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自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北方的军事和商业重镇。史上朝代更迭的风云大事在此轮番上演。北京城历经八百馀年的建都史后，留下历史沧桑的印记，也镌刻上不朽的人文传奇。
自从两代帝王忽必烈和朱棣做出迁都的决议后，北京城经过两位僧人先后的主持建造，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件杰作保留至今。这两位僧人就是元朝的刘秉忠（释子聪）和明朝的姚广孝（道衍）。
《元史》记载，刘秉忠原名刘侃，其人生来就“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后到天宁寺剃度出家，法名释子聪，师从虚照禅师。师徒二人云游天下，到达山西大同的南堂寺。
时年为公元1242年，海云禅师奉召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他听说释子聪博学多才，就特意邀他一同前往藩邸。释子聪精通邵雍皇极之书，善观易经像数、六壬遁甲等，在藩邸同忽必烈谈论天下大事、治国方略，皆对答如流，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很欣赏他的才能，就把他留在身边。
从此，忽必烈藩邸就多了一位身穿僧服的军师。因他同时掌管府邸各类文案，众人就取他法号中一字，称呼他为“聪书记”。
几年之后，释子聪父亲去世，他要赶回家乡奔丧。忽必烈赐他奠金百两，还派人送他到邢州。释子聪守丧期满后，忽必烈再次召他回到和林。忽必烈向他征询治乱之道，释子聪上书千百言详细阐述。
他讲到天降成吉思汗，起于朔漠，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降伏诸国，取得天下。今有天下之广，数以兆计的子民，虽是成吉思汗威德所致，同时也是天地神明庇护的结果。成吉思汗“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而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治理好的。从汉朝兴起到五代时期，中国历经一千三百馀年，其中汉文帝、汉景帝、光武帝、唐太宗等明君，尊崇尧舜禹三王的典章、礼乐、法度等文教。他建议应选择开国功臣之子，监守京府州郡，推行遵王法、文教。治乱之道，需要人努力去做，结果却取决于上天。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在兵征天下之时，很多庙堂被废，忽必烈采纳释子聪的建议恢复州郡祭孔大典，遵循前朝仪轨；派人寻访名家名儒，大开言路，遵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以和畅天地之气，以顺天时之行，以成就天下、安定兆民。
忽必烈远征云南大理，释子聪随行。远征之前，忽必烈先到达曲先脑儿（蒙语脑儿意为湖，蒙哥驻夏之地）去见皇兄蒙哥汗。在当晚的宴席上，汉臣姚枢讲到宋太祖赵匡胤派遣大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杀一人，并保障了市肆照常运营。
次日，忽必烈上马准备出发，他坐在马背上拍着马鞍对姚枢说：“你昨晚说曹彬不杀一人就能取下都城，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姚枢在马背上，对忽必烈拱手称赞道：“圣人之心，当就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国之福也。”
然而在攻大理时，其国主高祥拒绝投降，屠杀蒙古信使后迅速逃亡。忽必烈盛怒之下，就打算破城之日下令屠城。
释子聪和汉臣张文谦、姚枢一起力谏：“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
忽必烈听后克制盛怒，思虑许久，对他们说：“我将会和众卿同守此言。”忽必烈下令裂帛为旗，写上禁止杀戮的命令，并禁止焚烧百姓屋舍，诸将破城后奉命没有妄杀屠戮，大理城民得以保全。而先前所俘之人，也都悉数遣放。
中统元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广招贤才。释子聪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参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筛选，把适宜蒙古之法，逐一陈列，以备世祖参考。
一天，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想到大汗登基，万象更新，可释子聪还是一副僧人的装扮，随侍帝王，甚不合时宜。于是上奏称，“自陛下登基后，万象更新。臣子之中，释子聪随侍陛下，参与帷幄密谋，定社稷大计，甚是劳苦功高”。
可是释子聪仍穿僧服出入王宫，王鹗称此事令他深感不安，因此奏请忽必烈，应“正子聪衣冠，赐予厚爵”。忽必烈斟酌此事，拜子聪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并赐子聪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嫁给他，并赐下新名“刘秉忠”。
释子聪想到：“既天生万物，自随分，有安排”，于是坦然接受王命。此后凡选拔人才、定都北京、拟定国号、制定礼仪典章等诸项大事，均亲自参与、制定。他以天下为己任，事无钜细，凡有关国家大体之事，向来知无不言。当时有人称他是“易地诸葛，弥天道安。”
1264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拟定新年号“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迁都之事，忽必烈思虑再三，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的布局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像棋盘一样进行规划。并把《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运用在大都的建造中。为体现皇权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刘秉忠采用“中轴布局，左右对称”的重要原则。
在大都正中设定一条贯穿南北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以此轴线为基准，设置北京城的宫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庄严的寺院寺庙、左右对称宽敞平整的街道、前后起伏恢宏壮美的宫殿格局，都围绕这条中轴线产生。而大都的各城门，如丽正门，出自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门出自干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门出自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元大都整体上体现出元朝“至哉干元”的刚健和草原帝国的宏伟气象，也为明清两朝奠定了都城的雏形。
刘秉忠位极人臣，看起来拥有了世俗的一切。有人认为他还俗了，但根据《元史》的记载，他日常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即使随侍忽必烈，除以天下为己任之外，他也在上都的南屏山上建造了精舍居住，依然保持着僧人的风范。他自诩是“名利场中散诞仙，只将吟乐度流年”。
他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江湖散人，是个“一心忠义，满怀冰雪，功就便抽身”之人。至元十一年，一日刘秉忠在自己的禅房抚琴弹唱，直到黎明方休。时至天已大亮，仆人发现他端坐在蒲团上，已然坐化，无疾而终。留下清淡的长曲《衲衣藤杖是吾缘》，引人追思。
忽必烈开大元新风，其臣子方得以“望干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任凭春风弄丝竹，冠盖照神州；任凭雁飞汾水，鹤归华表，转眼沧海桑田。当后人吟唱着刘秉忠的曲“人间事，一笑不须愁”，回味着历史，这位“散诞仙”规划的都城，那如棋盘般的格局，也许像壶中洞天一般，个中自有玄机暗藏。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自从两代帝王忽必烈和朱棣做出迁都的决议后，北京城经过两位僧人先后的主持建造，成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件杰作保留至今。这两位僧人就是元朝的刘秉忠（释子聪）和明朝的姚广孝（道衍）。
僧人建造都城
《元史》记载，刘秉忠原名刘侃，其人生来就“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后到天宁寺剃度出家，法名释子聪，师从虚照禅师。师徒二人云游天下，到达山西大同的南堂寺。
时年为公元1242年，海云禅师奉召觐见忽必烈路过大同，他听说释子聪博学多才，就特意邀他一同前往藩邸。释子聪精通邵雍皇极之书，善观易经像数、六壬遁甲等，在藩邸同忽必烈谈论天下大事、治国方略，皆对答如流，对天下事了如指掌。忽必烈很欣赏他的才能，就把他留在身边。
从此，忽必烈藩邸就多了一位身穿僧服的军师。因他同时掌管府邸各类文案，众人就取他法号中一字，称呼他为“聪书记”。
几年之后，释子聪父亲去世，他要赶回家乡奔丧。忽必烈赐他奠金百两，还派人送他到邢州。释子聪守丧期满后，忽必烈再次召他回到和林。忽必烈向他征询治乱之道，释子聪上书千百言详细阐述。
人努力上天后定
他讲到天降成吉思汗，起于朔漠，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能降伏诸国，取得天下。今有天下之广，数以兆计的子民，虽是成吉思汗威德所致，同时也是天地神明庇护的结果。成吉思汗“勤劳忧苦，遗大宝于子孙”，而天下之大，非一人之力就可以治理好的。从汉朝兴起到五代时期，中国历经一千三百馀年，其中汉文帝、汉景帝、光武帝、唐太宗等明君，尊崇尧舜禹三王的典章、礼乐、法度等文教。他建议应选择开国功臣之子，监守京府州郡，推行遵王法、文教。治乱之道，需要人努力去做，结果却取决于上天。
“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在兵征天下之时，很多庙堂被废，忽必烈采纳释子聪的建议恢复州郡祭孔大典，遵循前朝仪轨；派人寻访名家名儒，大开言路，遵循旧礼，尊祭上下神祇，以和畅天地之气，以顺天时之行，以成就天下、安定兆民。
忽必烈接受谏言免屠杀
忽必烈远征云南大理，释子聪随行。远征之前，忽必烈先到达曲先脑儿（蒙语脑儿意为湖，蒙哥驻夏之地）去见皇兄蒙哥汗。在当晚的宴席上，汉臣姚枢讲到宋太祖赵匡胤派遣大将曹彬攻取南唐，不杀一人，并保障了市肆照常运营。
次日，忽必烈上马准备出发，他坐在马背上拍着马鞍对姚枢说：“你昨晚说曹彬不杀一人就能取下都城，我能做到，我能做到！”姚枢在马背上，对忽必烈拱手称赞道：“圣人之心，当就仁明如此，生民有幸，国之福也。”
然而在攻大理时，其国主高祥拒绝投降，屠杀蒙古信使后迅速逃亡。忽必烈盛怒之下，就打算破城之日下令屠城。
释子聪和汉臣张文谦、姚枢一起力谏：“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当一视同仁，不可嗜杀。”
忽必烈听后克制盛怒，思虑许久，对他们说：“我将会和众卿同守此言。”忽必烈下令裂帛为旗，写上禁止杀戮的命令，并禁止焚烧百姓屋舍，诸将破城后奉命没有妄杀屠戮，大理城民得以保全。而先前所俘之人，也都悉数遣放。
释子聪循古例制定蒙古法
中统元年，忽必烈登上蒙古大汗之位，广招贤才。释子聪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参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筛选，把适宜蒙古之法，逐一陈列，以备世祖参考。
一天，翰林学士承旨王鹗想到大汗登基，万象更新，可释子聪还是一副僧人的装扮，随侍帝王，甚不合时宜。于是上奏称，“自陛下登基后，万象更新。臣子之中，释子聪随侍陛下，参与帷幄密谋，定社稷大计，甚是劳苦功高”。
可是释子聪仍穿僧服出入王宫，王鹗称此事令他深感不安，因此奏请忽必烈，应“正子聪衣冠，赐予厚爵”。忽必烈斟酌此事，拜子聪为光禄大夫，位至太保，并赐子聪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读学士窦默之女嫁给他，并赐下新名“刘秉忠”。
释子聪想到：“既天生万物，自随分，有安排”，于是坦然接受王命。此后凡选拔人才、定都北京、拟定国号、制定礼仪典章等诸项大事，均亲自参与、制定。他以天下为己任，事无钜细，凡有关国家大体之事，向来知无不言。当时有人称他是“易地诸葛，弥天道安。”
1264年，刘秉忠根据《易经･坤卦》“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拟定新年号“至元”，同时向忽必烈提出定都燕京（今北京）的建议。迁都之事，忽必烈思虑再三，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他赴燕京规划营建新都城。
刘秉忠在规划元大都的布局时，按照《周礼･考工记》“九经九纬”、“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礼制，把街道像棋盘一样进行规划。并把《易经》中的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都运用在大都的建造中。为体现皇权至上、王者必居天下正中的理念，刘秉忠采用“中轴布局，左右对称”的重要原则。
在大都正中设定一条贯穿南北长达八公里的中轴线，以此轴线为基准，设置北京城的宫殿、寺院、街巷、市肆等。巍峨庄严的寺院寺庙、左右对称宽敞平整的街道、前后起伏恢宏壮美的宫殿格局，都围绕这条中轴线产生。而大都的各城门，如丽正门，出自离卦“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文明门出自干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安贞门出自讼卦“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元大都整体上体现出元朝“至哉干元”的刚健和草原帝国的宏伟气象，也为明清两朝奠定了都城的雏形。
身为重臣却保有僧人风范
刘秉忠位极人臣，看起来拥有了世俗的一切。有人认为他还俗了，但根据《元史》的记载，他日常斋居蔬食，终日淡然。即使随侍忽必烈，除以天下为己任之外，他也在上都的南屏山上建造了精舍居住，依然保持着僧人的风范。他自诩是“名利场中散诞仙，只将吟乐度流年”。
他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个江湖散人，是个“一心忠义，满怀冰雪，功就便抽身”之人。至元十一年，一日刘秉忠在自己的禅房抚琴弹唱，直到黎明方休。时至天已大亮，仆人发现他端坐在蒲团上，已然坐化，无疾而终。留下清淡的长曲《衲衣藤杖是吾缘》，引人追思。
忽必烈开大元新风，其臣子方得以“望干坤浩荡，曾际会，好风云”。任凭春风弄丝竹，冠盖照神州；任凭雁飞汾水，鹤归华表，转眼沧海桑田。当后人吟唱着刘秉忠的曲“人间事，一笑不须愁”，回味着历史，这位“散诞仙”规划的都城，那如棋盘般的格局，也许像壶中洞天一般，个中自有玄机暗藏。
──转自《看中国》
（责任编辑：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