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对囚犯和人质的屠杀，属于规模最难衡量的暴行。他们被扣留，仅仅是基于他们“属于一个敌对阶级”或“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些屠杀是1918年下半年“红色恐怖”逻辑的一部分，但是规模更大。布尔什维克拿一种说辞来不断地为这些基于阶级的屠杀辩护。此说法声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为了协助这一艰难的诞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正如基辅契卡的报纸《红剑》第一期的社论所辩称的：
“我们拒绝资产阶级为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建立的道德与‘人性’之旧体系。我们的道德没有先例，我们的人性是绝对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新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暴力。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举起剑，不是为了压迫各种族并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为了将人类从其枷锁中解放出来……血？让血像水一样流淌吧！让血液永远染红资产阶级悬挂的黑色海盗旗，让我们的旗帜永远是被血染红的！因为只有通过旧世界的死亡，我们才能将自己从那些豺狼的回归中解放出来！”
这种杀气腾腾的号召，有很多人乐于作出回应。契卡各级别充满了急于复仇的社会分子。他们，像通常那样，像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所承认甚至建议的那样，是从“犯罪分子和社会堕落分子”的行列中招募的。在3月22日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塞拉菲娜．戈普纳（Serafina Gopner）描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l）契卡的活动：“这个组织烂透了：犯罪、暴力和完全专断的弊病盛行。该组织充斥着普通罪犯和社会渣滓。这些人武装到牙齿，直接处决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偷窃、洗劫、强奸任何人、将其投入监狱、伪造文件、敲诈勒索，并会拿任何人去换取巨额资金。”
中央委员会的卷宗，如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卷宗一样，包含来自党的领导人或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检查员的无数报告，其中详述了“因鲜血和暴力而疯狂”的地方契卡之“堕落行为”。没有任何司法或道德规范，往往导致地方契卡的完全自决。由于其行为无须再对任何较高当局负责，它们变成了嗜血和暴虐的集团，不受控制且无法控制。从数十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契卡报告中摘录的三段内容，说明了这种滑向几乎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情形。
首先是1919年3月22日坦波夫省夕玆兰（Syzran）契卡教官斯米尔诺夫（Smirnov）写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我调查了围绕诺沃—马特扬斯卡亚（Novo-Matryonskaya）区富农暴动的一系列事件。审讯是以完全混乱的方式进行的。有75人遭受酷刑，但要看懂任何书面报告是不可能的……2月16日，有5人被枪决，次日有13人被枪决。这些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报告上，注有日期2月28日。当我要求当地契卡领导人解释时，他回答说：“我们当时没时间写报告。无论如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在努力将资产阶级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其次是1919年9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党地区组织书记所写的一份报告：“契卡在肆意洗劫和抓捕每一个人。因知道他们不可能受到惩罚而无需担忧，他们就把契卡总部变成了一座大妓院，把所有资产阶级女人都弄到那里。酗酒盛行。吸食可卡因，在主管当中相当普遍。”
最后是特别部门领导层检查员N‧罗森塔尔（N.Rosental）的一份报告，日期标注为1919年10月16日：“第11军特别部门负责人阿塔尔别科夫现在拒绝认可总部的权威。7月30，莫斯科派来检查特别部门工作的﹝安德烈﹞‧扎科夫斯基（[Andrei] Zakovsky）同志来见﹝格奥尔基﹞‧阿塔尔别科夫（[Georgy] Atarbekov）时，后者公然说：‘告诉捷尔任斯基，我拒绝受他的控制。’这些人不遵守任何行政规范。即使其行为不是明显犯罪的话，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高度可疑的。行动部几乎没有保存任何记录。对于死刑判决及其执行，我找不到任何单个判决，只有被处决者的名单，而且大多都不完整，上面提到‘按照阿塔尔别科夫同志的命令枪决’。至于3月那些事件，是不可能弄清都有谁被枪决或为何被枪决的……淫乱狂欢与酗酒每天都在上演。契卡几乎所有人员都大量吸食可卡因。他们说，这有助于他们每天应对如此血淋淋的场面。契卡沉湎于血腥和暴力中履行其职责，但它由无法控制的分子组成，需要受到严密的监督。”
布尔什维克党和契卡的内部报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于1919年和1920年收集的无数陈述，尤其是邓尼金将军组建的布尔什维克罪行特别调查委员会所收集的陈述。自1945年从布拉格转移到莫斯科后，该委员会的档案就长期难以见到，不过，现在已可公开查阅。1926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历史学家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在其《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尝试记述了对囚犯、人质和平民的主要屠杀事件。他们遭布尔什维克集体屠杀，通常是基于阶级。这部开创性着作中提及的主要事件之清单，虽然并不完整，但已由来自上述两个不同阵营的各种文献史料所充分证实。由于组织混乱问题在各契卡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屠杀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上，仍存在信息缺口，但对于所发生的屠杀事件的数量，我们则相当确信。利用这些不同的来源，至少可以尝试按规模大小将这些事件排列出来。
对“嫌疑人”、“人质”以及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的大屠杀，始于1918年9月的第一波红色恐怖。这些人是作为预防措施或出于简单的管理原因，而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的。一旦确定“嫌疑人”、“人质”、“人民的敌人”诸类别，且集中营准备妥当，镇压机器就能够迅速开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领土频频易手，每个月双方军事上都互有胜负。而战争的导火索，通常不过是夺取一个此前被敌人所占领的村庄。
在被占领或夺回的城市强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经历同样的阶段：解散以前选举产生的议会，禁止一切贸易（这一定意味着粮食立即涨价，以及随后的短缺）、将所有企业国有化，以及向资产阶级课征巨额税赋，如1919年2月在哈尔科夫征收了6亿卢布，1919年4月在敖德萨征收了5亿卢布。为确保这笔税款得到支付，当局将数以百计的资本家劫为人质，并关在集中营里。事实上，这笔税款意味着某种制度化的掠夺、没收和胁迫，这是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来消灭的第一步。
“按照工人苏维埃的决议，已宣布5月13日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日”，敖德萨工人代表会议的《消息报》于1919年5月13日宣称。“那些拥有财产的阶级将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详细列出粮食、鞋子、衣服、珠宝、自行车、床上用品、床单、银器、陶器和其它对于劳动人口不可或缺的物品……协助没收委员会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是所有人的责任。凡未协助没收委员会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凡抵制者，都将被处决，不容迟疑。”
正如乌克兰契卡头目拉齐斯在一份对地方契卡的通知中所承认的，这些没收行动的成果直接进入了契卡的腰包，或留在无数没收和征用分遣队或赤卫军的头目们手中。
没收的第二阶段是将资本家的公寓充公。在这场“阶级战争”中，对敌人的羞辱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以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资产阶级只尊重惩罚和杀戮的权威”，上述提到的敖德萨报纸于1919年4月26日的报导称。“如果我们处决这些吸血白痴中的数十人，如果我们把他们降为扫大街的地位，迫使他们的女人打扫红军军营（那对他们将是一种荣幸），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权力已扎下根，而且任何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霍屯督人（Hottentots）都不会来帮助他们。”
在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彼尔姆、乌拉尔和下诺夫哥罗德，布尔什维克报纸众多文章中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就是“羞辱”资产阶级妇女。她们被迫去打扫契卡或赤卫军的厕所或军营。但这仅仅是被刻意淡化的一面、政治上见得了光的一面，远比这更残酷的现实却是强奸。根据无数的陈述，强奸占了巨大的比例，尤其是在1920年第二次征服乌克兰和哥萨克地区期间。
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很多城市，都记录了“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之合乎逻辑的高潮，即处决囚犯、嫌疑人和人质。他们仅仅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监禁。在哈尔科夫，1919年2月至6月，死刑处决有2,000至3,000例；当年12月该市被再次占领时，又有1,000至2,000例。在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1920年1月约有1,000例。在敖德萨，1919年5月至8月有2,200例；1920年2月至1921年2月有1,500至3,000例。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至少有3,000例。在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至少有3,000例。在库班小镇阿尔马维尔（Armavir），1920年8月至10月有2,000至3,000例。此清单可不断延长。
事实上，还有很多例处决发生在其它地方，但并未在其后很快受到严格的审视。因此，发生在乌克兰或俄国南部的处决，远比高加索、中亚和乌拉尔地区的更为人所知。处决速度往往随着敌人的临近而加快，或者当布尔什维克放弃其阵地和“清空”监狱时而加快。在哈尔科夫，1919年6月8日和9日白军抵达之前的数天里，就有数百名人质被处决。在基辅，8月22日至28日，白军8月30日夺回该市之前，就有超过1,800人被处决。同样的情景也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上演。在那里，面对哥萨克军队的推进，当地契卡头目阿塔尔别科夫，于8月17日至19日在一个小的省级城市杀害了1,600名资本家。而在那场战争之前，该市只有3万居民。
来自白军调查委员会的文件，包含关于屠杀的大量陈述、证词、尸检报告和照片，以及关于死难者身分的信息。这些委员会有时会在处决过后数天或数小时抵达当地。虽然在最后一刻被处决的人，一般是后脑勺被射进一颗子弹，鲜少有受酷刑的迹象，但从万人坑里挖掘出的遗体并不总是如此。从尸检报告、间接证据和目击者报告中，可明显看出使用过最恐怖的酷刑类型。在谢尔盖．梅利古诺夫的《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以及1922年在柏林发表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契卡》中，都可以找到关于酷刑的详细描述。
克里米亚就是这类大屠杀极密集的地区。当时，弗兰格尔白军部队最后一批分队，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推进前逃离的平民正在撤出。19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超过5万人被枪决或绞死。大量处决是在弗兰格尔部队离开后立即进行的。11月26日，塞瓦斯托波尔有数百名码头工人被枪决，因为他们协助过白军撤离。11月28日和30日，塞瓦斯托波尔革命委员会的《消息报》刊登了两份死难者名单。第一份名单包含1,634个名字；第二份包含1,202个。12月初，首波处决潮有所减弱之际，当局开始拟定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克里米亚主要城市人口名单。他们相信，那里藏匿着数万或数十万名资本家。12月6日，列宁告诉莫斯科一场大会，有30万资本家藏身于克里米亚。他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分子”都将受到“惩罚”，他们构成了“准备立即去保卫资本主义的间谍和秘密特工之储备库”。
隔断彼列科普地峡（perekop isthmus）的军事封锁线得到加强。该地峡是唯一的陆路逃生路线。一旦设置好陷阱，当局就命令所有居民向当地契卡报到，填写一份调查表，里面包含约50个问题，涉及他们的社会出身、过去的行为、收入和其它事项，尤其是1920年11月的行踪以及他们对波兰、弗兰格尔和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基于这些查问，居民们被分为三组：要被枪决者、要被送往集中营者以及要被赦免者。次年流亡者报纸上发表的极少数幸存者的陈述，将受镇压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称为“被绞死者之城”。“从纳科什默斯基（Nakhimovsky）所能看到的，全是街上被捕军官、士兵和平民被吊挂的尸体。这座城市死了。唯一活下来的人正躲在阁楼或地下室里。所有的墙壁、店面和电线杆上都覆盖着大喊‘让叛徒们去死吧’的海报。他们正为了取乐而绞死人。”
白军与红军冲突中的最后一起事件，并不是恐怖的终结。这场内战的军事战线已不复存在，但铲除敌人的战争又延续了两年。#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对囚犯和人质的屠杀，属于规模最难衡量的暴行。他们被扣留，仅仅是基于他们“属于一个敌对阶级”或“在社会上不受欢迎”。这些屠杀是1918年下半年“红色恐怖”逻辑的一部分，但是规模更大。布尔什维克拿一种说辞来不断地为这些基于阶级的屠杀辩护。此说法声称，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形成，为了协助这一艰难的诞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做的。正如基辅契卡的报纸《红剑》第一期的社论所辩称的：
“我们拒绝资产阶级为压迫和剥削‘下层阶级’而建立的道德与‘人性’之旧体系。我们的道德没有先例，我们的人性是绝对的，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新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摧毁一切形式的压迫和暴力。对我们来说，什么都可以做，因为我们是第一个举起剑，不是为了压迫各种族并使他们沦为奴隶，而是为了将人类从其枷锁中解放出来……血？让血像水一样流淌吧！让血液永远染红资产阶级悬挂的黑色海盗旗，让我们的旗帜永远是被血染红的！因为只有通过旧世界的死亡，我们才能将自己从那些豺狼的回归中解放出来！”
这种杀气腾腾的号召，有很多人乐于作出回应。契卡各级别充满了急于复仇的社会分子。他们，像通常那样，像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自己所承认甚至建议的那样，是从“犯罪分子和社会堕落分子”的行列中招募的。在3月22日给列宁的一封信中，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塞拉菲娜．戈普纳（Serafina Gopner）描述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Ekaterinoslavl）契卡的活动：“这个组织烂透了：犯罪、暴力和完全专断的弊病盛行。该组织充斥着普通罪犯和社会渣滓。这些人武装到牙齿，直接处决他们不喜欢的人。他们偷窃、洗劫、强奸任何人、将其投入监狱、伪造文件、敲诈勒索，并会拿任何人去换取巨额资金。”
中央委员会的卷宗，如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卷宗一样，包含来自党的领导人或这个秘密警察机构的检查员的无数报告，其中详述了“因鲜血和暴力而疯狂”的地方契卡之“堕落行为”。没有任何司法或道德规范，往往导致地方契卡的完全自决。由于其行为无须再对任何较高当局负责，它们变成了嗜血和暴虐的集团，不受控制且无法控制。从数十份几乎完全相同的契卡报告中摘录的三段内容，说明了这种滑向几乎完全无政府状态的情形。
首先是1919年3月22日坦波夫省夕玆兰（Syzran）契卡教官斯米尔诺夫（Smirnov）写给捷尔任斯基的报告：“我调查了围绕诺沃—马特扬斯卡亚（Novo-Matryonskaya）区富农暴动的一系列事件。审讯是以完全混乱的方式进行的。有75人遭受酷刑，但要看懂任何书面报告是不可能的……2月16日，有5人被枪决，次日有13人被枪决。这些死刑判决和执行的报告上，注有日期2月28日。当我要求当地契卡领导人解释时，他回答说：“我们当时没时间写报告。无论如何，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们在努力将资产阶级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
其次是1919年9月26日雅罗斯拉夫尔布尔什维克党地区组织书记所写的一份报告：“契卡在肆意洗劫和抓捕每一个人。因知道他们不可能受到惩罚而无需担忧，他们就把契卡总部变成了一座大妓院，把所有资产阶级女人都弄到那里。酗酒盛行。吸食可卡因，在主管当中相当普遍。”
最后是特别部门领导层检查员N‧罗森塔尔（N.Rosental）的一份报告，日期标注为1919年10月16日：“第11军特别部门负责人阿塔尔别科夫现在拒绝认可总部的权威。7月30，莫斯科派来检查特别部门工作的﹝安德烈﹞‧扎科夫斯基（[Andrei] Zakovsky）同志来见﹝格奥尔基﹞‧阿塔尔别科夫（[Georgy] Atarbekov）时，后者公然说：‘告诉捷尔任斯基，我拒绝受他的控制。’这些人不遵守任何行政规范。即使其行为不是明显犯罪的话，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也是高度可疑的。行动部几乎没有保存任何记录。对于死刑判决及其执行，我找不到任何单个判决，只有被处决者的名单，而且大多都不完整，上面提到‘按照阿塔尔别科夫同志的命令枪决’。至于3月那些事件，是不可能弄清都有谁被枪决或为何被枪决的……淫乱狂欢与酗酒每天都在上演。契卡几乎所有人员都大量吸食可卡因。他们说，这有助于他们每天应对如此血淋淋的场面。契卡沉湎于血腥和暴力中履行其职责，但它由无法控制的分子组成，需要受到严密的监督。”
布尔什维克党和契卡的内部报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于1919年和1920年收集的无数陈述，尤其是邓尼金将军组建的布尔什维克罪行特别调查委员会所收集的陈述。自1945年从布拉格转移到莫斯科后，该委员会的档案就长期难以见到，不过，现在已可公开查阅。1926年，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历史学家谢尔盖．梅利古诺夫在其《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尝试记述了对囚犯、人质和平民的主要屠杀事件。他们遭布尔什维克集体屠杀，通常是基于阶级。这部开创性着作中提及的主要事件之清单，虽然并不完整，但已由来自上述两个不同阵营的各种文献史料所充分证实。由于组织混乱问题在各契卡中占主导地位，这些大屠杀死难者的确切人数上，仍存在信息缺口，但对于所发生的屠杀事件的数量，我们则相当确信。利用这些不同的来源，至少可以尝试按规模大小将这些事件排列出来。
对“嫌疑人”、“人质”以及其他“人民的敌人”进行的大屠杀，始于1918年9月的第一波红色恐怖。这些人是作为预防措施或出于简单的管理原因，而被关进监狱或集中营的。一旦确定“嫌疑人”、“人质”、“人民的敌人”诸类别，且集中营准备妥当，镇压机器就能够迅速开始行动。在这场战争中，领土频频易手，每个月双方军事上都互有胜负。而战争的导火索，通常不过是夺取一个此前被敌人所占领的村庄。
在被占领或夺回的城市强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经历同样的阶段：解散以前选举产生的议会，禁止一切贸易（这一定意味着粮食立即涨价，以及随后的短缺）、将所有企业国有化，以及向资产阶级课征巨额税赋，如1919年2月在哈尔科夫征收了6亿卢布，1919年4月在敖德萨征收了5亿卢布。为确保这笔税款得到支付，当局将数以百计的资本家劫为人质，并关在集中营里。事实上，这笔税款意味着某种制度化的掠夺、没收和胁迫，这是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来消灭的第一步。
“按照工人苏维埃的决议，已宣布5月13日为没收资产阶级财产日”，敖德萨工人代表会议的《消息报》于1919年5月13日宣称。“那些拥有财产的阶级将被要求填写一份调查表，详细列出粮食、鞋子、衣服、珠宝、自行车、床上用品、床单、银器、陶器和其它对于劳动人口不可或缺的物品……协助没收委员会执行这项神圣的任务，是所有人的责任。凡未协助没收委员会的人，都将立即被逮捕。凡抵制者，都将被处决，不容迟疑。”
正如乌克兰契卡头目拉齐斯在一份对地方契卡的通知中所承认的，这些没收行动的成果直接进入了契卡的腰包，或留在无数没收和征用分遣队或赤卫军的头目们手中。
没收的第二阶段是将资本家的公寓充公。在这场“阶级战争”中，对敌人的羞辱是极为重要的。“我们必须以他们应得的方式对待他们：资产阶级只尊重惩罚和杀戮的权威”，上述提到的敖德萨报纸于1919年4月26日的报导称。“如果我们处决这些吸血白痴中的数十人，如果我们把他们降为扫大街的地位，迫使他们的女人打扫红军军营（那对他们将是一种荣幸），他们就会明白，我们的权力已扎下根，而且任何人，无论是英国人还是霍屯督人（Hottentots）都不会来帮助他们。”
在敖德萨、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以及彼尔姆、乌拉尔和下诺夫哥罗德，布尔什维克报纸众多文章中一个反覆出现的主题就是“羞辱”资产阶级妇女。她们被迫去打扫契卡或赤卫军的厕所或军营。但这仅仅是被刻意淡化的一面、政治上见得了光的一面，远比这更残酷的现实却是强奸。根据无数的陈述，强奸占了巨大的比例，尤其是在1920年第二次征服乌克兰和哥萨克地区期间。
布尔什维克占领的很多城市，都记录了“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消灭”之合乎逻辑的高潮，即处决囚犯、嫌疑人和人质。他们仅仅因为属于“有产阶级”而被监禁。在哈尔科夫，1919年2月至6月，死刑处决有2,000至3,000例；当年12月该市被再次占领时，又有1,000至2,000例。在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1920年1月约有1,000例。在敖德萨，1919年5月至8月有2,200例；1920年2月至1921年2月有1,500至3,000例。在基辅，1919年2月至8月至少有3,000例。在叶卡捷琳诺达尔，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至少有3,000例。在库班小镇阿尔马维尔（Armavir），1920年8月至10月有2,000至3,000例。此清单可不断延长。
事实上，还有很多例处决发生在其它地方，但并未在其后很快受到严格的审视。因此，发生在乌克兰或俄国南部的处决，远比高加索、中亚和乌拉尔地区的更为人所知。处决速度往往随着敌人的临近而加快，或者当布尔什维克放弃其阵地和“清空”监狱时而加快。在哈尔科夫，1919年6月8日和9日白军抵达之前的数天里，就有数百名人质被处决。在基辅，8月22日至28日，白军8月30日夺回该市之前，就有超过1,800人被处决。同样的情景也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上演。在那里，面对哥萨克军队的推进，当地契卡头目阿塔尔别科夫，于8月17日至19日在一个小的省级城市杀害了1,600名资本家。而在那场战争之前，该市只有3万居民。
来自白军调查委员会的文件，包含关于屠杀的大量陈述、证词、尸检报告和照片，以及关于死难者身分的信息。这些委员会有时会在处决过后数天或数小时抵达当地。虽然在最后一刻被处决的人，一般是后脑勺被射进一颗子弹，鲜少有受酷刑的迹象，但从万人坑里挖掘出的遗体并不总是如此。从尸检报告、间接证据和目击者报告中，可明显看出使用过最恐怖的酷刑类型。在谢尔盖．梅利古诺夫的《俄国红色恐怖》一书中，以及1922年在柏林发表的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报告《契卡》中，都可以找到关于酷刑的详细描述。
克里米亚就是这类大屠杀极密集的地区。当时，弗兰格尔白军部队最后一批分队，以及在布尔什维克推进前逃离的平民正在撤出。1920年11月中旬至12月底，超过5万人被枪决或绞死。大量处决是在弗兰格尔部队离开后立即进行的。11月26日，塞瓦斯托波尔有数百名码头工人被枪决，因为他们协助过白军撤离。11月28日和30日，塞瓦斯托波尔革命委员会的《消息报》刊登了两份死难者名单。第一份名单包含1,634个名字；第二份包含1,202个。12月初，首波处决潮有所减弱之际，当局开始拟定一份尽可能完整的克里米亚主要城市人口名单。他们相信，那里藏匿着数万或数十万名资本家。12月6日，列宁告诉莫斯科一场大会，有30万资本家藏身于克里米亚。他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分子”都将受到“惩罚”，他们构成了“准备立即去保卫资本主义的间谍和秘密特工之储备库”。
隔断彼列科普地峡（perekop isthmus）的军事封锁线得到加强。该地峡是唯一的陆路逃生路线。一旦设置好陷阱，当局就命令所有居民向当地契卡报到，填写一份调查表，里面包含约50个问题，涉及他们的社会出身、过去的行为、收入和其它事项，尤其是1920年11月的行踪以及他们对波兰、弗兰格尔和布尔什维克的看法。基于这些查问，居民们被分为三组：要被枪决者、要被送往集中营者以及要被赦免者。次年流亡者报纸上发表的极少数幸存者的陈述，将受镇压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塞瓦斯托波尔称为“被绞死者之城”。“从纳科什默斯基（Nakhimovsky）所能看到的，全是街上被捕军官、士兵和平民被吊挂的尸体。这座城市死了。唯一活下来的人正躲在阁楼或地下室里。所有的墙壁、店面和电线杆上都覆盖着大喊‘让叛徒们去死吧’的海报。他们正为了取乐而绞死人。”
白军与红军冲突中的最后一起事件，并不是恐怖的终结。这场内战的军事战线已不复存在，但铲除敌人的战争又延续了两年。#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