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在该国的另一端，在旧首都彼得格勒与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势几乎一样具有爆炸性。经济近乎停滞，运输系统逐渐陷于停顿。大部分工厂被关闭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运作。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有完全停止的危险。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围村庄里搜寻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厂内闲坐着并交谈。由于要用物品换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厂已被搬空。
“不满情绪很普遍”，1月16日契卡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称，“工人们预测这个政权即将灭亡。没人再工作了，因为他们都太饿了。规模巨大的罢工一定会随时开始。莫斯科的驻军越来越靠不住了，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控制。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1月21日，一项政府法令下令给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喀琅施塔得的面包配给量减少30%。时值最后残馀的白军被击败，政府不能再声称应怪罪“反革命分子”了，因此这一措施足以点燃反叛的火药桶。1921年1月底至3月中旬，罢工、抗议集会、反饥饿游行、示威和工厂静坐每天都在发生，并于2月底和3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达到高峰。3月22日至24日，莫斯科发生契卡小分队与成群示威者的严重冲突。这些示威者正试图闯入军营与士兵们联合起来。其中很多工人被枪杀，还有数百人被捕。
在彼得格勒，2月22日之后，动荡局面变得更加普遍。当时，数家主要工厂的工人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全权工人大会”（Plenipotentiary Workers’Assembly）。该大会带有浓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性质。大会在其首项法令中要求取消布尔什维克专政、举行苏维埃自由选举、享有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为实现这些目标，该大会号召总罢工。军事指挥部未能阻止大群人开会。这些会议通过了支持罢工者的动议。2月24日，契卡小分队向一场工人示威开火，杀害了12名男子。同一天，有超过1,000名工人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被逮捕。不过，罢工者的队伍仍继续壮大，成千上万的士兵离开其部队，加入工人阵营。在2月的战斗（译者注：指1917年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四年后，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因为激进的工人和倒戈的士兵再度携起手来。2月26日晚9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头目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惶恐不安地给列宁发了一封电报：“工人们已经在军营与士兵汇合了……我们还在等待我们要求从诺夫哥罗德派来的增援部队。如果他们没有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到达，我们就会被击溃。”
两天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直最害怕的事发生了：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基地两艘军舰上的水兵发动兵变。2月28日晚11点，季诺维也夫又给列宁发了一封电报：“喀琅施塔得：两艘主要的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已通过社会革命党和黑色百人团的多份决议，并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限我们24小时内作出回应。工人中的形势十分不稳定。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在罢工。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党人会加大抗议力度。”
季诺维也夫所称的“社会革命党和黑色百人团”的要求，与三年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后绝大多数公民所要求的是一样的：自由和秘密的选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至少为“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所享有”。他们也要求给予所有人相等的配给量、释放所有政治犯、召集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视集中营被囚者的案例、终结征用、废除契卡特别小分队、给农民自由“随意处理其土地、饲养自己的家畜，只要他们是用自己的资源去做的”。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展势头日盛。3月1日，一场盛大的会议让超过15,000人──该海军基地全部文职和军事人员的四分之一聚集在了一起。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亲自前来，试图缓和局势。但人群发出的嘘声，盖过了他的发言。次日，在喀琅施塔得至少2,000名布尔什维克加入的情况下，反抗者们成立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试图与来自彼得格勒的罢工者和士兵联合起来。
1921年3月的第一周，契卡每天关于彼得格勒局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喀琅施塔得兵变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显然期望彼得格勒随时爆发一场广泛的起义。他们已经联系了反叛的军人和一些工厂。今天，在阿森纳（Arsenal）工厂的一次会议上，工人们投票支持一项加入这场起义的决议。已选出一个三人代表团与喀琅施塔得保持联系，其中包括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名孟什维克和一名社会革命党人。”
3月7日，彼得格勒的契卡接到命令要求“对工人采取果断行动”。在48小时内，超过2,000名工人、所有已知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或活动人士，都遭到逮捕。与反叛的军人不同，这些工人没有武装，几乎无力抵抗契卡小分队。由此瓦解对这场起义的支持后，布尔什维克精心筹划了对喀琅施塔得本身的袭击。肃清反叛的任务委托给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将军。在向人群开火过程中，这位1920年波兰战役的胜利者使用了来自军校的新兵，以及来自契卡的特别小分队。这些新兵毫无革命传统。这场行动始于3月8日。十天后，在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后，喀琅施塔得沦陷了。其后几天里，数百名被俘虏的反抗者被枪决。该事件的档案于近来首次公布，显示1921年4月至6月，有2,1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送往监狱或集中营。就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前，近8,000人设法穿越冰层逃到了芬兰。他们在那里被拘禁在特里奥基（Terioki）、维堡（Vyborg）和伊诺（Ino）的临时宿营地（transit camp）。由于被特赦的承诺所欺骗，其中一些人于1922年回到俄罗斯。他们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到索洛维茨基群岛的集中营，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附近的霍尔莫戈雷（Kholmogory）──最恶劣的集中营之一。据一个无政府主义消息来源说，被送到霍尔莫戈雷的5,000名喀琅施塔得囚犯中，1922年春季仍活着的人还不到1,500人。
令人悲哀的是，位于德维纳（Dvina）大河河畔的霍尔莫戈雷集中营，是因杀害大批囚犯的迅速手法而出名的。他们经常被装上驳船，脖子周围绑上石头，胳膊和腿都捆绑着，被从船上抛入河中。1920年6月，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米哈伊尔‧科德罗夫（Mikhail Kedrov）开始了这种大规模淹死人的行动。数份目击者报告一致认为，1922年，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大量反叛者，连同来自坦波夫省的哥萨克人和农民（他们也被放逐到霍尔莫戈雷），都以这种方式被溺死在德维纳河中。同年，一个特别的疏散委员会，将大约2,514 位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平民放逐到西伯利亚，仅仅是由于他们曾待在这座城镇里经历了那些事件。
喀琅施塔得的反抗一被粉碎，该政权就集中精力追捕社会主义活动人士、打击罢工者和“工人们的自满”、平息尽管官方停止征用但仍在继续的农民起义，并采取措施压制教会。
1921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命令所有的省级契卡：“（1）立即逮捕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特别是农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官员；（2）逮捕所有的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工厂里工作、很可能号召罢工或示威的社会革命党人。”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并非标志着镇压政策开始放松，相反，随之而来的是对温和派社会主义活动人士的再度镇压。驱动镇压的原因，不是当局认为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他们长久以来争取的目标，可能被用于证明他们自己政治方案的正确性。这成为他们被镇压的原因。列宁1921年写道：“无论是否隐瞒其政治忠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唯一的去处就是监狱。”
几个月后，因断定社会主义者还在制造太多事端，他写道：“如果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仍不收敛，他们就都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枪决。”1921年3月至6月，超过2,000名温和派社会主义活动人士和支持者再次被捕。到此时，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下狱。当1921年1月受到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威胁时，他们开始绝食。12名领导人，包括费多尔．丹（Fedor Da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y），都被驱逐到国外，并在1922年2月抵达柏林。
1921年春，该政权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振兴工业生产。它已经下降到1913年的10%。布尔什维克维持甚至加强了前几年开始的军事化，而非缓解对工人们的压力。采用新经济政策之后，1921年在顿巴斯广大工业和采矿地区实行的政策，似乎特别暴露了布尔什维克为了让工人复工所使用的那种专制方法。该地区生产该国80%以上的煤炭和钢铁。1920年年底，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Georgy Pyatakov）被任命为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局负责人。一年内，他就通过不断剥削和恐吓的政策，让煤炭生产增加了5倍。皮亚塔科夫对他的12万工人强加了折磨人的纪律：任何旷工都等同于破坏行为，都要受到被放逐到集中营甚至死刑的惩罚。1921年，有18名矿工因“持续寄生”而被处决。工作时间增加，尤其是在周日。皮亚塔科夫通过威胁没收配给卡，有效地胁迫工人们提高生产率。当时，工人们仅收到其生存所需面包配给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往往在一天结束时，他们不得不将其靴子借给下一班接班的同事。这位负责人承认，劳动力旷工，部分是由于流行病、“永久饥饿”和“完全没有衣服、裤子和鞋子”。在饥荒的威胁达到顶峰时，为了减少要养活的人口数，皮亚塔科夫于1921年6月24日下令从采矿的村庄驱逐未在矿区工作的每个人。矿工的家人被没收了配给卡。配给也是严格按照个体矿工的产量而计算的，因此引入了一种初步的、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形式。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待遇平等的思想。许多被布尔什维克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工人，仍对这一思想念念不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针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措施。劳动群众无非是劳动力（rabsila），必须以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这样做涉及推翻立法和工会的诉求。这些工会完全不起作用，并被勒令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管理部门的指示。劳动力的军事化，似乎是强迫饥饿、顽固、不生产的工人配合的最有效手段。这种对理论上自由的劳动力的剥削，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创建的广大流放地的强制劳动，似乎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似性。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期的许多其它事件（无一能通过内战背景得到解释）一样，1921年顿巴斯的这些事件成为日后处于斯大林主义核心地位的一系列做法之前身。#（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在该国的另一端，在旧首都彼得格勒与新首都莫斯科，1921年初的局势几乎一样具有爆炸性。经济近乎停滞，运输系统逐渐陷于停顿。大部分工厂被关闭或因缺乏燃料以半速运作。对城市的食品供应有完全停止的危险。所有的工人都在街上、在周围村庄里搜寻食物，或在冰冷、半空的工厂内闲坐着并交谈。由于要用物品换取食物，其中很多工厂已被搬空。
“不满情绪很普遍”，1月16日契卡情报部门的一份报告称，“工人们预测这个政权即将灭亡。没人再工作了，因为他们都太饿了。规模巨大的罢工一定会随时开始。莫斯科的驻军越来越靠不住了，随时都可能变得无法控制。需要采取预防措施。”
1月21日，一项政府法令下令给莫斯科、彼得格勒、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和喀琅施塔得的面包配给量减少30%。时值最后残馀的白军被击败，政府不能再声称应怪罪“反革命分子”了，因此这一措施足以点燃反叛的火药桶。1921年1月底至3月中旬，罢工、抗议集会、反饥饿游行、示威和工厂静坐每天都在发生，并于2月底和3月初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达到高峰。3月22日至24日，莫斯科发生契卡小分队与成群示威者的严重冲突。这些示威者正试图闯入军营与士兵们联合起来。其中很多工人被枪杀，还有数百人被捕。
在彼得格勒，2月22日之后，动荡局面变得更加普遍。当时，数家主要工厂的工人投票选出了一个新的“全权工人大会”（Plenipotentiary Workers’Assembly）。该大会带有浓烈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性质。大会在其首项法令中要求取消布尔什维克专政、举行苏维埃自由选举、享有言论、集会和新闻自由，以及释放所有政治犯。为实现这些目标，该大会号召总罢工。军事指挥部未能阻止大群人开会。这些会议通过了支持罢工者的动议。2月24日，契卡小分队向一场工人示威开火，杀害了12名男子。同一天，有超过1,000名工人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被逮捕。不过，罢工者的队伍仍继续壮大，成千上万的士兵离开其部队，加入工人阵营。在2月的战斗（译者注：指1917年的2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权四年后，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因为激进的工人和倒戈的士兵再度携起手来。2月26日晚9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头目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惶恐不安地给列宁发了一封电报：“工人们已经在军营与士兵汇合了……我们还在等待我们要求从诺夫哥罗德派来的增援部队。如果他们没有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到达，我们就会被击溃。”
两天后，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一直最害怕的事发生了：彼得格勒附近喀琅施塔得基地两艘军舰上的水兵发动兵变。2月28日晚11点，季诺维也夫又给列宁发了一封电报：“喀琅施塔得：两艘主要的战舰──‘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已通过社会革命党和黑色百人团的多份决议，并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限我们24小时内作出回应。工人中的形势十分不稳定。所有的主要工厂都在罢工。我们认为，社会革命党人会加大抗议力度。”
季诺维也夫所称的“社会革命党和黑色百人团”的要求，与三年的布尔什维克专政后绝大多数公民所要求的是一样的：自由和秘密的选举、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至少为“工人、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所享有”。他们也要求给予所有人相等的配给量、释放所有政治犯、召集一个特别委员会重新审视集中营被囚者的案例、终结征用、废除契卡特别小分队、给农民自由“随意处理其土地、饲养自己的家畜，只要他们是用自己的资源去做的”。
在喀琅施塔得，事件发展势头日盛。3月1日，一场盛大的会议让超过15,000人──该海军基地全部文职和军事人员的四分之一聚集在了一起。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加里宁（Mikhail Kalinin）亲自前来，试图缓和局势。但人群发出的嘘声，盖过了他的发言。次日，在喀琅施塔得至少2,000名布尔什维克加入的情况下，反抗者们成立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试图与来自彼得格勒的罢工者和士兵联合起来。
1921年3月的第一周，契卡每天关于彼得格勒局势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喀琅施塔得兵变赢得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喀琅施塔得革命委员会显然期望彼得格勒随时爆发一场广泛的起义。他们已经联系了反叛的军人和一些工厂。今天，在阿森纳（Arsenal）工厂的一次会议上，工人们投票支持一项加入这场起义的决议。已选出一个三人代表团与喀琅施塔得保持联系，其中包括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名孟什维克和一名社会革命党人。”
3月7日，彼得格勒的契卡接到命令要求“对工人采取果断行动”。在48小时内，超过2,000名工人、所有已知的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支持者或活动人士，都遭到逮捕。与反叛的军人不同，这些工人没有武装，几乎无力抵抗契卡小分队。由此瓦解对这场起义的支持后，布尔什维克精心筹划了对喀琅施塔得本身的袭击。肃清反叛的任务委托给了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将军。在向人群开火过程中，这位1920年波兰战役的胜利者使用了来自军校的新兵，以及来自契卡的特别小分队。这些新兵毫无革命传统。这场行动始于3月8日。十天后，在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后，喀琅施塔得沦陷了。其后几天里，数百名被俘虏的反抗者被枪决。该事件的档案于近来首次公布，显示1921年4月至6月，有2,103人被判死刑，6,459人被送往监狱或集中营。就在喀琅施塔得陷落前，近8,000人设法穿越冰层逃到了芬兰。他们在那里被拘禁在特里奥基（Terioki）、维堡（Vyborg）和伊诺（Ino）的临时宿营地（transit camp）。由于被特赦的承诺所欺骗，其中一些人于1922年回到俄罗斯。他们立即遭到逮捕，并被送到索洛维茨基群岛的集中营，以及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附近的霍尔莫戈雷（Kholmogory）──最恶劣的集中营之一。据一个无政府主义消息来源说，被送到霍尔莫戈雷的5,000名喀琅施塔得囚犯中，1922年春季仍活着的人还不到1,500人。
令人悲哀的是，位于德维纳（Dvina）大河河畔的霍尔莫戈雷集中营，是因杀害大批囚犯的迅速手法而出名的。他们经常被装上驳船，脖子周围绑上石头，胳膊和腿都捆绑着，被从船上抛入河中。1920年6月，契卡主要领导人之一米哈伊尔‧科德罗夫（Mikhail Kedrov）开始了这种大规模淹死人的行动。数份目击者报告一致认为，1922年，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大量反叛者，连同来自坦波夫省的哥萨克人和农民（他们也被放逐到霍尔莫戈雷），都以这种方式被溺死在德维纳河中。同年，一个特别的疏散委员会，将大约2,514 位来自喀琅施塔得的平民放逐到西伯利亚，仅仅是由于他们曾待在这座城镇里经历了那些事件。
喀琅施塔得的反抗一被粉碎，该政权就集中精力追捕社会主义活动人士、打击罢工者和“工人们的自满”、平息尽管官方停止征用但仍在继续的农民起义，并采取措施压制教会。
1921年2月28日，捷尔任斯基命令所有的省级契卡：“（1）立即逮捕所有无政府主义者、孟什维克以及社会革命党知识分子，特别是农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作的官员；（2）逮捕所有的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在工厂里工作、很可能号召罢工或示威的社会革命党人。”
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并非标志着镇压政策开始放松，相反，随之而来的是对温和派社会主义活动人士的再度镇压。驱动镇压的原因，不是当局认为他们反对新经济政策。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本身就是他们长久以来争取的目标，可能被用于证明他们自己政治方案的正确性。这成为他们被镇压的原因。列宁1921年写道：“无论是否隐瞒其政治忠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唯一的去处就是监狱。”
几个月后，因断定社会主义者还在制造太多事端，他写道：“如果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人仍不收敛，他们就都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枪决。”1921年3月至6月，超过2,000名温和派社会主义活动人士和支持者再次被捕。到此时，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已下狱。当1921年1月受到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威胁时，他们开始绝食。12名领导人，包括费多尔．丹（Fedor Dan）和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Boris Nikolaevsky），都被驱逐到国外，并在1922年2月抵达柏林。
1921年春，该政权的主要优先事项之一是振兴工业生产。它已经下降到1913年的10%。布尔什维克维持甚至加强了前几年开始的军事化，而非缓解对工人们的压力。采用新经济政策之后，1921年在顿巴斯广大工业和采矿地区实行的政策，似乎特别暴露了布尔什维克为了让工人复工所使用的那种专制方法。该地区生产该国80%以上的煤炭和钢铁。1920年年底，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格奥尔基．皮亚塔科夫（Georgy Pyatakov）被任命为煤炭工业中央管理局负责人。一年内，他就通过不断剥削和恐吓的政策，让煤炭生产增加了5倍。皮亚塔科夫对他的12万工人强加了折磨人的纪律：任何旷工都等同于破坏行为，都要受到被放逐到集中营甚至死刑的惩罚。1921年，有18名矿工因“持续寄生”而被处决。工作时间增加，尤其是在周日。皮亚塔科夫通过威胁没收配给卡，有效地胁迫工人们提高生产率。当时，工人们仅收到其生存所需面包配给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往往在一天结束时，他们不得不将其靴子借给下一班接班的同事。这位负责人承认，劳动力旷工，部分是由于流行病、“永久饥饿”和“完全没有衣服、裤子和鞋子”。在饥荒的威胁达到顶峰时，为了减少要养活的人口数，皮亚塔科夫于1921年6月24日下令从采矿的村庄驱逐未在矿区工作的每个人。矿工的家人被没收了配给卡。配给也是严格按照个体矿工的产量而计算的，因此引入了一种初步的、与生产率相关的工资形式。
这种做法直接违背了待遇平等的思想。许多被布尔什维克的花言巧语所欺骗的工人，仍对这一思想念念不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措施预示着20世纪30年代针对工人阶级所采取的措施。劳动群众无非是劳动力（rabsila），必须以可能最有效的方式加以利用。这样做涉及推翻立法和工会的诉求。这些工会完全不起作用，并被勒令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管理部门的指示。劳动力的军事化，似乎是强迫饥饿、顽固、不生产的工人配合的最有效手段。这种对理论上自由的劳动力的剥削，与20世纪30年代早期创建的广大流放地的强制劳动，似乎有着不可避免的相似性。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形成期的许多其它事件（无一能通过内战背景得到解释）一样，1921年顿巴斯的这些事件成为日后处于斯大林主义核心地位的一系列做法之前身。#（待续）
──转自《大纪元》 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