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亨利希‧马克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党文化一直把马克思捧为完美无瑕的道德圣人，但马克思的父亲显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一
传记资料显示，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1）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原来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老马克思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他对离家读书的儿子的关心可谓事无钜细无微不至，相信读过他信的人，都会对此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事无钜细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源自他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爱。毫不夸张地说，在老马克思的笔下，不仅从不掩饰对儿子的爱，而且可以说是从不吝啬表白这种爱，诸如“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我不想也不能掩饰我对你的偏爱。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这一类的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几乎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老马克思也对儿子说过不少褒扬之词，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还有一部分多半是出自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
不过，令老马克思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是他最偏爱最欣赏寄予了最美好期望的子女，但自从马克思读大学后，他从儿子那收获的却不是快乐而是烦恼。如果说这种烦恼曾一直被克制着，那么到老马克思去世前夕，却一下爆发了出来。在信里老马克思满腔怨气地对儿子说：“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细读老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写给儿子的每一封信，几乎写满了对马克思的失望和责怪。
作为一个看重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督徒，老马克思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生活美满，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内心高尚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对马克思说：“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是，其实这些感情大多是软弱的人才有的，而且也都是些没有摆脱诸如骄傲、虚荣、自私之类的糟粕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过：“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
在老马克思看来，“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责任和爱要求这样做的话。……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
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令老马克思格外痛苦的是，从爱子马克思的身上，他看到的并不是他衷心希望看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他鄙弃的“利己主义”、“自私”，他对儿子的失望和责怪主要就集中在这方面。如果说他一直疑虑马克思的心灵是否与他的才能相称，那么这种疑虑后来竟被事实完全证明了。事情就像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的那样：“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二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他指责说：“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更怜惜自己的双亲，会为他们做出更大的自我牺牲。”
从老马克思信中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在这方面为自己做过辩解，但由于有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具体说了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老马克思对这种辩解的驳斥：“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但是，稍微受到一点风暴的袭击，便悲痛不已，每受一次创伤，便暴露出自己那颗破碎的心，并以此来撕裂我们所爱的人们的心──你把这叫做诗吗？上帝发发慈悲，让我们摆脱一切天赋中这个最出色的才华吧，如果它的直接效果就是这样的话。不，这样懦弱、娇生惯养、自私和自负才会促使一个人一切只为自己着想，才会把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放在次要的地位！”
从老马克思的信里我们得知，马克思曾在写给家中的信里很出色地描写过“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和忠诚”。谈及这一点，老马克思不无激动地责问儿子说：“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呢？”
老马克思并且对儿子强调说，他这样指责他主要的倒不是出于自己受到的伤害，而是为他未来的幸福着想。“我并不想冒犯你，当然也不愿使你伤心，因为实际上我的心是很软的，生怕委屈了你而后悔。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我为此而受苦，你慈祥的母亲也为此而受苦。这一层我或许还能够忍受下来。没有哪个人的私心比好父母的私心更少。但是，为了你自身的幸福，我不能不说这段话，而且，在我未确信你已经从你本应非常高尚的性格中抹掉这个污点之前，我将继续说下去。”因为“不久，你将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一家之父。但是，不论荣誉、财富或名誉都不能使妻子儿女幸福，只有你，你的良好的‘自我’，你的爱，你的温柔的举动，抑制暴躁性格、发脾气和神经过敏的能力等等，才能使他们幸福”。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呢？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老马克思不得不再次责备他：“我们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你的信”，“我们从未从理智的通信──照一般道理说，这是离别的一种慰籍──中得到快乐。因为通信要求双方互相而协调地、连贯而经常地交换意见。我们从来没收到对我们的信件的直接答覆；你的每封信从来没有一次同你的上封信或者同我们的信相联系。
“假如说，今天我们得悉你有了一位新交，那么，随后他便像死婴似地永远销声匿迹了。
“我们的宠儿究竟在忙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关于这些，偶尔发出一两句豪言壮语，接着，那洪亮的声音又魔术般地沉寂了……坦白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与其收阅，还不如扔出门外。这是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作为父亲，老马克思不仅希望儿子能在信中告诉他在外学习和生活的详情，而且还希望能得到儿子的关心和温情。特别是在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年已老迈，有病在身，收入减少，操心事多，情绪低落，妻子和身边的儿女也大多身体欠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特别渴望远在他乡的长子的关爱，但马克思偶尔的来信中却根本没有这些。这真是伤透了他的心！他气愤地说：“你明知爱德华生病，妈妈微恙，我自己也不大舒服，再加上柏林霍乱流行，可是，在你的来信里对这些只字未提，好像这一切无需请求原谅似的……这几乎就是可敬的儿子能够对他的父母所说的一切了，虽然他明知他们有病在身，明知他那无理的缄默正使他们伤心。”
对父母如此，对姐妹弟弟马克思当然就更不放在心上了。“我还要把你兄弟姐妹们的责怪算进来。从你的来信中很难看出你有兄弟姐妹。至于说到善良的索菲亚，她为你和燕妮操了那么多心，这样对你忠心耿耿，而你呢，当你不需要她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她。”
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比如，1836年3月19日的信说：“谈到你附有帐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帐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50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160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的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
“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钱，也许能办更多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
1837年12月9日的信又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700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500。”“我为你付了160塔勒的支票，我不能，或者说很难把它算到过去这个学年的帐上，因为这一年的费用你已经悉数支取了。今后我不愿意经常碰到这类事。”
1838年2月10日的信说：“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280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
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四
马克思在恋爱中的表现也让父亲大失所望，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儿子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堂堂男子汉。
1836年夏天，马克思对“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男爵女儿燕妮的追求获得了成功，两人在特利尔签订了正式婚约。当时，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两家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因此，照当时的社会风俗看，这桩婚约是极不般配的，燕妮为此做出了牺牲。为此，老马克思恳切地提醒儿子说：“她（注：指燕妮）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这一点你绝对不应当忘记，──在她这样的年龄上，她正为你做出一般姑娘无疑不会做出的牺牲。”“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
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对燕妮负有“神圣的义务”。为此，他告诫儿子说：“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做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
不过，出于对儿子的了解，老马克思对他是否能尽到对燕妮的“神圣的义务”从一开始就是怀疑的。他坦诚地告诉马克思说：“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的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马克思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一“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在他狂热的爱情里，忧心匆匆的老父亲根本就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责任感，以至于他近乎义愤填膺地责问马克思道：“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
五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和恋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10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五天才给马克思覆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颇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琳蘅怀孕了。琳蘅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琳衡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关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里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琳衡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六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2）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但从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对范畴来对人进行分类的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无疑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者，而一心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则显然是利己主义者。但现实中的人往往是复杂的，利己和利他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排斥的，双方也可能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其中一种常见的形式，我们姑且称作是穿着道德外衣，以利他主义面目出现的利己主义，或者说是隐蔽的利己主义。对这种人来说，因为自己的德行、功绩而受到他人和社会的赞美敬仰，远比获得财富、权力和地位更能让自己得到满足。因此，他们不但对财富、权力和地位极为鄙夷，可以弃之如敝屐，而且充满了为他人和社会造福的狂热，只不过主宰这种热情的内在深层动机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心，或是充当救世主的妄想。换句话说，他们具有双重行为动机，表面动机是利他，深层动机则是利己，利他与利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尽管这样的人与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看似不同，身上笼罩着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环，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印象，表现得好像很有牺牲精神、很理想主义，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看重和追求的不是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而且在精神利益没有满足前完全可能牺牲物质利益罢了。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互为表里的特殊关系，马克思的父亲早就有过透彻的分析。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不过是“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因为正是在这种场合，‘自我’显得特别光彩夺目”。马克思的“献身精神”不就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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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马克思父亲致马克思的信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829-887页
（2）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5-476页@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亨利希‧马克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尽管党文化一直把马克思捧为完美无瑕的道德圣人，但马克思的父亲显然不会认同这种说法。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的“内心”是“自私的”。俗话说知子莫如父，老马克思对儿子的这一评价，揭开了马克思身上长期被掩盖的真实一面。
一
传记资料显示，马克思离家上大学后，爱子心切的老马克思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中有16封被保存了下来，全都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中。（1）多亏它们，今天我们才得以知晓，在老马克思眼中，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原来是一个相当自私的人。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老马克思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慈父，他对离家读书的儿子的关心可谓事无钜细无微不至，相信读过他信的人，都会对此留下难忘的印象。这种事无钜细无微不至的关心当然源自他对儿子发自内心的爱。毫不夸张地说，在老马克思的笔下，不仅从不掩饰对儿子的爱，而且可以说是从不吝啬表白这种爱，诸如“你知道，也应当知道，我是多么爱你”，“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妈妈之外，我最爱的便是你了”，“我不想也不能掩饰我对你的偏爱。当我想到你和你的未来时，我的内心就充满喜悦”，“有一点你要永远相信，任何时候都不能怀疑，这就是你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你是我生命中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这一类的话在他给马克思的信中几乎随处可见。
除此之外，老马克思也对儿子说过不少褒扬之词，这其中有一部分是他内心的真实流露，还有一部分多半是出自一个父亲对儿子的勉励和期盼。
不过，令老马克思遗憾的是，尽管马克思是他最偏爱最欣赏寄予了最美好期望的子女，但自从马克思读大学后，他从儿子那收获的却不是快乐而是烦恼。如果说这种烦恼曾一直被克制着，那么到老马克思去世前夕，却一下爆发了出来。在信里老马克思满腔怨气地对儿子说：“必须告诉你，你给你的父母带来了许多烦恼，而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给他们带来欢乐。”细读老马克思在他生命最后阶段写给儿子的每一封信，几乎写满了对马克思的失望和责怪。
作为一个看重道德和责任感的基督徒，老马克思不仅希望自己的儿女功成名就、生活美满，更希望他们能成为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内心高尚的人。他在一封信中对马克思说：“你的前途，你要在某一时候成名的这种值得赞许的愿望，以及你当前所处的顺境，──这一切不仅是我记挂在心上的事情，而且也是我内心深处早就珍藏着的幻想。但是，其实这些感情大多是软弱的人才有的，而且也都是些没有摆脱诸如骄傲、虚荣、自私之类的糟粕的感情。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即便这些幻想成了现实，也不会使我感到幸福。只有当你的心始终是纯洁的，它的每一次跳动都是真正人道的，任何一个恶魔都不能把你心中比较高尚的情操赶跑，──只有那时候，我才会得到我从你那里梦寐以求的幸福。否则，我将看到我一生最美好的目的被毁灭。”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说过：“不管我把你的智力估计得有多高，要是没有一颗善良的心，你的智力对我说来就失去任何意义。”
在老马克思看来，“人类最高的美德是自我牺牲的能力和意志，是把‘自我’撇在一边的能力和意志，如果责任和爱要求这样做的话。……它出自好人的纯洁的心，出自慈爱的父亲、温存的母亲、恩爱的夫妻、感恩的儿子的纯洁的心，这种牺牲赋予生命以无与伦比的魅力，使生命不论遭受多少苦难都变得更加美丽。”
然而，恰恰在这方面，令老马克思格外痛苦的是，从爱子马克思的身上，他看到的并不是他衷心希望看到的自我牺牲的美德，而是他鄙弃的“利己主义”、“自私”，他对儿子的失望和责怪主要就集中在这方面。如果说他一直疑虑马克思的心灵是否与他的才能相称，那么这种疑虑后来竟被事实完全证明了。事情就像他在信中对马克思说的那样：“我对你的许多方面都做了公正的评价，但我无法完全排除这个念头，即你还有利己主义，它可能在你身上超过了自我保存所需要的程度。”
二
在老马克思的眼里，马克思的“自私”主要体现为对家庭缺乏应有的责任。他指责说：“我无法摆脱这种思想，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会更怜惜自己的双亲，会为他们做出更大的自我牺牲。”
从老马克思信中的内容来看，马克思显然在这方面为自己做过辩解，但由于有关信件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具体说了什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只是老马克思对这种辩解的驳斥：“不要用性格为自己辩护，不要怪天性，它肯定像母亲那样对待你。它给了你足够的力量，而且，人是有意志的。但是，稍微受到一点风暴的袭击，便悲痛不已，每受一次创伤，便暴露出自己那颗破碎的心，并以此来撕裂我们所爱的人们的心──你把这叫做诗吗？上帝发发慈悲，让我们摆脱一切天赋中这个最出色的才华吧，如果它的直接效果就是这样的话。不，这样懦弱、娇生惯养、自私和自负才会促使一个人一切只为自己着想，才会把甚至是我们最亲爱的人放在次要的地位！”
从老马克思的信里我们得知，马克思曾在写给家中的信里很出色地描写过“崇高的母亲的生活，曾经满怀深情地说过她的一生整个儿地贡献给了爱和忠诚”。谈及这一点，老马克思不无激动地责问儿子说：“你的确没有夸大其词，但是，光辉的榜样如果不能引起仿效，又有什么用处呢？你能不能问心无愧地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是这样做的呢？”
老马克思并且对儿子强调说，他这样指责他主要的倒不是出于自己受到的伤害，而是为他未来的幸福着想。“我并不想冒犯你，当然也不愿使你伤心，因为实际上我的心是很软的，生怕委屈了你而后悔。但是，问题不仅在于我为此而受苦，你慈祥的母亲也为此而受苦。这一层我或许还能够忍受下来。没有哪个人的私心比好父母的私心更少。但是，为了你自身的幸福，我不能不说这段话，而且，在我未确信你已经从你本应非常高尚的性格中抹掉这个污点之前，我将继续说下去。”因为“不久，你将成为，而且一定会成为一家之父。但是，不论荣誉、财富或名誉都不能使妻子儿女幸福，只有你，你的良好的‘自我’，你的爱，你的温柔的举动，抑制暴躁性格、发脾气和神经过敏的能力等等，才能使他们幸福”。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呢？
首先是他始终不能及时认真地给家里写信。老马克思曾多次告诉儿子，能够收到他的来信是他和妻子生活中最盼望的一件事，马克思本人当然也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是在父亲生前，马克思从来都没有做到过。这自然引起了老马克思的极度不满。
1835年10月13日，中学毕业的马克思告别父母去波恩读大学。爱子第一次离家，作父亲的当然希望尽早知悉他在外求学的详情，谁知马克思却一去渺无音讯。为此，老马克思十分生气地写信责备他说：“你走后已经有三个星期了，可是音信全无！你是知道你母亲和她担惊受怕的心情的，但是你竟漫不经心到这种地步！”“我重复一遍，你这样做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此后，老马克思不止一次在信中表达过他对读到儿子来信的急切渴望。“别让我们再这么长久地等信啦。你那慈祥的妈妈需要鼓一鼓劲，而你的信对她的情绪有一种奇妙的作用。这个夏天她受了这么多苦，这一切只有完全忘记自己的人才能忍受得住，还能活下来……有时也给爱德华（注：马克思的弟弟）写几行吧。”
但马克思并没有接受父亲的批评，也没有回应他的恳求，依然常常几个月不给家里写信。即使偶尔写封信，也是语焉不详，缺乏内容，没头没尾，甚至连地址都没有。
老马克思不得不再次责备他：“我们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你的信”，“我们从未从理智的通信──照一般道理说，这是离别的一种慰籍──中得到快乐。因为通信要求双方互相而协调地、连贯而经常地交换意见。我们从来没收到对我们的信件的直接答覆；你的每封信从来没有一次同你的上封信或者同我们的信相联系。
“假如说，今天我们得悉你有了一位新交，那么，随后他便像死婴似地永远销声匿迹了。
“我们的宠儿究竟在忙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关于这些，偶尔发出一两句豪言壮语，接着，那洪亮的声音又魔术般地沉寂了……坦白地说，这样的东西我与其收阅，还不如扔出门外。这是一派胡言乱语，只能证明你白白浪费了你的才华和好几个不眠之夜去制造怪物、证明你正在步现代无耻之徒的后尘，这些人自己编造出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想听的话，却宣称这些滔滔不绝的话是天才作品，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思想或者只有被歪曲了的思想。”
作为父亲，老马克思不仅希望儿子能在信中告诉他在外学习和生活的详情，而且还希望能得到儿子的关心和温情。特别是在去世前的一段日子里，他年已老迈，有病在身，收入减少，操心事多，情绪低落，妻子和身边的儿女也大多身体欠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特别渴望远在他乡的长子的关爱，但马克思偶尔的来信中却根本没有这些。这真是伤透了他的心！他气愤地说：“你明知爱德华生病，妈妈微恙，我自己也不大舒服，再加上柏林霍乱流行，可是，在你的来信里对这些只字未提，好像这一切无需请求原谅似的……这几乎就是可敬的儿子能够对他的父母所说的一切了，虽然他明知他们有病在身，明知他那无理的缄默正使他们伤心。”
对父母如此，对姐妹弟弟马克思当然就更不放在心上了。“我还要把你兄弟姐妹们的责怪算进来。从你的来信中很难看出你有兄弟姐妹。至于说到善良的索菲亚，她为你和燕妮操了那么多心，这样对你忠心耿耿，而你呢，当你不需要她的时候一点也不想她。”
三
让老马克思觉得儿子“只为自己着想”、对家庭不负责任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在用钱上的毫无节制。
马克思的父亲是律师，一家人尽管衣食无忧，但也绝对算不上富裕，特别是在马克思读大学后，老马克思的收入还减少了，而支出则增加了。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儿子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他还是拿出了家庭收入中最大的一部分给了马克思。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尽管如此，儿子的花费仍然经常“超过必要的限度”，有时甚至欠债，为此他不得不经常追加给马克思的费用，这让他很是烦恼。
比如，1836年3月19日的信说：“谈到你附有帐单的那封信，我当时就已对你说过，这批帐目我摸不着头脑。我能明白的只是：你需要钱，因此我寄给了你50塔勒，加上你带走的，总共有160塔勒。你离开已有五个月了，直到如今你究竟需要什么都没有说过。这无论如何是叫人纳闷的。亲爱的卡尔，我再说一遍，我乐意把一切都办到，但我是一个多子女的父亲，而你又知道的很清楚，我并不富裕，所以除了你的健康和前途所必需的之外，我不想再多给了。
“因此，既然你已经略有超支，那就不要再扯这件事了，因为事已至此。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分给你的数目，是最高额。我相信，比这少一点，也尽够用了。这里的公证人弥勒先生付出更少的钱，也许能办更多的事。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再多给了，除非我碰到特别好的运气，而这样的运气目前并没有。相反，我的收入正在减少。我说这些话完全不是为了要伤你的心，绝对不是，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我这一坚定不移的决定告诉你。”
1837年12月9日的信又说：“我们可敬的儿子不顾一切协议、不顾一切惯例一年花了700塔勒，好像我们是阔佬，可是，就是最富有的人花的钱也不超过500。”“我为你付了160塔勒的支票，我不能，或者说很难把它算到过去这个学年的帐上，因为这一年的费用你已经悉数支取了。今后我不愿意经常碰到这类事。”
1838年2月10日的信说：“现在才是一个学年的第四个月，而你已经拿了280塔勒。今年冬天我还没挣到这么多钱呢。”
试想，虽非富家子弟，马克思的开销却比阔佬还大，而且从不体贴父亲挣钱养家的辛苦，这样的儿子当父亲的能不责备他“自私”吗！
四
马克思在恋爱中的表现也让父亲大失所望，他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儿子不像一个负责任的堂堂男子汉。
1836年夏天，马克思对“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男爵女儿燕妮的追求获得了成功，两人在特利尔签订了正式婚约。当时，马克思只有18岁，燕妮大他4岁，而且两家的社会地位也有些悬殊，因此，照当时的社会风俗看，这桩婚约是极不般配的，燕妮为此做出了牺牲。为此，老马克思恳切地提醒儿子说：“她（注：指燕妮）的整个身心都献给你了，──这一点你绝对不应当忘记，──在她这样的年龄上，她正为你做出一般姑娘无疑不会做出的牺牲。”“如果在你的一生中什么时候忘了这点，那就太可悲了！”
在老马克思看来，马克思对燕妮负有“神圣的义务”。为此，他告诫儿子说：“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的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她为你做出了难以估量的牺牲──她表现出的自制力，只有用冷静的理智才能衡量……你应当证明，你虽然年轻，但是一个值得社会尊敬、很快就会使世人折服的堂堂男子。”
不过，出于对儿子的了解，老马克思对他是否能尽到对燕妮的“神圣的义务”从一开始就是怀疑的。他坦诚地告诉马克思说：“我……在脑海中会像闪电一样冒出一个想法：你的心是否和你的智慧、你的才能相称？──在你的心里有没有能够给予那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多愁善感的人以慰藉的那些世俗的然而非常温柔的感情？……在你心里活着并主宰一切的那个魔鬼……是天上的还是浮士德式的？你对真正人的家庭的幸福有一颗敏感的心吗？……你能否使你的亲人们感到幸福的这个疑虑，最近一直在折磨着我。”
马克思后来的表现证明这一“疑虑”并非杞人忧天。在他狂热的爱情里，忧心匆匆的老父亲根本就找不到他认为应有的责任感，以至于他近乎义愤填膺地责问马克思道：“圣明的上帝！！！杂乱无章、漫无头绪地踯躅于知识的各个领域，在昏暗的油灯下胡思乱想、蓬头乱发，虽不在啤酒中消磨放任，却穿着学者的睡衣放荡不羁；离群索居、不拘礼节甚至对父亲也不尊重。与外界交往的艺术仅限于一间肮脏的房间，在那里，也许在异常混乱的情况下，燕妮的情书和父亲的可能是噙着眼泪写的、善意的告诫……难道在这么一个荒唐的、漫无目的的知识作坊里，你和你所爱的人神志清爽的果实能成熟吗？”
五
马克思的自私不仅表现在他与家人和恋人的关系中，同样也表现在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中。
就拿他的忠诚战友恩格斯来说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可谓亲密至极。自从1850年晚些时候两人在伦敦分别以后，20年来，他们一直保持频繁通信，平均每隔一天就通信一次。不仅如此，多年来，没有稳定收入的马克思一家之所以能够维持生活，在很大程度上靠的都是恩格斯常年的经济援助。对恩格斯与自己的这份交情，马克思评价极高。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然而，1863年1月初，当同居10年的女友玛丽‧白恩士因病去世，陷于极度悲痛而难以自拔的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觉得我仅有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时，急需朋友安慰的他竟然没有从马克思那得到起码的同情。马克思在回信中只对玛丽的噩耗说了一句平淡的慰问的话，接着，便开始大倒自己的苦水：肉商、面包商即将停止赊帐给他，房租和孩子的学费又逼得他喘不过气来，孩子上街没有鞋子和衣服，“一句话，魔鬼找上门了……” 收到这封信，处在极度悲痛中的恩格斯自然恼了，一直隔了五天才给马克思覆信，并在信中恨恨地说：“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
早在这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还发生过一件颇能证明马克思人品的事。
那是1850年，没管住自己的马克思让自家女仆琳蘅怀孕了。琳蘅没有结婚，眼见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即使不怀疑马克思，也会以为琳衡怀的是外面的野种，那样他倒是没了关系，但却有辱“工人阶级导师”的家风。怎么办？马克思急需找个垫背的来为自己开脱责任，频繁出入马克思家门而又是单身汉的恩格斯成了他挑中的理想人选。于是，当孩子出生时，马克思说服他当了这个非婚生子的父亲。这个婴儿取名为亨利‧弗里德里希‧德穆特。“弗里德里希”就是恩格斯的名字。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时代，非婚生子还是一件很不名誉的事。因此，尽管恩格斯为马克思背负了这个黑锅，但心里对这件事却始终耿耿于怀。临死前，他已不能说话，仍在一个纸盘上写下了：“亨利‧弗来迪是马克思的儿子，图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弗来迪就是马克思与琳衡所生的儿子，而图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当时在恩格斯身边，她一直以为自己的父亲洁白无瑕，亨利真的是恩格斯的儿子。
当自己遇到麻烦时，让恩格斯为自己背黑锅，而当恩格斯遭遇不幸需要安慰时，却漠然处之，照旧拿自己的难处去麻烦对方，这就是马克思的真实为人。称其为自私，不为过吧！
六
然而，最能够体现马克思身上自私一面的还不是他与家人、朋友等相处时的这些表现，而是主宰他一生的个人野心。
普鲁士陆军中尉K.福格特在回忆他印象中的马克思时曾这样说过：“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有着罕见的优秀的智力和明显突出的个性。假如他有着与他的智力匹配的内心，假如他有着同样多的爱与恨，我就会为他赴汤蹈火，即使最后他表达出对我彻底的、坦率的蔑视，而他先前也在不经意中流露出了他的蔑视。他是我们所有人中间我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信任的领导者，因为他是一个处理大事时从不会沉湎于琐事的人。
“然而，在我们看来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有着绝好智力的人，却缺少高贵的灵魂。我深信一种非常危险的个人野心已经吞噬了他身上的一切善良。他嘲笑那些对他的无产阶级理论鹦鹉学舌的傻瓜，正像他嘲笑维利希的共产主义者和资产阶级一样。他唯一尊敬的人就是贵族──真正的贵族，是那些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贵族统治的人。为了阻止他们的统治，马克思需要自己的力量源泉，他只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这种力量。因此，他修改自己的理论体系使之适应他们的需要。尽管他的种种相反的保证，他个人的野心才是他努力的目的。”（2）
K.福格特对马克思的观察可谓切中要害，入木三分。不过，马克思的“个人的野心”究竟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但从我们之前的分析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充当人类的救世主。
尽管马克思自称也自以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但在我们看来，这只不过是他陷于自我陶醉时对自己的一种误读、一种幻觉、一种欺骗。事实上，马克思不仅没有也不可能给工人阶级和全人类带来解放，而且推动他投身共产主义运动的内在深层动机，也并不是真想让穷苦人翻身，而是要藉助这种方式让自己成为人人感恩膜拜的救世主，从而名垂青史、流芳百世！换句话说，他一生的所作所为，看似是在追求工人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其实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自己极度膨胀的控制欲和虚荣心。为了满足这种控制欲和虚荣心，马克思把人类社会当成了显示和证明自己能耐的试验场，而被他捧上天的工人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被他看中和驱使的政治工具。
如果要用利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这对范畴来对人进行分类的话，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人无疑属于典型的利他主义者，而一心谋取个人利益的人则显然是利己主义者。但现实中的人往往是复杂的，利己和利他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排斥的，双方也可能以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其中一种常见的形式，我们姑且称作是穿着道德外衣，以利他主义面目出现的利己主义，或者说是隐蔽的利己主义。对这种人来说，因为自己的德行、功绩而受到他人和社会的赞美敬仰，远比获得财富、权力和地位更能让自己得到满足。因此，他们不但对财富、权力和地位极为鄙夷，可以弃之如敝屐，而且充满了为他人和社会造福的狂热，只不过主宰这种热情的内在深层动机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道德虚荣心，或是充当救世主的妄想。换句话说，他们具有双重行为动机，表面动机是利他，深层动机则是利己，利他与利己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尽管这样的人与赤裸裸的利己主义者看似不同，身上笼罩着一圈迷人的道德光环，给人以大公无私的印象，表现得好像很有牺牲精神、很理想主义，但本质上他们仍然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看重和追求的不是个人的物质利益，而是自己的精神利益，而且在精神利益没有满足前完全可能牺牲物质利益罢了。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其实，关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互为表里的特殊关系，马克思的父亲早就有过透彻的分析。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那种光彩夺目的、浪漫主义的或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其实不过是“瞬间的英雄主义或幻想的产物。这样的牺牲连最大的利己主义者也做得出，因为正是在这种场合，‘自我’显得特别光彩夺目”。马克思的“献身精神”不就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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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本文所引马克思父亲致马克思的信均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40卷第829-887页
（2）戴维‧麦克莱伦着《马克思传》中文电子版，第475-476页@
──转自《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