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马屏农场是四川最大的一所劳改农场，建立于五十年代初期，方圆五六百里，海拔平均约両千多米，是四川省雷波、马边、屏山三县的交接地，故称雷马屏。这里水恶山险，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云遮雾障，气候恶劣，人烟稀少，是汉彝民族杂居之地。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自然环境，因此盛产茶叶。它三面是莽莽原始森林，穿过原始森林便是波涛汹涌，浊浪排空，奔腾咆哮的金沙江;金沙水冷，含沙极重，纵是世界游泳冠军也泅不到对岸，惟有一条独路新市镇和宜宾相连，只要在那里设一座关口，纵是一只狐狸也逃不出去。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馀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雷马屏劳改农场为地师级编制，直属省公安厅管辖，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场下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4~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200多号犯人，刑期从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场和总场还有直属的工厂、医院，据说有三四万犯人。它的管理干部多是转业军人，少部分是地区调来的工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正规警政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干警。
虽然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开口闭口妈屁连天可代表党和毛主席呀!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谁敢于反抗?谁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轻则加刑，重着掉命。由于雷马屏远离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环境十分枯燥单调，不少狱吏便把训斥犯人、打吊犯人视为消遣取乐的“玩一手”。纵然有时失手打伤、打残、打死几个犯人，也是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方法不掉饭碗，立场要脱警服，故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狱政”方针：对犯人改造“宁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视为“家常便饭”。
我是一九七八年去雷马屏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先在马湖分场唐家山大队入监队学习，三个月后分到马家湾中队正式劳改。入监队有两佰多人，分成10个组，组长是接受改造的老犯，每天向干部作次汇报。一次分场管教王管教来向我们训话，十分直白地指着大队部坝子内几棵粗大枝弯的柏树说：“解放20多年来，我们雷马屏改造了几十万犯人，你们看这几棵柏树就是吊人吊弯的。”我的天，业绩多么辉煌!
王管教原是当地征粮剿匪武工队的队员，三十出头，身材矮胖，黑黝黝皮肤，手短足短，由于脸上肥肉膘太多的原固，一讲话肉就发颤，人就显得特别凶残。他不仅是分场部的当家管教，还是雷波县人民法院的派驻人员，管犯人加刑减刑，权力大得很。他屁股兜上就揣着法院的加刑通知书，比如遇上心情不好，犯人冒犯了他或他看你不顺眼，立即把你叫过来，从屁股上掏出法院加刑《通知书》，用钢笔在上面一划，划你几年就是几年，所以犯人私下叫他“王加刑”。我去前，分场部刚开过全场犯人的宽严大会，枪毙了一个叫曹刚山的犯人。有人说这是条好汉，判了死刑关在小监里还呼喊反动口号：“打倒暴君毛泽东!”“打倒暴政共产党!”吓得干部、武装如临大敌。还是王管教拿刀割了他的舌头，才使他喊不出来。他还不依不饶用脚踢，后又用刺刀割断他脚筋，四个人把他架到会场，真够顽强。但也有人说“这样的人迟早该杀头，连自己父亲都不认，去当刽子手，这叫报应。”
我是记者出身，喜欢打听，后来一个叫周锐的老犯向我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说他是“老犯”并不是指年龄，而是在这里关押的时间。他是成都人，初中时因结社成立文化团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8年送来雷马屏农场劳改，他曾和曹刚山在一个小组，对曹的历史、为人、犯罪经过、被杀原因等一清二楚。下面记叙的这些血与泪的文字，就是曹刚山一生的故事：
1948年和1949的夏，在共产党策划和操纵下，全国各大城市暴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游行，参加者多是学生。在成都提督街是游行的中心，上万学生聚集到国民党省政府门前，与军警宪相持了三天三夜，他们演出“灵官扫台”的活报剧(当时省府主席叫王陵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并喊出“民主建国，反对内战”、“要自由，不要独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等口号。
当时曹刚山已经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是成都学运的一个小头目，负责联络和传递消息。国民党用皮鞭、警棍、水龙头把学生驱散，并开始搜捕学运的指挥人，曹刚山上了逮捕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即时通知了这一消息，他不敢怠慢，立刻逃回老家宜宾县躲藏起来。
他的父亲是个乡长，又是三义会的舵把子，在地方上是个连县长也不敢惹的歪人。追捕他的人找到他父亲，叫把曹刚山交出来。父亲自来心疼儿子，对他寄有厚望，哪会交人。追捕人要强行搜查，他父亲笑笑说：“没说你们这几个人，就是来一个团我也不会交出我儿子。”他喊一声来人，厅下马上站出五六十个彪形大汉，人人手里提着德国造20响的连发手枪。来搜查的人，声明道：“曹乡长，并不是我们要和你过不去，这是王主席的命令。”他父亲一声冷笑道：“把‘命令’拿给我看”当他看了‘命令’却一把撕得粉碎，把胸脯一拍，对着追捕人道：“你们回去告诉王陵基，没说他的‘命令’不执行，就是蒋介石蒋总统的‘命令’老子也不执行!要人，没门，老子枪眼不认黄，快滚!”几十个提刀握枪的大汉步步逼上，吓得几个追捕他儿子的人求命逃窜。
伺夜，他把儿子叫到屋里问过明白，曹刚山坦诚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成都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听后思索了半天，提醒儿子道：“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要它真的来了，没把老子弄出来毙了。”儿子道：“爸爸，这是谣言，共产党是最开明最进步的党，一切为着老百姓，要它是共产共妻，六亲不认，能解放半个中国吗?现在国民党被打得抱头鼠窜，老蒋很快就完蛋了……”他爸爸抽着水烟袋，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又不相信地问一句：“我们是有钱人，我又是地方上的乡长，三义会的‘舵把子’，万一他们来了要整我怎么办?”儿子道：“爸爸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多馀的田地房子交出来，共产党整你干啥，再说你儿子就是共产党，我还骗你不成。”爸爸说：“老子就信你的，反正钱财是身外之物，你都不疼我还疼什么。”最后提醒他：“现在你先藏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说。”
天翻地覆，锣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刚山成了接管当地的军代表之一。当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散兵游勇，地痞无赖，烧杀抢夺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断言，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各地很快响起了叛乱枪声，他父亲也卷了进去。镇压叛乱，安定社会，成了当务之急。组织找他谈话，叫他去说服他父亲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归顺共产党。他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任务，只身回到乡里作父亲的工作。父亲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抓了不少起义的人，所以大家才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评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县里的军代表之一，你这样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革命家庭啊!”父亲道：“我现在闹了这当事，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曹刚山说：“组织上向我保证，只要你放下武器，跟着共产党，仍然当你的乡长，要是立了功还会受到奖励。”
天底下谁的父亲不相信儿子的话，难道儿子还会害父亲吗?曹刚山也决无此心，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由不得他了。在强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势下，叛乱枪声哑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曹刚山的父亲被通知到县里举办的“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全是国民党时代的乡保甲长与袍哥大爷，学习的内容是各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开始每周回家一次，渐次取消了，再后有了解放军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后是一个一个五花大绑推向公审会，吃了枪子儿。曹刚山的父亲曾逼死过人，有血债，属于镇压对像。
一天组织找曹刚山谈话，并告诉了此一决定，要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亲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坚决拥护组织上的决定。”这时，他考虑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点犹豫，没说晋陞提拔，受到党的重用，就连这个军代表都当不成。组织上毕竟比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提出个新的问题问他：“你父亲被枪毙后谁去收尸?”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儿子，应该由我收尸，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这没有立场的事，猪拉狗扯，是他的活该。”组织上默然，不再说什么。回到机关他的女朋友(即后来他的妻子)，是个新参加工作的狂热青年，得知这事后向他说：“刚山，这正是你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是我一定向组织申请，亲自毙了他。”曹刚山全身震动，胆怯怯地道：“他是我父亲呀!”“什么父亲不父亲，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现在组织上不是号召我们要大义灭亲吗?你为什么不敢?”
他经过长久思索，终于下定决心，向组织写出书面请求，大意是“我父亲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划清界限，坚定革命立场，请求组织将执行枪决我父亲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他的革命行动很快得到组织批准。当他父亲插着用红笔勾了名子的死标，押上刑场，在执行前的一刻，突然转头怒视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里。”他不敢看，闭着双眼扣响了板机。自此，曹刚山成了地区红人，“大义灭亲”的“模范人物”，大家学习的“榜样”，各方面都一帆风顺，官位步步高陞，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队的队长，尔后升为大队长，再后升为支队长，大权在掌，威风凛凛。
民主运动结束后，转入建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地区工商局局长，行政十五级属县团级。那时的工商局不像现在的工商局这么热火吃香，是个非要害部门，地区党委政府直辖部门才是走红部门，诸如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办公室。他心里不太舒畅，常常在爱人面前发牢骚：“我出生入死，大义灭亲，到头来却得了个闲位子。”爱人是文印员，地位虽然低却是要害部门，经常接近领导，便把它的思想问题如实地向地区领导作了汇报。开初是个别谈话，稍后是不点名地在会上批评。到了1955年5月，全国开展了反胡风的“机关肃反”运动，一夜，肃反领导小组对全区干部实行大搜查。搜查内容主要是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以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后在他日记上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妈妈爱我却不疼我，妈妈信任我却不用我，哪儿才是我的绿草?哪儿才是我的雨露?哪儿才是我梦想的王国?”很清楚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历史，他曾在大学二年级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地区“肃反”领导小组立即怀疑他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叫他如实交待问题。他说，参加“三青团”是党组织的决定，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但拿不出来任何文字性的证明材料，找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吧，那负责人解放后不知在何处工作，根本联系不上，最后作为悬案存档。
自此，他不再是地区工商局局长，成了地区市场管理部主任。地位一变，家庭也发生变化，爱人从过去唯唯诺诺的主妇，一下成为颐指气使的领导，洗衣煮饭全成了他的“革命任务”。有什么办法，此一时彼一时也!好在有了一个五岁儿子，对家庭起到了十分稳定的作用。当时宜宾地区当权者是刘吉挺、张西挺，他认为是整他的人，总想伺机报复。
他不久发现，刘张和四川省委李井泉书记不和，常在私下里说他“专横”“不讲民主”，搞‘一言堂’。他偷偷地写成检举材料直寄省委李书记的办公室。不知是他的告状起了作用还是其它原因，不久刘张被省委撤职隔离反省，关进省公安厅看守所。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酪酊大醉，笑着在人前骂：“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报。老子虽不是局长，总还是个市管会主任。你威风，吃你‘二三三’去(指狱中囚粮，犯人每天早晨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并扬言，这是他向李书记反映的结果。
当时中国是个不断搞政治运动的国家，毛泽东天生喜欢斗争，总是不断用政治运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在他看来，不搞政治运动就要亡国亡党。就像一个赌徒，一天不赌钱手就会发痒；又像一个妓女，三天不找男人就过不得日子。有人说，老毛的嗜好就是喜欢整人，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如果说过去运动整的老百姓和知识份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打击的对像便是各级“当权派”。他认为翻身的日子到了，带头成立了“东方红”造反组织，一天四处揪“当权派”。他爱人和儿子却是“百万雄师”保守组织的成员。两派对立，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家庭到先打起来了。
很快，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李井泉被打倒了。刘吉挺、张西挺俩口子藉着这股“造反”的强劲东风，从大牢里杀了出来，当上了宜宾地区革委会正副主任，因同一观点，刘张没有找他麻烦。不久暴发了‘武斗’，两派为争夺权力，在长江边上摆开了战场，爱人、儿子上火线参战，他也上了火线，两边隔着掩护体看不见。他一枪打过去，没有打中爱人，却把爱人身边18岁的儿子报销了。他哭他喊，自此与爱人分手。
中央“12.25”批示下达，“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被清查对像。结果，地区市管会主任变成了市管员。这时他再不闹情绪，好像看穿了一切，管它“员不员”，只要能为人民服务就是革命，反而心安理得了。
他成天挎个铁皮喇叭，戴个红袖套，出入市场叫喊：“明码实价，不准强买强卖。”一天，市场上来了一对穿军装不戴五星帽徽的年青男女，买了两条大鲤鱼，不把钱付够，双方发生争执，他上前理论，批评这对青年男女不是。冷不防这男青年扬起手臂，重重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混帐，你是什么东西。”他想冲过去，却发现这对男女青年后面站着几个大兵，一个个虎彪彪，像庙里的铁罗汉。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强咽了这口气。后来一打听，这对男女青年是军分区梁司令员的女儿和女婿。
当天他回到家闷闷不乐，一个劲儿的喝酒，越喝越上气，越觉得这世道不公平，没有真理，没有王法，有权有势的人太霸道。喝到天亮，面前堆了一大堆酒瓶，他突然走进厨房摸出一把雪亮亮的菜刀，跑到军分区大门前，一看见那威风凛凛腰垮冲锋枪的门卫有点傻眼，但他不示弱，却跳去跳来的叫阵：“梁××，你养的好杂种，打老子，是对的，你出来，我们评理去。”守门卫的大兵以为他是个疯子，不理睬他。他直骂得口干了，没趣了，最后铛的一声，把菜刀钉在军分大木牌上，似乎出了心中这股恶气，然后晃晃荡荡地回家睡觉。待他醒来睁开双眼，两个穿警服的地区公安局公安，站在他面前道：“曹刚山，你被捕了。”他揉着眼，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事?”公安人员给他一边戴手铐一边说：“冲击军分区，杀人未遂。”他脊背冒冷汗，不敢分辩，乖乖去了看守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送来雷马屏农场唐家山大队劳动改造。
曹刚山来到唐家山劳动改造，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王管教原是他“征粮剿匪”武功队手下的一名小兵，有过关照，有过奖赏。他来的第一天，王管教专门从场部跑来看望他，一是叙友情，二是关照。王管教提醒他：“老队长，这是监狱，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说话行动得千万注意，身边犯人全是眼睛，稍不注意就是检举揭发，有些事我能包下来，有些事我包不下来，总之聪明人不要吃眼前亏。”他笑笑道：“老王，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关照，情况不同了，今后你也不要叫我老队长，不要为我影响你了的前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话虽这么说，王管教还是向中队打招呼，没有叫他到地里劳动，一下就当了学习组长。
在一段时间里，他也很安静，自个儿掏钱订了份《人民日报》，每天从报头看到报尾，仔细揣摩研究，看能否找到一个突破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这个派掌权，一时那个派掌权，不久林彪倒台，刘张下马。他认为机会来，便在狱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诉信，把他说成是个“被迫害对像”，并在学习会上大诉其苦。犯人一封封检举揭发材料送到中队，中队送到场部，王管教看着叹气，低低骂了句：“老马不死旧性在。”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认为能对自己前途有利，便会大打出手。此时的王管教不但不再关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车头”。先是通过中队撤销了他的学习组长，再后是送入大部队的“严管队”。“严管队”24小时有武装看守，白天劳动由武装押着，吃饭解便要喊“报告”。曹刚山成天不仅叫喊无罪，还为被打倒的刘、邓叫屈，认为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居然向毛泽东写了封“万言书”。内容写的什么，不得而知，自场部收到“万言书”后，他又从严管队升了一级——关进了场部小监。王管教专此找他谈过一次话：
“曹刚山，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无罪可认”。
“你为什么要诬蔑无产阶级专政?”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党的主席提意见。”
“你在找死!”王管教气得跺脚。
“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王管教口里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最后还是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加判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刚山不接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继续叫喊无罪，再次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公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犯了方向性错误”，还说“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国将不国，家将无家”，并用他切身事实作为佐证。由于他攻击到毛泽东的要害，上面批示下来四个字：“立即杀掉。”
判处死刑后，他戴上脚镣手铐，关在黑洞洞的小监里，成天倚墙思索，只要一阖眼，就看见被他毙了的父亲：五花大绑，背插死标，又听围观人窍窍私语地议论：“听说今天杀曹乡长的是他亲生儿子，他可爱他儿子了。儿子生下来缺奶，他亲自养条奶牛，每天三次挤奶去喂，唉，真想不到……”
“什么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产党员，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稳立场能当官吗!”
“共产党提倡检举揭发，大义灭亲，不然怎么能把老蒋打跑。”
“你们说这些都是屁话，世间上总得有个章法，哪有儿子毙老子的。”
“我看那儿子会遭报应的，老天不惩罚才怪。”
当时他想退缩，收回写给组织的请求，可是刑场上千百双眼睛在看着他。此时，他父亲突然转过头，曹刚山依然看见那张慈祥的脸，那两道长眉盖着的亲切眼睛，花白胡须遮着的嘴巴张开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到死在你手里。”
他慌了，双眼不敢看父亲，指头扣动了板机，“叭叭”一团火，一团绿阴阴的火光，带着呼啸的铁弹飞了过去。父亲一个踉跄，半边脑袋不见了，绿绿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脑花，红的鲜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杀了他，想不到而今轮到我了”他一惊是个恶梦，突然疯狂地叫起来：“报应呀!报应呀!”
“你叫什么，”监视看守他的武装跑来训斥他：“什么‘报应’?”
他不愿捧诉曲肠，怪模怪样地一个劲狂笑，突然喊出了极反动的口号：“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
王管教闻讯赶来，当机立断，火速下达命令：“快用力，把他舌头割了。”
武装、干部、狱医，十多个人涌进小监，用铁锤和手钳敲开他的口腔，并用外科手术器械开口器扩张嘴巴，再用舌钳将舌头拖出。王管教亲自持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顺着他的舌根一转，立即满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再也喊不出什么话语了，口腔里不断夹着“呼呼”的惨叫，喷出如注的鲜血。慌乱之中谁也没有料到，曹刚山这时突然飞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妈叫娘在地上滚成一团。一个虎彪彪的武装，从地上拾起锋利的尖刀，抱着曹刚山的腿，把脚筋给他割断。所以在全场万名犯人的公判大会上，大家看到的曹刚山脸无血色，罩着带血的大白口罩，四个武装架着他听宣读《判决书》。
他死了，他和他父亲一样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亲死前没有割舌头，挖脚筋，只是枪眼穿的脑袋。他虽然保存着完好的脑袋，胸腔上却有数十个弹孔和刺刀扎下的黑洞……
──转自《阿波罗网》
（责任编辑：李明心）
一九四九年后，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无产阶级专政”改造人犯的劳改政策，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把这里圈划为监狱，真是一座天然的监狱。它用不着设置重兵，也用不着修筑高墙，更不需要架设电网，只要在那连接宜宾的新市镇关口处修筑两个碉堡，架设几挺机枪，便固若金汤万事大吉。于是，从1950年起，一批批国民党“残渣馀孽”(甲长、保长、乡长、县长和军以下的师、团、营、连军官)送到这里来“劳动改造，脱胎换骨”，接着是不甘心失去财富的地主、富农和枪口下留下来的土匪恶霸，再后是不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右派份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投机倒把分子”，再再后是“造反派”与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出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其罪名几乎一样：不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或仇视“无产阶级专政”。昔日战场上的冤家，斗争会上的对立面，经济利益上的仇敌，均成了殊途同归的“同改”。
雷马屏劳改农场为地师级编制，直属省公安厅管辖，有四个分场，每个分场下有4个大队，每个大队下面又有4~6个中队，每个中队约200多号犯人，刑期从3年到20年不等。除此，分场和总场还有直属的工厂、医院，据说有三四万犯人。它的管理干部多是转业军人，少部分是地区调来的工农干部，几乎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和经过正规警政学校教育培养出来的干警。
虽然他们大字不识几个，开口闭口妈屁连天可代表党和毛主席呀!因此，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法，一招一式都是律，谁敢于反抗?谁又敢反抗!稍不注意，轻则加刑，重着掉命。由于雷马屏远离城市，座落在深山老林里，几乎没有任何娱乐生活，环境十分枯燥单调，不少狱吏便把训斥犯人、打吊犯人视为消遣取乐的“玩一手”。纵然有时失手打伤、打残、打死几个犯人，也是方法问题，不是立场问题。方法不掉饭碗，立场要脱警服，故形成了一套传统的“狱政”方针：对犯人改造“宁左勿右”，打一打吊一吊视为“家常便饭”。
我是一九七八年去雷马屏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先在马湖分场唐家山大队入监队学习，三个月后分到马家湾中队正式劳改。入监队有两佰多人，分成10个组，组长是接受改造的老犯，每天向干部作次汇报。一次分场管教王管教来向我们训话，十分直白地指着大队部坝子内几棵粗大枝弯的柏树说：“解放20多年来，我们雷马屏改造了几十万犯人，你们看这几棵柏树就是吊人吊弯的。”我的天，业绩多么辉煌!
王管教原是当地征粮剿匪武工队的队员，三十出头，身材矮胖，黑黝黝皮肤，手短足短，由于脸上肥肉膘太多的原固，一讲话肉就发颤，人就显得特别凶残。他不仅是分场部的当家管教，还是雷波县人民法院的派驻人员，管犯人加刑减刑，权力大得很。他屁股兜上就揣着法院的加刑通知书，比如遇上心情不好，犯人冒犯了他或他看你不顺眼，立即把你叫过来，从屁股上掏出法院加刑《通知书》，用钢笔在上面一划，划你几年就是几年，所以犯人私下叫他“王加刑”。我去前，分场部刚开过全场犯人的宽严大会，枪毙了一个叫曹刚山的犯人。有人说这是条好汉，判了死刑关在小监里还呼喊反动口号：“打倒暴君毛泽东!”“打倒暴政共产党!”吓得干部、武装如临大敌。还是王管教拿刀割了他的舌头，才使他喊不出来。他还不依不饶用脚踢，后又用刺刀割断他脚筋，四个人把他架到会场，真够顽强。但也有人说“这样的人迟早该杀头，连自己父亲都不认，去当刽子手，这叫报应。”
我是记者出身，喜欢打听，后来一个叫周锐的老犯向我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说他是“老犯”并不是指年龄，而是在这里关押的时间。他是成都人，初中时因结社成立文化团体，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58年送来雷马屏农场劳改，他曾和曹刚山在一个小组，对曹的历史、为人、犯罪经过、被杀原因等一清二楚。下面记叙的这些血与泪的文字，就是曹刚山一生的故事：
1948年和1949的夏，在共产党策划和操纵下，全国各大城市暴发了“反饥饿，反内战，要民主，要自由”的大游行，参加者多是学生。在成都提督街是游行的中心，上万学生聚集到国民党省政府门前，与军警宪相持了三天三夜，他们演出“灵官扫台”的活报剧(当时省府主席叫王陵基)高唱《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曲，并喊出“民主建国，反对内战”、“要自由，不要独裁”、“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等口号。
当时曹刚山已经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是成都学运的一个小头目，负责联络和传递消息。国民党用皮鞭、警棍、水龙头把学生驱散，并开始搜捕学运的指挥人，曹刚山上了逮捕黑名单，地下党组织即时通知了这一消息，他不敢怠慢，立刻逃回老家宜宾县躲藏起来。
他的父亲是个乡长，又是三义会的舵把子，在地方上是个连县长也不敢惹的歪人。追捕他的人找到他父亲，叫把曹刚山交出来。父亲自来心疼儿子，对他寄有厚望，哪会交人。追捕人要强行搜查，他父亲笑笑说：“没说你们这几个人，就是来一个团我也不会交出我儿子。”他喊一声来人，厅下马上站出五六十个彪形大汉，人人手里提着德国造20响的连发手枪。来搜查的人，声明道：“曹乡长，并不是我们要和你过不去，这是王主席的命令。”他父亲一声冷笑道：“把‘命令’拿给我看”当他看了‘命令’却一把撕得粉碎，把胸脯一拍，对着追捕人道：“你们回去告诉王陵基，没说他的‘命令’不执行，就是蒋介石蒋总统的‘命令’老子也不执行!要人，没门，老子枪眼不认黄，快滚!”几十个提刀握枪的大汉步步逼上，吓得几个追捕他儿子的人求命逃窜。
伺夜，他把儿子叫到屋里问过明白，曹刚山坦诚自己是共产党员，是成都大游行的组织者之一。他听后思索了半天，提醒儿子道：“听说共产党共产共妻，六亲不认，要它真的来了，没把老子弄出来毙了。”儿子道：“爸爸，这是谣言，共产党是最开明最进步的党，一切为着老百姓，要它是共产共妻，六亲不认，能解放半个中国吗?现在国民党被打得抱头鼠窜，老蒋很快就完蛋了……”他爸爸抽着水烟袋，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又不相信地问一句：“我们是有钱人，我又是地方上的乡长，三义会的‘舵把子’，万一他们来了要整我怎么办?”儿子道：“爸爸你就放心吧，只要你把多馀的田地房子交出来，共产党整你干啥，再说你儿子就是共产党，我还骗你不成。”爸爸说：“老子就信你的，反正钱财是身外之物，你都不疼我还疼什么。”最后提醒他：“现在你先藏段时间，等风声过了再说。”
天翻地覆，锣鼓喧天。1949年12月四川和平“解放”了，曹刚山成了接管当地的军代表之一。当时社会秩序尚不稳定，散兵游勇，地痞无赖，烧杀抢夺的事时有发生。不少人断言，共产党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各地很快响起了叛乱枪声，他父亲也卷了进去。镇压叛乱，安定社会，成了当务之急。组织找他谈话，叫他去说服他父亲认清形势，弃暗投明，归顺共产党。他毫不犹豫接受了这任务，只身回到乡里作父亲的工作。父亲说：“共产党不讲信义，抓了不少起义的人，所以大家才动起来，我是迫不得已。”他批评父亲说：“我是共产党员，县里的军代表之一，你这样做不是葬送了我的前程。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是革命家庭啊!”父亲道：“我现在闹了这当事，共产党能放过我吗?”曹刚山说：“组织上向我保证，只要你放下武器，跟着共产党，仍然当你的乡长，要是立了功还会受到奖励。”
天底下谁的父亲不相信儿子的话，难道儿子还会害父亲吗?曹刚山也决无此心，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却由不得他了。在强大的武力和政治攻势下，叛乱枪声哑了下来，代之而起的是轰轰烈烈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等运动。曹刚山的父亲被通知到县里举办的“自新人员学习班”学习。
这个学习班的学员全是国民党时代的乡保甲长与袍哥大爷，学习的内容是各人主动坦白交待罪行。开始每周回家一次，渐次取消了，再后有了解放军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再再后是一个一个五花大绑推向公审会，吃了枪子儿。曹刚山的父亲曾逼死过人，有血债，属于镇压对像。
一天组织找曹刚山谈话，并告诉了此一决定，要他“划清界限，站稳立场”。他想了想，立刻慷慨激昂地表示：“我父亲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坚决拥护组织上的决定。”这时，他考虑的是自己革命前途，而不是父子之间的亲情。
他十分清楚，只要有半点犹豫，没说晋陞提拔，受到党的重用，就连这个军代表都当不成。组织上毕竟比他考虑问题周到，又提出个新的问题问他：“你父亲被枪毙后谁去收尸?”他想也不想地回答道：“我是儿子，应该由我收尸，但我是革命者，不能做这没有立场的事，猪拉狗扯，是他的活该。”组织上默然，不再说什么。回到机关他的女朋友(即后来他的妻子)，是个新参加工作的狂热青年，得知这事后向他说：“刚山，这正是你争取立功表现的机会，是我一定向组织申请，亲自毙了他。”曹刚山全身震动，胆怯怯地道：“他是我父亲呀!”“什么父亲不父亲，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也是一个立场问题。现在组织上不是号召我们要大义灭亲吗?你为什么不敢?”
他经过长久思索，终于下定决心，向组织写出书面请求，大意是“我父亲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划清界限，坚定革命立场，请求组织将执行枪决我父亲的任务交给我来完成。”他的革命行动很快得到组织批准。当他父亲插着用红笔勾了名子的死标，押上刑场，在执行前的一刻，突然转头怒视道：“娃娃，想不到老子死在你手里。”他不敢看，闭着双眼扣响了板机。自此，曹刚山成了地区红人，“大义灭亲”的“模范人物”，大家学习的“榜样”，各方面都一帆风顺，官位步步高陞，先是“清匪反霸”武工队的队长，尔后升为大队长，再后升为支队长，大权在掌，威风凛凛。
民主运动结束后，转入建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地区工商局局长，行政十五级属县团级。那时的工商局不像现在的工商局这么热火吃香，是个非要害部门，地区党委政府直辖部门才是走红部门，诸如组织部、宣传部、秘书处、办公室。他心里不太舒畅，常常在爱人面前发牢骚：“我出生入死，大义灭亲，到头来却得了个闲位子。”爱人是文印员，地位虽然低却是要害部门，经常接近领导，便把它的思想问题如实地向地区领导作了汇报。开初是个别谈话，稍后是不点名地在会上批评。到了1955年5月，全国开展了反胡风的“机关肃反”运动，一夜，肃反领导小组对全区干部实行大搜查。搜查内容主要是私人来往信件和日记，以及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后在他日记上发现这样一段文字：“妈妈爱我却不疼我，妈妈信任我却不用我，哪儿才是我的绿草?哪儿才是我的雨露?哪儿才是我梦想的王国?”很清楚这是“人在曹营心在汉”的表白。
再一查他的历史，他曾在大学二年级时集体参加过国民党的“三青团”，地区“肃反”领导小组立即怀疑他是“暗藏下来的阶级敌人”。对他实行隔离审查，批判斗争，叫他如实交待问题。他说，参加“三青团”是党组织的决定，目的是打入敌人内部刺探情报，但拿不出来任何文字性的证明材料，找当时地下党负责人吧，那负责人解放后不知在何处工作，根本联系不上，最后作为悬案存档。
自此，他不再是地区工商局局长，成了地区市场管理部主任。地位一变，家庭也发生变化，爱人从过去唯唯诺诺的主妇，一下成为颐指气使的领导，洗衣煮饭全成了他的“革命任务”。有什么办法，此一时彼一时也!好在有了一个五岁儿子，对家庭起到了十分稳定的作用。当时宜宾地区当权者是刘吉挺、张西挺，他认为是整他的人，总想伺机报复。
他不久发现，刘张和四川省委李井泉书记不和，常在私下里说他“专横”“不讲民主”，搞‘一言堂’。他偷偷地写成检举材料直寄省委李书记的办公室。不知是他的告状起了作用还是其它原因，不久刘张被省委撤职隔离反省，关进省公安厅看守所。他高兴得手舞足蹈，酪酊大醉，笑着在人前骂：“不是不报，日子未到，日子一到，一切皆报。老子虽不是局长，总还是个市管会主任。你威风，吃你‘二三三’去(指狱中囚粮，犯人每天早晨二两、中午三两、晚上三两)。”并扬言，这是他向李书记反映的结果。
当时中国是个不断搞政治运动的国家，毛泽东天生喜欢斗争，总是不断用政治运动来树立自己的威信。在他看来，不搞政治运动就要亡国亡党。就像一个赌徒，一天不赌钱手就会发痒；又像一个妓女，三天不找男人就过不得日子。有人说，老毛的嗜好就是喜欢整人，每次政治运动都要揪出百分之五的阶级敌人。如果说过去运动整的老百姓和知识份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打击的对像便是各级“当权派”。他认为翻身的日子到了，带头成立了“东方红”造反组织，一天四处揪“当权派”。他爱人和儿子却是“百万雄师”保守组织的成员。两派对立，父子不和，夫妻反目，家庭到先打起来了。
很快，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被打倒了，李井泉被打倒了。刘吉挺、张西挺俩口子藉着这股“造反”的强劲东风，从大牢里杀了出来，当上了宜宾地区革委会正副主任，因同一观点，刘张没有找他麻烦。不久暴发了‘武斗’，两派为争夺权力，在长江边上摆开了战场，爱人、儿子上火线参战，他也上了火线，两边隔着掩护体看不见。他一枪打过去，没有打中爱人，却把爱人身边18岁的儿子报销了。他哭他喊，自此与爱人分手。
中央“12.25”批示下达，“清理阶级队伍”，他是被清查对像。结果，地区市管会主任变成了市管员。这时他再不闹情绪，好像看穿了一切，管它“员不员”，只要能为人民服务就是革命，反而心安理得了。
他成天挎个铁皮喇叭，戴个红袖套，出入市场叫喊：“明码实价，不准强买强卖。”一天，市场上来了一对穿军装不戴五星帽徽的年青男女，买了两条大鲤鱼，不把钱付够，双方发生争执，他上前理论，批评这对青年男女不是。冷不防这男青年扬起手臂，重重给了他一个耳光，骂道：“混帐，你是什么东西。”他想冲过去，却发现这对男女青年后面站着几个大兵，一个个虎彪彪，像庙里的铁罗汉。好汉不吃眼前亏，他强咽了这口气。后来一打听，这对男女青年是军分区梁司令员的女儿和女婿。
当天他回到家闷闷不乐，一个劲儿的喝酒，越喝越上气，越觉得这世道不公平，没有真理，没有王法，有权有势的人太霸道。喝到天亮，面前堆了一大堆酒瓶，他突然走进厨房摸出一把雪亮亮的菜刀，跑到军分区大门前，一看见那威风凛凛腰垮冲锋枪的门卫有点傻眼，但他不示弱，却跳去跳来的叫阵：“梁××，你养的好杂种，打老子，是对的，你出来，我们评理去。”守门卫的大兵以为他是个疯子，不理睬他。他直骂得口干了，没趣了，最后铛的一声，把菜刀钉在军分大木牌上，似乎出了心中这股恶气，然后晃晃荡荡地回家睡觉。待他醒来睁开双眼，两个穿警服的地区公安局公安，站在他面前道：“曹刚山，你被捕了。”他揉着眼，莫名其妙地问：“什么事?”公安人员给他一边戴手铐一边说：“冲击军分区，杀人未遂。”他脊背冒冷汗，不敢分辩，乖乖去了看守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送来雷马屏农场唐家山大队劳动改造。
曹刚山来到唐家山劳动改造，受到了很好的“礼遇”，王管教原是他“征粮剿匪”武功队手下的一名小兵，有过关照，有过奖赏。他来的第一天，王管教专门从场部跑来看望他，一是叙友情，二是关照。王管教提醒他：“老队长，这是监狱，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说话行动得千万注意，身边犯人全是眼睛，稍不注意就是检举揭发，有些事我能包下来，有些事我包不下来，总之聪明人不要吃眼前亏。”他笑笑道：“老王，谢谢你对我的提醒关照，情况不同了，今后你也不要叫我老队长，不要为我影响你了的前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话虽这么说，王管教还是向中队打招呼，没有叫他到地里劳动，一下就当了学习组长。
在一段时间里，他也很安静，自个儿掏钱订了份《人民日报》，每天从报头看到报尾，仔细揣摩研究，看能否找到一个突破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像演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时这个派掌权，一时那个派掌权，不久林彪倒台，刘张下马。他认为机会来，便在狱中大肆翻案，寄出了一封封上诉信，把他说成是个“被迫害对像”，并在学习会上大诉其苦。犯人一封封检举揭发材料送到中队，中队送到场部，王管教看着叹气，低低骂了句：“老马不死旧性在。”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谁也怕影响自己的前途，相反只要认为能对自己前途有利，便会大打出手。此时的王管教不但不再关照他了，甚至成了推他下崖的“火车头”。先是通过中队撤销了他的学习组长，再后是送入大部队的“严管队”。“严管队”24小时有武装看守，白天劳动由武装押着，吃饭解便要喊“报告”。曹刚山成天不仅叫喊无罪，还为被打倒的刘、邓叫屈，认为他们和自己一样，都是受林彪陷害的革命者。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居然向毛泽东写了封“万言书”。内容写的什么，不得而知，自场部收到“万言书”后，他又从严管队升了一级——关进了场部小监。王管教专此找他谈过一次话：
“曹刚山，你为什么不认罪?”
“我无罪可认”。
“你为什么要诬蔑无产阶级专政?”
“我说的是不是事实?”
“你为什么要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是党员，按照党章规定，我有权利向党的主席提意见。”
“你在找死!”王管教气得跺脚。
“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他像吃了秤砣铁了心。王管教口里虽这么说，心里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最后还是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加判为20年有期徒刑。但是曹刚山不接受，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继续叫喊无罪，再次向毛泽东上“万言书”，公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错了，犯了方向性错误”，还说“无休止地搞阶级斗争，国将不国，家将无家”，并用他切身事实作为佐证。由于他攻击到毛泽东的要害，上面批示下来四个字：“立即杀掉。”
判处死刑后，他戴上脚镣手铐，关在黑洞洞的小监里，成天倚墙思索，只要一阖眼，就看见被他毙了的父亲：五花大绑，背插死标，又听围观人窍窍私语地议论：“听说今天杀曹乡长的是他亲生儿子，他可爱他儿子了。儿子生下来缺奶，他亲自养条奶牛，每天三次挤奶去喂，唉，真想不到……”
“什么想得到想不到，人家是共产党员，得追求自己的前途，不站稳立场能当官吗!”
“共产党提倡检举揭发，大义灭亲，不然怎么能把老蒋打跑。”
“你们说这些都是屁话，世间上总得有个章法，哪有儿子毙老子的。”
“我看那儿子会遭报应的，老天不惩罚才怪。”
当时他想退缩，收回写给组织的请求，可是刑场上千百双眼睛在看着他。此时，他父亲突然转过头，曹刚山依然看见那张慈祥的脸，那两道长眉盖着的亲切眼睛，花白胡须遮着的嘴巴张开了：“娃娃，想不到老子到死在你手里。”
他慌了，双眼不敢看父亲，指头扣动了板机，“叭叭”一团火，一团绿阴阴的火光，带着呼啸的铁弹飞了过去。父亲一个踉跄，半边脑袋不见了，绿绿的草地上，全是白的脑花，红的鲜血。
“死了，他死了，是我杀了他，想不到而今轮到我了”他一惊是个恶梦，突然疯狂地叫起来：“报应呀!报应呀!”
“你叫什么，”监视看守他的武装跑来训斥他：“什么‘报应’?”
他不愿捧诉曲肠，怪模怪样地一个劲狂笑，突然喊出了极反动的口号：“打倒暴政!打倒毛泽东!”
王管教闻讯赶来，当机立断，火速下达命令：“快用力，把他舌头割了。”
武装、干部、狱医，十多个人涌进小监，用铁锤和手钳敲开他的口腔，并用外科手术器械开口器扩张嘴巴，再用舌钳将舌头拖出。王管教亲自持着一把锋利无比的尖刀，顺着他的舌根一转，立即满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再也喊不出什么话语了，口腔里不断夹着“呼呼”的惨叫，喷出如注的鲜血。慌乱之中谁也没有料到，曹刚山这时突然飞越一腿，狠狠踢在王管教小肚上，踢得王管教喊妈叫娘在地上滚成一团。一个虎彪彪的武装，从地上拾起锋利的尖刀，抱着曹刚山的腿，把脚筋给他割断。所以在全场万名犯人的公判大会上，大家看到的曹刚山脸无血色，罩着带血的大白口罩，四个武装架着他听宣读《判决书》。
他死了，他和他父亲一样地死了。所不同的是他父亲死前没有割舌头，挖脚筋，只是枪眼穿的脑袋。他虽然保存着完好的脑袋，胸腔上却有数十个弹孔和刺刀扎下的黑洞……
──转自《阿波罗网》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