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这个名字，在毛时代可谓大名鼎鼎，广为人知。他在国民党狱中写下的《清贫》、《可爱的中国》，被选入大陆中小学课本，曾经迷住了无数懵懂少年。
那么方志敏是谁？许多现在的年轻人想必会问。
据大陆公开资料介绍，方志敏是江西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闽浙赣省委书记。1935年1月24日，方志敏被俘入狱， 8月6日在南昌被国民党政府处决，时年36岁。2009年9月，方志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所谓“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对于那些曾经把方志敏当做英雄来膜拜且深受其精神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方志敏给他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莫过于他的“清贫”。
1934年11月初，以中共红七军团组成的所谓“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皖赣边区，与红10军组成红10军团，方志敏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中共之命率红10军团北上，结果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转战两月馀，被7倍于己的国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
据《清贫》一文记述，被俘那天，国军士兵搜遍了方志敏的全身，结果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一个铜板都没发现。他们不相信，一个堂堂共产党的大官，竟如此穷酸。
方志敏在文中自陈：“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馀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显而易见，方志敏对自己的这份“清贫”颇为自傲，称之为“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一度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可以说也正是由这一点奠定的。
不过时过境迁，如今当我从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中觉醒过来，重新回过头来审视方志敏时，却对他的清贫有了一种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认识。
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清贫是人类的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美德。
同样，我也不怀疑方志敏的清贫，我相信他在《清贫》中记述的事实是真实的。
方志敏称清贫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夸大，但在当年中共尚处于“地下”，经费稀缺紧张，亟需而且也只能以“革命的禁欲主义”来激励斗志的年代，像方志敏这样过着“清贫的生活”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也不乏其人。
但问题的关键是，清贫就一定意味着方志敏的信仰是美好的，他所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吗？非也！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方志敏的信仰是否美好，他献身的事业是否正义，并不取决于也不可能取决于他是否清贫，正如不取决于也不可能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身的信仰与事业一样，只能取决于其信仰和事业的客观性质与效果。换句话说，有资格充当评判者的唯有历史。
我不排除方志敏和他的许多“同志”当初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所谓“革命”的初衷是为了救国救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在方志敏留下的遗稿中，也不难找到他对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建立的“新中国”的憧憬与描绘。但方志敏身后大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并不是它们曾经信誓旦旦许诺的美好生活，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和浩劫，其惨烈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即便是在方志敏生前，“共产主义革命”的邪恶面目其实也已显露无疑。它不仅公然用暴力手段颠覆当时的合法政府，而且毁灭传统文化，蓄意激化社会矛盾，挑动中国人自己斗自己。仅在1927年到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而作为共产党一方诸侯和一员高官的方志敏本人，则完全称得上是一名杀人越货的刽子手。
据《轰动全球大事件 方志敏绑票砍头外国传教士夫妇》一文披露，1930年7月，面对财政上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景德镇富甲一方、也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不仅家产被哄抢一空，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
这些充其量还仅仅只是方志敏所犯罪行的一部分而已。
可见，不管方志敏怎么清贫，都无法掩盖和抹杀他手上的鲜血，也无法掩盖和抹杀共产主义的邪恶。
如果我们对共产党这个群体进行一番梳理便不难发现，在中共历史的早期，既有像向忠发那样怀着个人动机投身其中，随时可能因为遭遇危险半途逃脱甚至变节的投机份子，也有不少类似方志敏这样的舍生忘死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者”。
与投机者不同，“原教旨主义革命者”因为对共产主义怀有一种疯狂的激情，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革命事业”，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上，他们奉行的则是典型的“革命禁欲主义”，对个人价值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摒弃任何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他们的个人生活确实可以说是“清贫”的。方志敏便是个例子。换句话说，清贫的私德与残忍的公德在方志敏身上是并存的。
正因为如此，方志敏的清贫与普通人的清贫不可同日而语。普通人的清贫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善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而方志敏的清贫则是与他在公共生活中的恶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的一句名言。确实，正是这种清贫，使得方志敏这样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者”把自己的全付身心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中，其“革命”的热情、意志、能量与业绩（也就是祸害社会的热情、意志、能量与业绩），当然都远远超过了那些不忘享乐，对“革命”三心二意的投机分子。打个比方，如果说 “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祸害中国的大火，那么方志敏的清贫便是浇到这场火上的油，火上浇油之后，火自然烧的更旺了，破坏力也更大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方志敏的清贫不仅是共产邪恶革命的助燃剂，也是镶在其上的一道花边，给这场邪恶的所谓革命蒙上了一层颇为迷人的欺骗色彩。试想，共产党为什么一直热衷于拿方志敏的清贫大做文章？其目地之一不正是为了以此欺骗国人吗？而实际上，因为对方志敏们的清贫心生敬意进而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好感直至受骗上当者迄今不是仍大有人在吗？
天真善良的人啊，请擦亮你们的眼睛，千万不要再被方志敏的“清贫”迷惑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那么方志敏是谁？许多现在的年轻人想必会问。
据大陆公开资料介绍，方志敏是江西弋阳漆工镇湖塘村人，1922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3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赣东北省、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红10军、红11军政治委员，闽浙赣省委书记。1935年1月24日，方志敏被俘入狱， 8月6日在南昌被国民党政府处决，时年36岁。2009年9月，方志敏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所谓“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对于那些曾经把方志敏当做英雄来膜拜且深受其精神影响的中国人来说，方志敏给他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莫过于他的“清贫”。
1934年11月初，以中共红七军团组成的所谓“北上抗日先遣队”到达闽浙皖赣边区，与红10军组成红10军团，方志敏任红10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奉中共之命率红10军团北上，结果在皖南遭国民党军重兵围追堵截，转战两月馀，被7倍于己的国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
据《清贫》一文记述，被俘那天，国军士兵搜遍了方志敏的全身，结果除了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一个铜板都没发现。他们不相信，一个堂堂共产党的大官，竟如此穷酸。
方志敏在文中自陈：“我从事革命斗争，已经十馀年了。在这长期的奋斗中，我一向是过着朴素的生活，从没有奢侈过。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金钱，是一点一滴的用之于革命事业。”
显而易见，方志敏对自己的这份“清贫”颇为自傲，称之为“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方志敏一度在人们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可以说也正是由这一点奠定的。
不过时过境迁，如今当我从共产党的洗脑教育中觉醒过来，重新回过头来审视方志敏时，却对他的清贫有了一种与以往迥然不同的认识。
我想，没有人会怀疑清贫是人类的一种美德，而且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美德。
同样，我也不怀疑方志敏的清贫，我相信他在《清贫》中记述的事实是真实的。
方志敏称清贫是“每个共产党员具备的美德”，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夸大，但在当年中共尚处于“地下”，经费稀缺紧张，亟需而且也只能以“革命的禁欲主义”来激励斗志的年代，像方志敏这样过着“清贫的生活”的共产党人，我相信也不乏其人。
但问题的关键是，清贫就一定意味着方志敏的信仰是美好的，他所献身的事业是正义的吗？非也！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必然联系。方志敏的信仰是否美好，他献身的事业是否正义，并不取决于也不可能取决于他是否清贫，正如不取决于也不可能取决于他如何看待自身的信仰与事业一样，只能取决于其信仰和事业的客观性质与效果。换句话说，有资格充当评判者的唯有历史。
我不排除方志敏和他的许多“同志”当初信仰共产主义，投身所谓“革命”的初衷是为了救国救民，是为了劳苦大众的解放，在方志敏留下的遗稿中，也不难找到他对共产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共产党夺得政权后建立的“新中国”的憧憬与描绘。但方志敏身后大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业已证明，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带给中国人民的是什么？并不是它们曾经信誓旦旦许诺的美好生活，而是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和浩劫，其惨烈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即便是在方志敏生前，“共产主义革命”的邪恶面目其实也已显露无疑。它不仅公然用暴力手段颠覆当时的合法政府，而且毁灭传统文化，蓄意激化社会矛盾，挑动中国人自己斗自己。仅在1927年到1936年的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中共盘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他们中许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而作为共产党一方诸侯和一员高官的方志敏本人，则完全称得上是一名杀人越货的刽子手。
据《轰动全球大事件 方志敏绑票砍头外国传教士夫妇》一文披露，1930年7月，面对财政上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中共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所部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景德镇富甲一方、也是当时中国最着名的瓷器美术大师邓碧珊，不仅家产被哄抢一空，人也被方志敏无情的砍了脑袋。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自唐朝开埠以来，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1932年6月，方志敏故技重施，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二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谢世仔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根据《衢州文史资料》中的《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记载，事后谢盛仔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一如既往的被撕了票。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
这些充其量还仅仅只是方志敏所犯罪行的一部分而已。
可见，不管方志敏怎么清贫，都无法掩盖和抹杀他手上的鲜血，也无法掩盖和抹杀共产主义的邪恶。
如果我们对共产党这个群体进行一番梳理便不难发现，在中共历史的早期，既有像向忠发那样怀着个人动机投身其中，随时可能因为遭遇危险半途逃脱甚至变节的投机份子，也有不少类似方志敏这样的舍生忘死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者”。
与投机者不同，“原教旨主义革命者”因为对共产主义怀有一种疯狂的激情，一方面，为了追求所谓的“革命事业”，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另一方面，在个人生活上，他们奉行的则是典型的“革命禁欲主义”，对个人价值持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摒弃任何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他们的个人生活确实可以说是“清贫”的。方志敏便是个例子。换句话说，清贫的私德与残忍的公德在方志敏身上是并存的。
正因为如此，方志敏的清贫与普通人的清贫不可同日而语。普通人的清贫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的善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是有益于社会的；而方志敏的清贫则是与他在公共生活中的恶联系在一起的，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这是方志敏在《清贫》中的一句名言。确实，正是这种清贫，使得方志敏这样的“原教旨主义革命者”把自己的全付身心都毫无保留的投入到了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中，其“革命”的热情、意志、能量与业绩（也就是祸害社会的热情、意志、能量与业绩），当然都远远超过了那些不忘享乐，对“革命”三心二意的投机分子。打个比方，如果说 “共产主义革命”是一场祸害中国的大火，那么方志敏的清贫便是浇到这场火上的油，火上浇油之后，火自然烧的更旺了，破坏力也更大了！
事情还不止于此。方志敏的清贫不仅是共产邪恶革命的助燃剂，也是镶在其上的一道花边，给这场邪恶的所谓革命蒙上了一层颇为迷人的欺骗色彩。试想，共产党为什么一直热衷于拿方志敏的清贫大做文章？其目地之一不正是为了以此欺骗国人吗？而实际上，因为对方志敏们的清贫心生敬意进而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产生好感直至受骗上当者迄今不是仍大有人在吗？
天真善良的人啊，请擦亮你们的眼睛，千万不要再被方志敏的“清贫”迷惑了！
作者提供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