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契卡当时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历1月24日），捷尔任斯基捎信给列宁说：“尽管我们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面包、糖、茶、黄油或乳酪。要么采取措施批准给我们像样的口粮，要么给我们权力征用资产阶级的财物。”捷尔任斯基招募了约100名男子，其中大多为军中旧党、波兰人和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曾为PRMC工作过。他们成为了上世纪20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和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未来领导人，包括马丁‧拉齐斯（Martin Latsis）、维亚切斯拉夫．孟辛斯基（Viacheslav Menzhinsky）、斯坦尼斯拉夫．梅辛（Stanislav Messing）、格里戈里‧莫洛兹（Grigory Moroz）、扬‧彼得斯（Jan Peters）、梅厄．特里利瑟（Meir Trilisser）、约瑟夫．温施利希特（Josif Unshlikht）和亨利希．亚戈达（Genrikh Yagoda）。
契卡的首次行动是制止彼得格勒国家机关雇员的罢工。这种方法迅速而有效──所有罢工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其理由很简单，正如捷尔任斯基所宣称的：“任何不再愿意与人民合作的人，在他们中都没有立足之地。”捷尔任斯基也逮捕了很多被选入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代表。这一专横行为立即遭到司法人民委员艾萨克．斯坦伯格（Isaac Steinberg）的谴责。他本人是一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几天前被选入政府。这是契卡和司法机关之间的首次冲突，提出了秘密警察法律地位这个重要问题。
“‘司法人民委员部’有何意义呢？”斯坦伯格问列宁，“不如把它改称为‘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更实在些。这样人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它。”
“绝妙的主意”，列宁回答道，“我就是这么看的。不幸的是，不会那么称呼它！”
列宁对斯坦伯格和捷尔任斯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仲裁。斯坦伯格主张让契卡严格隶属于司法程序；捷尔任斯基则表示反对，称其为“旧政权守旧派吹毛求疵的守法主义”。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契卡的行动只应对政府本身负责。
1月6日（公历1月19日）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专政巩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当天一早，立宪会议被强行解散，此前仅召开过一天的会议。它于1917年11月至12月由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在其中是少数派，在707个议席中仅获得175席。解散立宪会议的专横举动，在国内任何地方似乎都未激起特别的反应。一场反对解散该议会的小型示威被部队驱散，造成约20人死亡。这是为仅持续了数小时的民主议会试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变得越来越不安。当时恰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Kamenev）、阿道夫．约夫（Adolf Yoffe）和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与同盟国代表团协商和平条件。1918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政府正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迁往莫斯科这个问题上。
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的不是德国的威胁，因为停战自12月15日（公历12月28日）以来一直有效。他们担心的是可能发生工人暴动。在工人阶级为主的地区，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就在两个月前，这些地区还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随着军人复员和随后来自军方的大规模订单锐减，企业裁掉数万工人；供应难度日益加大，导致每日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仅1/4磅。列宁无力改善这种情况，只是在公开反对“奸商”和“投机者”。列宁选择他们当替罪羊。“每家工厂、每家公司都必须设立自己的征用队。必须动员每个人寻找面包，不仅仅是志愿者，绝对是每个人；任何人不配合，其配给卡都会被立即没收。”他于1918年1月22日（公历2月4日）写道。
1918年1月11日，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返回时，被提名担任食品和运输特别委员会主席。这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一个明显信号，表明政府赋予“寻找粮食”以决定性重要意义。“寻找粮食”是“粮食专政”的第一阶段。2月中旬，列宁向该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法令草案。委员会成员除托洛茨基之外，还包括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苏如帕（Aleksandr Tsyurupa）。成员们否决了这份草案。根据列宁拟定的文本，所有农民都要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凡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储粮的人，都将被处决。“当我们读到这个建议时，我们无言以对”，苏如帕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说。“实施这样一个方案会导致大规模处决。列宁的方案直接被抛弃。”
然而，这件事透露了大量隐情。自1918年初以来，列宁发现自己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僵局之中，他担心大型工业中心的灾难性供应情况。这些工业中心，被大多数农民视为孤立的布尔什维克大本营。他准备做任何事情来获得他所需的粮食，而又不改变他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农民和新政权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决心保住自己的劳动成果，拒绝任何外来干预；后者正企图左右时局，拒绝了解经济供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最重要的是，渴望控制它所认为的日益加剧的社会无政府状态。
1918年2月21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失败后，面对德国军队的大幅推进，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敦促抵抗侵略者的呼声伴随着要求实施大规模恐怖的号召：“所有的敌方特务、投机分子、小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和德国间谍，一经被见到，就会立即被射杀。”这份公告实际上是在所有军事区实施戒严法。1918年3月3日，当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最终达成和平时，戒严法严格来说丧失了其法律效力。1918年6月16日，法律上才恢复了死刑。但自1918年2月起，契卡就实施了大量就地处决，甚至在军事区以外。
1918年3月10日，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新首都莫斯科。契卡总部就设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大卢比扬卡街的一栋建筑内。该建筑以前属于一家保险公司。此后，契卡以一系列名头（包括GPU、OGPU、NKVD、MVD和KGB）占用这栋建筑，直到苏联政权解体。1918年3月，在中央总部工作的契卡雇员仅600人，7月则上升至2000人，还不包括特种部队在内。迁都当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有400名职员。该部门的任务是指挥遍布全国的地方苏维埃的庞大机器。#（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契卡当时起步低微。1918年1月11日（公历1月24日），捷尔任斯基捎信给列宁说：“尽管我们已做了重要的工作，但我们发现，目前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我们什么钱都没有。我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没有面包、糖、茶、黄油或乳酪。要么采取措施批准给我们像样的口粮，要么给我们权力征用资产阶级的财物。”捷尔任斯基招募了约100名男子，其中大多为军中旧党、波兰人和来自波罗的海诸国的人。几乎所有人都曾为PRMC工作过。他们成为了上世纪20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GPU）和30年代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未来领导人，包括马丁‧拉齐斯（Martin Latsis）、维亚切斯拉夫．孟辛斯基（Viacheslav Menzhinsky）、斯坦尼斯拉夫．梅辛（Stanislav Messing）、格里戈里‧莫洛兹（Grigory Moroz）、扬‧彼得斯（Jan Peters）、梅厄．特里利瑟（Meir Trilisser）、约瑟夫．温施利希特（Josif Unshlikht）和亨利希．亚戈达（Genrikh Yagoda）。
契卡的首次行动是制止彼得格勒国家机关雇员的罢工。这种方法迅速而有效──所有罢工领导人都遭到逮捕。其理由很简单，正如捷尔任斯基所宣称的：“任何不再愿意与人民合作的人，在他们中都没有立足之地。”捷尔任斯基也逮捕了很多被选入立宪会议的孟什维克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代表。这一专横行为立即遭到司法人民委员艾萨克．斯坦伯格（Isaac Steinberg）的谴责。他本人是一名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几天前被选入政府。这是契卡和司法机关之间的首次冲突，提出了秘密警察法律地位这个重要问题。
“‘司法人民委员部’有何意义呢？”斯坦伯格问列宁，“不如把它改称为‘社会灭绝人民委员部’更实在些。这样人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它。”
“绝妙的主意”，列宁回答道，“我就是这么看的。不幸的是，不会那么称呼它！”
列宁对斯坦伯格和捷尔任斯基之间的冲突进行了仲裁。斯坦伯格主张让契卡严格隶属于司法程序；捷尔任斯基则表示反对，称其为“旧政权守旧派吹毛求疵的守法主义”。在捷尔任斯基看来，契卡的行动只应对政府本身负责。
1月6日（公历1月19日）标志着布尔什维克专政巩固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当天一早，立宪会议被强行解散，此前仅召开过一天的会议。它于1917年11月至12月由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在其中是少数派，在707个议席中仅获得175席。解散立宪会议的专横举动，在国内任何地方似乎都未激起特别的反应。一场反对解散该议会的小型示威被部队驱散，造成约20人死亡。这是为仅持续了数小时的民主议会试验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在立宪会议被解散之后的几天和几周内，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变得越来越不安。当时恰逢托洛茨基、加米涅夫（Kamenev）、阿道夫．约夫（Adolf Yoffe）和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 Litovsk），与同盟国代表团协商和平条件。1918年1月9日（公历1月22日），政府正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迁往莫斯科这个问题上。
令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担忧的不是德国的威胁，因为停战自12月15日（公历12月28日）以来一直有效。他们担心的是可能发生工人暴动。在工人阶级为主的地区，不满情绪在迅速增长。就在两个月前，这些地区还坚定地支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随着军人复员和随后来自军方的大规模订单锐减，企业裁掉数万工人；供应难度日益加大，导致每日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仅1/4磅。列宁无力改善这种情况，只是在公开反对“奸商”和“投机者”。列宁选择他们当替罪羊。“每家工厂、每家公司都必须设立自己的征用队。必须动员每个人寻找面包，不仅仅是志愿者，绝对是每个人；任何人不配合，其配给卡都会被立即没收。”他于1918年1月22日（公历2月4日）写道。
1918年1月11日，托洛茨基从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返回时，被提名担任食品和运输特别委员会主席。这是来自政府方面的一个明显信号，表明政府赋予“寻找粮食”以决定性重要意义。“寻找粮食”是“粮食专政”的第一阶段。2月中旬，列宁向该委员会提交了一项法令草案。委员会成员除托洛茨基之外，还包括粮食人民委员亚历山大．苏如帕（Aleksandr Tsyurupa）。成员们否决了这份草案。根据列宁拟定的文本，所有农民都要交出多馀的粮食，以换取收据。凡未能在规定时间内交出储粮的人，都将被处决。“当我们读到这个建议时，我们无言以对”，苏如帕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说。“实施这样一个方案会导致大规模处决。列宁的方案直接被抛弃。”
然而，这件事透露了大量隐情。自1918年初以来，列宁发现自己陷入了他自己制造的僵局之中，他担心大型工业中心的灾难性供应情况。这些工业中心，被大多数农民视为孤立的布尔什维克大本营。他准备做任何事情来获得他所需的粮食，而又不改变他的政策。在这一点上，农民和新政权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前者决心保住自己的劳动成果，拒绝任何外来干预；后者正企图左右时局，拒绝了解经济供给实际上是如何运作的，最重要的是，渴望控制它所认为的日益加剧的社会无政府状态。
1918年2月21日，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谈判失败后，面对德国军队的大幅推进，政府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处于危险之中”。敦促抵抗侵略者的呼声伴随着要求实施大规模恐怖的号召：“所有的敌方特务、投机分子、小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和德国间谍，一经被见到，就会立即被射杀。”这份公告实际上是在所有军事区实施戒严法。1918年3月3日，当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最终达成和平时，戒严法严格来说丧失了其法律效力。1918年6月16日，法律上才恢复了死刑。但自1918年2月起，契卡就实施了大量就地处决，甚至在军事区以外。
1918年3月10日，政府从彼得格勒迁往新首都莫斯科。契卡总部就设在克里姆林宫附近大卢比扬卡街的一栋建筑内。该建筑以前属于一家保险公司。此后，契卡以一系列名头（包括GPU、OGPU、NKVD、MVD和KGB）占用这栋建筑，直到苏联政权解体。1918年3月，在中央总部工作的契卡雇员仅600人，7月则上升至2000人，还不包括特种部队在内。迁都当日，内务人民委员部有400名职员。该部门的任务是指挥遍布全国的地方苏维埃的庞大机器。#（待续）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