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逐渐丧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人一样，历史学家似乎不愿抛弃这个元年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国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这些话出自一位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之口。它有助于阐明一种已成为永恒主题的思想。围绕1917年事件控制权的论战，在该事件过去80多年后，仍在激烈进行。
有历史学派认为，十月革命无非是一场暴动，被强加给一个被动的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包括一些人，他们对该事件提供了我们可称之为“自由主义”版本的解读。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十月革命是一个狡猾阴谋造成的结果；此阴谋由一小撮诡计多端和愤世嫉俗的狂热分子凭空想出；这些人在该国其它任何地方都没得到真正的支持。今天，这一解读受到几乎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偏爱。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之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也是如此。
撇开其社会和历史重要性不论，1917年的十月革命被重新解读为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使一个繁荣而勤劳、正顺利走向民主的革命前俄国改变了其自然发展进程。这种观点受到大声力挺和激烈辩护。它显然有利于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与“可怕的苏维埃插曲”区隔开来。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同过去存在着显着的连续性（其所有领导人几乎都是前共产党官员）。这种观点有助于使俄罗斯社会摆脱任何负罪感，也标志着不会有明显而公开的忏悔行为。这种忏悔源于对改革年代斯大林主义罪行令人痛苦的再发现。如果能够证明，1917年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不过是一起偶然事件，那由此可得出结论：俄国人是这些事件的集体无辜受害者。
另一方面，苏联的历史学试图证明，1917年10月发生的各个事件，是一场解放进程的高潮。该进程由自觉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群众推动，其高潮是合乎逻辑、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史学思潮以各种形式，把1917年的事件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十月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前进之结果，如果它是一次向全世界传达解放信息的事件，那么尽管斯大林时期犯过错误，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因此次革命而产生的国家机构，必定都是合法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自然造成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完全丧失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消失。反过来用布尔什维克那句出名的套话来说，就是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然而，就像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记忆一样，这种对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解读仍留存在人们心头，在西方也许比在前苏联更历历在目。
第三种史学思潮既不接受自由主义观点，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近来，它试图将意识形态从俄国革命历史中完全去除，旨在釐清 [用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话来说]“为何1917年10月（编者注：儒略历10月，公历11月）的暴动同时又是一场群众运动和一起实际只有很少人参加的事件”。在1917年那些事件引发的诸多问题中，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历史学家拒绝接受占主导地位的、对事件过于简单化的自由主义观点。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的军事化和俄罗斯帝国进入一战后的社会动荡，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曾出现过一股特定的暴力，为对整个社会实施的政治暴力铺路？一种本质上是大众化、平民化的运动，深刻地反独裁、反政府的运动，何以会使最专制、最集权的政治团体上台？最后，1917年全年俄罗斯社会无可否认地出现激进化，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具体现象之间，可确定存在什么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被视为两场运动的短暂会合，这也是近期历史学家中很多刺激性激辩的结果：一方面是一个政党在精心组织下进行的夺权。该党在其实践、意识形态及其组织上，完全不同于这场革命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另一方面是一场巨大而形式多样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有很多方面，包括一场极其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农民造反运动，其起源可追溯至俄国历史，其标志是对地主的仇恨，以及对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的极度不信任──实际上是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不信任。
这场叛乱大周期始于1902年，而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显示其进入高潮。1905年到1907年，外界就已感受到这些叛乱最早产生的实质影响。1917年是农业大革命的决定性阶段。这场革命是农民与大地主就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对抗，在农民看来，也是梦寐以求的“黑土分配”（Black-Earth partition）（即根据每户家庭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土地）的最终实现。1917年也是农民与政府对抗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农民拒绝了城市对农村的一切控制。从这个观点来看，1917年不过是一系列对抗中的一个阶段。这些对抗于1918年至192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得以延续，又因强制集体化，而以在农村的彻底失败告终。
1917年一整年，在农民革命势头增大的同时，由超过1千万农民兵组成的军队中，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衰败。这些农民兵被动员起来打一场他们根本不在乎的战争。俄国将军们一致叹惜这些农民兵缺乏爱国精神。他们的公民视野很少超出其农村社区的界限。
第三场基本运动产生于政治上活跃的工人阶级内部。他们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占劳动人口几乎不到3%。城市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所有产生自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过程延续了仅仅一代人。从此环境中诞生了一场旨在保护工人权利的运动。该运动以几个重要的政治口号而为世人所知，如“工人权力”（workers’power）和“权力归苏维埃”（power to the Soviets）。
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运动，源于帝俄统治下各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很多民族都要求首先实行自治，然后是独立。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场都根据自身的内在动力，以自己的速度进行着；每场运动都有自己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或该党的政治活动。但每场运动都成了摧毁传统体制和侵蚀一切形式的权威的催化剂。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叛乱，即实际为政治真空中的政治少数派所采取的行动，虽然中长期目标与所有这些运动迥异，但在一个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瞬间，与这些运动的诉求不谋而合。这场政治政变与社会革命短期内在时间上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叠在一起，然后在接踵而至的数十年专制统治中再度分开。
1917年秋季爆发的社会和民族运动，由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发展而来，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关系剧变、国家机器普遍失灵，或许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场全面的战争。这场战争促成了残酷的普遍氛围。#（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1. 围绕十月革命的悖论和误解
“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证明十月革命具有‘历史必然性’，也逐渐丧失了其必要性。因此，1917年或最终成为一个‘正常的’历史事件。不幸的是，和我们社会中其他每个人一样，历史学家似乎不愿抛弃这个元年创始神话（founding myth of Year Zero）。一切的一切──俄国人民的幸福或不幸，似乎就是从这一年开始。”
这些话出自一位俄罗斯当代历史学家之口。它有助于阐明一种已成为永恒主题的思想。围绕1917年事件控制权的论战，在该事件过去80多年后，仍在激烈进行。
有历史学派认为，十月革命无非是一场暴动，被强加给一个被动的社会。持这种观点的包括一些人，他们对该事件提供了我们可称之为“自由主义”版本的解读。对这些历史学家而言，十月革命是一个狡猾阴谋造成的结果；此阴谋由一小撮诡计多端和愤世嫉俗的狂热分子凭空想出；这些人在该国其它任何地方都没得到真正的支持。今天，这一解读受到几乎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的偏爱。对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之领导人和知识精英也是如此。
撇开其社会和历史重要性不论，1917年的十月革命被重新解读为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偶然事件，使一个繁荣而勤劳、正顺利走向民主的革命前俄国改变了其自然发展进程。这种观点受到大声力挺和激烈辩护。它显然有利于把目前的俄罗斯社会与“可怕的苏维埃插曲”区隔开来。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权力结构同过去存在着显着的连续性（其所有领导人几乎都是前共产党官员）。这种观点有助于使俄罗斯社会摆脱任何负罪感，也标志着不会有明显而公开的忏悔行为。这种忏悔源于对改革年代斯大林主义罪行令人痛苦的再发现。如果能够证明，1917年布尔什维克武力夺权不过是一起偶然事件，那由此可得出结论：俄国人是这些事件的集体无辜受害者。
另一方面，苏联的历史学试图证明，1917年10月发生的各个事件，是一场解放进程的高潮。该进程由自觉支持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群众推动，其高潮是合乎逻辑、可预见和不可避免的。这种史学思潮以各种形式，把1917年的事件与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联系起来。如果十月革命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前进之结果，如果它是一次向全世界传达解放信息的事件，那么尽管斯大林时期犯过错误，但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因此次革命而产生的国家机构，必定都是合法的。苏维埃政权的垮台，自然造成十月革命的合法性完全丧失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消失。反过来用布尔什维克那句出名的套话来说，就是它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然而，就像对斯大林主义恐怖的记忆一样，这种对事件的马克思主义版本的解读仍留存在人们心头，在西方也许比在前苏联更历历在目。
第三种史学思潮既不接受自由主义观点，也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近来，它试图将意识形态从俄国革命历史中完全去除，旨在釐清 [用马克．费罗（Marc Ferro）的话来说]“为何1917年10月（编者注：儒略历10月，公历11月）的暴动同时又是一场群众运动和一起实际只有很少人参加的事件”。在1917年那些事件引发的诸多问题中，历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关键问题。这些历史学家拒绝接受占主导地位的、对事件过于简单化的自由主义观点。这些问题包括：经济的军事化和俄罗斯帝国进入一战后的社会动荡，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否曾出现过一股特定的暴力，为对整个社会实施的政治暴力铺路？一种本质上是大众化、平民化的运动，深刻地反独裁、反政府的运动，何以会使最专制、最集权的政治团体上台？最后，1917年全年俄罗斯社会无可否认地出现激进化，这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具体现象之间，可确定存在什么关联？
随着时间的推移，1917年的十月革命如今被视为两场运动的短暂会合，这也是近期历史学家中很多刺激性激辩的结果：一方面是一个政党在精心组织下进行的夺权。该党在其实践、意识形态及其组织上，完全不同于这场革命的所有其他参与者。另一方面是一场巨大而形式多样的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有很多方面，包括一场极其强大而根深蒂固的农民造反运动，其起源可追溯至俄国历史，其标志是对地主的仇恨，以及对城市和整个外部世界的极度不信任──实际上是一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的不信任。
这场叛乱大周期始于1902年，而1917年夏季和秋季的事件，显示其进入高潮。1905年到1907年，外界就已感受到这些叛乱最早产生的实质影响。1917年是农业大革命的决定性阶段。这场革命是农民与大地主就土地所有权进行的对抗，在农民看来，也是梦寐以求的“黑土分配”（Black-Earth partition）（即根据每户家庭要养活的人口数分配土地）的最终实现。1917年也是农民与政府对抗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此阶段中，农民拒绝了城市对农村的一切控制。从这个观点来看，1917年不过是一系列对抗中的一个阶段。这些对抗于1918年至1922年以及1929年至1933年得以延续，又因强制集体化，而以在农村的彻底失败告终。
1917年一整年，在农民革命势头增大的同时，由超过1千万农民兵组成的军队中，也在发生根本性的衰败。这些农民兵被动员起来打一场他们根本不在乎的战争。俄国将军们一致叹惜这些农民兵缺乏爱国精神。他们的公民视野很少超出其农村社区的界限。
第三场基本运动产生于政治上活跃的工人阶级内部。他们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占劳动人口几乎不到3%。城市的社会环境提炼出所有产生自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这一过程延续了仅仅一代人。从此环境中诞生了一场旨在保护工人权利的运动。该运动以几个重要的政治口号而为世人所知，如“工人权力”（workers’power）和“权力归苏维埃”（power to the Soviets）。
第四场，也是最后一场运动，源于帝俄统治下各民族的迅速解放。其中很多民族都要求首先实行自治，然后是独立。
这些运动中的每一场都根据自身的内在动力，以自己的速度进行着；每场运动都有自己的具体诉求，这些诉求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或该党的政治活动。但每场运动都成了摧毁传统体制和侵蚀一切形式的权威的催化剂。1917年10月的布尔什维克叛乱，即实际为政治真空中的政治少数派所采取的行动，虽然中长期目标与所有这些运动迥异，但在一个短暂却具有决定性的瞬间，与这些运动的诉求不谋而合。这场政治政变与社会革命短期内在时间上重合，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套叠在一起，然后在接踵而至的数十年专制统治中再度分开。
1917年秋季爆发的社会和民族运动，由各种情况的特殊组合发展而来，包括严重的经济危机、社会关系剧变、国家机器普遍失灵，或许最重要的是，还有一场全面的战争。这场战争促成了残酷的普遍氛围。#（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