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背景下经常提出的经典问题，涉及第一个列宁主义周期和第二个斯大林主义周期之间的连续性：前者在多大程度上预示了后者？两种情况下的历史配置的确是完全无可比拟的。“红色恐怖”源于1918年秋季的广泛对抗。这种镇压的极端性质，部分是对时代激进特性的反应。但重启对农民的战争，则发生在基本和平的时期，是对社会大多数持久攻势的一部分，也是第二次恐怖浪潮的根源。除了这些重要的背景差异之外，用恐怖作为列宁主义政治工程的一个关键工具，在内战爆发前就已预见到，旨在持续有限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短暂停火，以及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关于可能的前进道路的复杂辩论，似乎表明布尔什维克与社会之间关系正常化，以及放弃以恐怖作为一种政府手段的可能性。然而，事实上，在此期间，农村社会生活在倒退之中；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主要以互不了解为特征。
对农民的战争是连接这两个暴力循环的纽带。1918年至1922年出现的做法仍在继续。这两个时期，征用运动被采用；农民内部的社会紧张被激发；古老的残忍行径变得司空见惯。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深信，他们正在重温以前的场景。
以恐怖作为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即使如此，它与苏维埃历史上其它时期是如何连接的，也依然是个问题。在这方面，例如，放逐政策在1919至1920年的去哥萨克化行动中，可能有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当哥萨克领土被占领的那一刻，政府就发起了一场影响整个这些土着居民的驱逐行动。这次行动继针对较富裕哥萨克人的驱逐行动之后进行。后者因当地特工的过分热忱，而以“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告终。可以说，这些事件预示了十年后的做法，尽管规模完全不同。两者都涉及整个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地方一级的过度反应，以及通过驱逐而铲除的企图。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去富农化的做法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排斥和孤立敌方群体，并随之在内战期间建立营地系统这一现象，如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予以考察，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两个镇压周期之间确实有着重要差异。上世纪20年代内战期间开发和使用的营地，与30年代的营地几无相似之处。1929年的大改革不仅导致放弃了正常的拘留系统，而且还为以强迫劳动理念为首要特征的新系统奠定了基础。古拉格系统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存在一个排斥某一部分人口并在工程中使用该部分来改造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宏伟计划”。有几个要素清楚地表明这种“宏伟设计”的存在，且已成为重要研究的对象。首先，恐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经周密计划和精心策划的现象。配额的使用从去富农化延伸至大恐怖，这一事实可被解释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档案证实了对数字和统计数据的痴迷，这种痴迷从上到下渗透了行政机关。定期和完全平衡的统计显示，对镇压过程之数学量化（mathematical dimensions）的关注到了痴迷的程度。尽管这样的数字从来不能被完全信任，但它们的确使历史学家得以重构此现象的强度周期。各种镇压浪潮的时序表今天被人们更好地了解，且支持了一系列有序行动的理论。
然而，重构整套镇压程序、指挥链和实施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持一个精心构思的长期计划的理论。看看镇压的策划，就可以看出，计划外行动发挥了巨大作用，意外出现在行动的所有阶段。对富农的放逐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们经常被毫无目的地放逐，其“在放逐中被遗弃”是混乱盛行的明显写照。同样，将营地“清空的运动”也表明缺乏规划。在传递和执行命令方面，部队往往走得太远也太早，并在基层一级犯了“过度热忱”或“偏离道路”的错误。
古拉格的角色也极其复杂，随着研究的进行，似乎变得更是如此。从斯大林主义秩序来看，古拉格是该政权隐藏但具完全代表性的面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可用的文件显示了自相矛盾的解释。受镇压群体的相继到来，往往加剧了混乱，而不是提升了该系统的效率。尽管有极精细的被关押者分类系统，但不同类别之间的界限很脆弱，且往往是虚幻的。而且，该系统的经济盈利能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频频诉诸于大规模镇压，而暴力和恐怖也似乎创造出自己的逻辑。已提出几种假设，对此予以解释，以应对这些矛盾、临时凑合和违背逻辑之处。
临时凑合和缺乏专注，在指挥所谓现代化的“伟大时刻”和发动斯大林主义周期性镇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当局通常会加大恐怖的强度，以便能够让自己相信，他们在掌控动荡的局势。他们很快陷入了极端的暴力漩涡，暴力几乎立即变得永无止境。这种现象的规模未受到当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有现在才开始被了解。镇压过程本身，表面看来是对当局所面临的冲突和障碍唯一可能的反应。它引发无法控制的运动，助长了恐怖。
今天，恐怖在苏联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日益复杂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似乎否定了以前苏联问题专家得出的许多结论。虽然历史学家仍寻求对整个现象进行一般性和明确的解释，但要了解它却有极大障碍。在了解暴力本身的机制和动态方面，正在取得更多进展。#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对农民的战争是连接这两个暴力循环的纽带。1918年至1922年出现的做法仍在继续。这两个时期，征用运动被采用；农民内部的社会紧张被激发；古老的残忍行径变得司空见惯。刽子手和受害者都深信，他们正在重温以前的场景。
以恐怖作为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代表着斯大林主义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即使如此，它与苏维埃历史上其它时期是如何连接的，也依然是个问题。在这方面，例如，放逐政策在1919至1920年的去哥萨克化行动中，可能有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当哥萨克领土被占领的那一刻，政府就发起了一场影响整个这些土着居民的驱逐行动。这次行动继针对较富裕哥萨克人的驱逐行动之后进行。后者因当地特工的过分热忱，而以“大规模的肉体灭绝”告终。可以说，这些事件预示了十年后的做法，尽管规模完全不同。两者都涉及整个社会群体的污名化、地方一级的过度反应，以及通过驱逐而铲除的企图。在所有这些方面，与去富农化的做法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排斥和孤立敌方群体，并随之在内战期间建立营地系统这一现象，如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予以考察，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这两个镇压周期之间确实有着重要差异。上世纪20年代内战期间开发和使用的营地，与30年代的营地几无相似之处。1929年的大改革不仅导致放弃了正常的拘留系统，而且还为以强迫劳动理念为首要特征的新系统奠定了基础。古拉格系统的出现和发展表明，存在一个排斥某一部分人口并在工程中使用该部分来改造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宏伟计划”。有几个要素清楚地表明这种“宏伟设计”的存在，且已成为重要研究的对象。首先，恐怖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经周密计划和精心策划的现象。配额的使用从去富农化延伸至大恐怖，这一事实可被解释为此类计划的一部分。档案证实了对数字和统计数据的痴迷，这种痴迷从上到下渗透了行政机关。定期和完全平衡的统计显示，对镇压过程之数学量化（mathematical dimensions）的关注到了痴迷的程度。尽管这样的数字从来不能被完全信任，但它们的确使历史学家得以重构此现象的强度周期。各种镇压浪潮的时序表今天被人们更好地了解，且支持了一系列有序行动的理论。
然而，重构整套镇压程序、指挥链和实施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支持一个精心构思的长期计划的理论。看看镇压的策划，就可以看出，计划外行动发挥了巨大作用，意外出现在行动的所有阶段。对富农的放逐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他们经常被毫无目的地放逐，其“在放逐中被遗弃”是混乱盛行的明显写照。同样，将营地“清空的运动”也表明缺乏规划。在传递和执行命令方面，部队往往走得太远也太早，并在基层一级犯了“过度热忱”或“偏离道路”的错误。
古拉格的角色也极其复杂，随着研究的进行，似乎变得更是如此。从斯大林主义秩序来看，古拉格是该政权隐藏但具完全代表性的面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可用的文件显示了自相矛盾的解释。受镇压群体的相继到来，往往加剧了混乱，而不是提升了该系统的效率。尽管有极精细的被关押者分类系统，但不同类别之间的界限很脆弱，且往往是虚幻的。而且，该系统的经济盈利能力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频频诉诸于大规模镇压，而暴力和恐怖也似乎创造出自己的逻辑。已提出几种假设，对此予以解释，以应对这些矛盾、临时凑合和违背逻辑之处。
临时凑合和缺乏专注，在指挥所谓现代化的“伟大时刻”和发动斯大林主义周期性镇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已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当局通常会加大恐怖的强度，以便能够让自己相信，他们在掌控动荡的局势。他们很快陷入了极端的暴力漩涡，暴力几乎立即变得永无止境。这种现象的规模未受到当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有现在才开始被了解。镇压过程本身，表面看来是对当局所面临的冲突和障碍唯一可能的反应。它引发无法控制的运动，助长了恐怖。
今天，恐怖在苏联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中心地位提出了日益复杂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似乎否定了以前苏联问题专家得出的许多结论。虽然历史学家仍寻求对整个现象进行一般性和明确的解释，但要了解它却有极大障碍。在了解暴力本身的机制和动态方面，正在取得更多进展。#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