂志报导，1951年6月，时年35岁的荣毅仁在任华东军政委员财政委员会委员时，首次提出入党申请。陈毅劝他时说的很露骨：“你留在党外更方便，能做更多的事，再过10年，等你过45岁生日时，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957年12月，经历了“反右”斗争的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荣毅仁，更感到加入中共的迫切性，于是第二次提出了入党申请。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说：你还是留在民主党派、工商界中工作。你入了党，大大小小资本家都入了党，那我这市委书记的位子也难以坐正。
1962年10月，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期间，又一次向周恩来提起陈毅说介绍他入党之事。周恩来的答覆是：“陈老总不是食言。我的意见，你还是在党外自由，如进入党内，政治活动太多，会埋没你的专长，是很可惜的。”
不知出于何种心理，文革结束后的1985年4月，69岁的荣毅仁再次申请入党，并终于得偿所愿，入党介绍人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人大副委员长彭冲。1986年2月，荣毅仁增补为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工负责经济和民主党派工作。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好不容易入了党的荣毅仁却三次申请退党。第一次要求退党与“六四”有关；第二次要求退党是因为与江泽民发生龃龉；第三次要求退党是2000年6月，这时荣毅仁已退休，代表各大花瓶党派出面，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要求开放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建议，江泽民叫其一边凉快去，荣毅仁一怒之下，不再参加党的活动，直到2002年12月江下台。
结语
200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去世。他留下了一份题为《我要对党说几句》的遗言，大致内容是：一个丧失信念的政党，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政党，一个脱离广大人民的政党，一个追逐金钱利益的政党，是没有希望的，是背叛人民共和国的。显然，这表明他已后悔当初没有像其他亲戚那样离开大陆，后悔追随了中共这个背信弃义的党。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