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11月07日讯】 中共十九大一结束，海外媒体普遍判定习集权有成。不过，日前有台媒发文分析指出，习虽然藉由掌握枪杆子、笔杆子和刀把子获得了对人事组织方面的集权，但金融这个“银根子”却是习的“权力软肋”，而其威胁就体现在2018年。
台湾《上报》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2022年的三个中国》的政论文章，分析习近平在十九大后将面对的危局和中共政局下一步的走向。
文中指出，军队、文宣、政法等都属于中共体制上的集权结构，习在这些方面集权比较容易成功，有利于掌控中共高层的人事和组织改造。然而，金融这个“银根子”，本质上就具有“捉摸不定的流动性”特质，难以集权和统一掌控，这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软肋”所在，其威胁就体现在2018年。
文章指，在中共召开十八大时，虽然表面上经济还在“发展”，但其实中共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十九大以后，这个“亡党亡国”的挑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厉了。“这是历史格局的问题，不是任何虚假数据、官方粉饰所能左右的”。
文章认为，十九大时的习近平在军权（枪杆子）方面只能算是“初步稳定”；在政权（笔杆子、刀把子）方面，或许掌控了“七八成”；对经济权（宏观调控）方面，大约只掌握了“五成”；至于中国的金融权力（银根子），目前大多散落在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这些家族大大小小总有大约五百家左右，而习在金融方面能够直接控制的顶多“两三成”而已。
文章称，过去可以说是“枪杆子出政权”，而今日的中共已经迈入了“银根子垮政权”的阶段。
文章并进一步指出，当下“耍弄这套扭曲系统的游戏规则的人群”，并不在习近平的阵营之中，而且由于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已经令这个群体进入了“更为隐晦的状态”，而习近平又不可能不处理这个群，否则他就没有胜算。
几乎就在台媒指出习近平的权力软肋在于难以掌控金融领域的同时，美国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也撰文称，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漏洞，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鲍尔森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将面临四大主要经济风险：过度依赖债务推动经济增长；国企破产；产能过剩；如果中共不迅速向外国竞争者开放经济，美国和欧洲可能对中国关闭市场。
该文指出：习近平首先必须解决日益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政府“强制维持成千上万的僵尸企业（指国企）”造成的。如果北京当局要避免硬着陆，就需要阻止债务飙升、接受增长放缓。虽然北京当局现在已经暗示了愿意这样做，“但是这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必须做到让破产的企业接受市场的裁决。
鲍尔森同时在文章中指出，中国需要全球出口市场和投资市场，而当前欧洲和美国等正在审查它们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要求北京提供更大的互惠，这些“新的态度”势必让北京受到压力。
文章还表示：虽然习近平当局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大胆策略”来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但实际上他却无法确保地方政府贯彻实施上面制定的那些经济改革政策，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无法达成。
《上报》日前所发的争论文分析指出了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三种走向：
第一种，法西斯的中共：面对由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组成的“为数庞大、散落全国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习近平当局为了“迅速将扭曲的中国金融扳正”，极有可能持续使用“法西斯”手段，强制性地对中国金融领域进行重新分配洗牌。
第二种，家族垄断的中共：在2018-2022的博弈中，中共的权贵家族们也可能“团结起来和习近平叫板谈判”，最后将共产党演变为“一件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在这个共同维护的幌子下，家族与家族之间达到一种竞争博弈下的平衡，由门阀仕绅集团瓜分中国的地盘资源，走向“国家家族化”的格局。
第三种，半套蒋经国或“台湾经验”：由于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环境，远远未达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拥有的政治环境条件，即使习近平有心走蒋经国式的民主化道路也难以完全复制台湾的经验，而只能“以台湾为正负参考座标”参考着去做。
不过，有舆论指出：台媒上述对中国的变局分析忽略了中共固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不管习近平选择何种道路，只要他没有彻底摆脱中共的邪恶体制，就难以兴国。
政论家陈破空在其撰写的《倾斜的天安门》一书中早已指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铁血统治，中共红朝的腐败深重，已超越历朝历代，其灭顶之灾已“隐约可见”。
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也曾经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与习近平老弟商榷》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在得了天下之后就逐步丧失了人心，“到今天，已人心丧尽。”而且整个国家总是显得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问题的根子就在中共的体制上。所以，只有抛弃中共体制，“开创中国民主新时代”，才能够让国内、国际的各种矛盾逐步有序地“迎刃而解”。
（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责任编辑：云涛）
台媒：银根子是习近平的权力软肋
台湾《上报》近日发表了一篇题为《2022年的三个中国》的政论文章，分析习近平在十九大后将面对的危局和中共政局下一步的走向。
文中指出，军队、文宣、政法等都属于中共体制上的集权结构，习在这些方面集权比较容易成功，有利于掌控中共高层的人事和组织改造。然而，金融这个“银根子”，本质上就具有“捉摸不定的流动性”特质，难以集权和统一掌控，这就是习近平的“权力软肋”所在，其威胁就体现在2018年。
文章指，在中共召开十八大时，虽然表面上经济还在“发展”，但其实中共已经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共十九大以后，这个“亡党亡国”的挑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厉了。“这是历史格局的问题，不是任何虚假数据、官方粉饰所能左右的”。
文章认为，十九大时的习近平在军权（枪杆子）方面只能算是“初步稳定”；在政权（笔杆子、刀把子）方面，或许掌控了“七八成”；对经济权（宏观调控）方面，大约只掌握了“五成”；至于中国的金融权力（银根子），目前大多散落在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家族手中，这些家族大大小小总有大约五百家左右，而习在金融方面能够直接控制的顶多“两三成”而已。
文章称，过去可以说是“枪杆子出政权”，而今日的中共已经迈入了“银根子垮政权”的阶段。
文章并进一步指出，当下“耍弄这套扭曲系统的游戏规则的人群”，并不在习近平的阵营之中，而且由于过去五年的“反腐运动”，已经令这个群体进入了“更为隐晦的状态”，而习近平又不可能不处理这个群，否则他就没有胜算。
美国前财长：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漏洞
几乎就在台媒指出习近平的权力软肋在于难以掌控金融领域的同时，美国美国前财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也撰文称，中国经济存在着严重漏洞，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鲍尔森日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习近平在他的第二任期内将面临四大主要经济风险：过度依赖债务推动经济增长；国企破产；产能过剩；如果中共不迅速向外国竞争者开放经济，美国和欧洲可能对中国关闭市场。
该文指出：习近平首先必须解决日益严重的地方债务问题，而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政府“强制维持成千上万的僵尸企业（指国企）”造成的。如果北京当局要避免硬着陆，就需要阻止债务飙升、接受增长放缓。虽然北京当局现在已经暗示了愿意这样做，“但是这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而且必须做到让破产的企业接受市场的裁决。
鲍尔森同时在文章中指出，中国需要全球出口市场和投资市场，而当前欧洲和美国等正在审查它们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要求北京提供更大的互惠，这些“新的态度”势必让北京受到压力。
文章还表示：虽然习近平当局已经开始采取一些“大胆策略”来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但实际上他却无法确保地方政府贯彻实施上面制定的那些经济改革政策，一些最重要的目标其实无法达成。
2022年“终局到来”时中共的三种走向
《上报》日前所发的争论文分析指出了中共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出现的三种走向：
第一种，法西斯的中共：面对由红二代、官二代、富二代组成的“为数庞大、散落全国的金融大小玩家油子”，习近平当局为了“迅速将扭曲的中国金融扳正”，极有可能持续使用“法西斯”手段，强制性地对中国金融领域进行重新分配洗牌。
第二种，家族垄断的中共：在2018-2022的博弈中，中共的权贵家族们也可能“团结起来和习近平叫板谈判”，最后将共产党演变为“一件诸多家族共同享有的外衣”，在这个共同维护的幌子下，家族与家族之间达到一种竞争博弈下的平衡，由门阀仕绅集团瓜分中国的地盘资源，走向“国家家族化”的格局。
第三种，半套蒋经国或“台湾经验”：由于中国当前的现实政治环境，远远未达当年蒋经国在台湾所拥有的政治环境条件，即使习近平有心走蒋经国式的民主化道路也难以完全复制台湾的经验，而只能“以台湾为正负参考座标”参考着去做。
不过，有舆论指出：台媒上述对中国的变局分析忽略了中共固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实际上不管习近平选择何种道路，只要他没有彻底摆脱中共的邪恶体制，就难以兴国。
政论家陈破空在其撰写的《倾斜的天安门》一书中早已指出，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铁血统治，中共红朝的腐败深重，已超越历朝历代，其灭顶之灾已“隐约可见”。
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也曾经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与习近平老弟商榷》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在得了天下之后就逐步丧失了人心，“到今天，已人心丧尽。”而且整个国家总是显得与国际社会“格格不入”，问题的根子就在中共的体制上。所以，只有抛弃中共体制，“开创中国民主新时代”，才能够让国内、国际的各种矛盾逐步有序地“迎刃而解”。
（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责任编辑：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