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8年10月10日讯】大陆校园中的所谓“学生信息员”，外界则称之为打小报告的学生线人、特务。中共在“六四”后，就在重点高校中实施学生信息员制度。而近期有报导称，中共当局派出国保进驻高校，发展培养“学生信息员”。
在大陆的课堂上讲课，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坐在下面听课的，可能不仅是你的学生。
据《民生观察》10月9号报导，湖南大学何老师披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派出两名国保长期进驻湖南大学，选取培养“学生信息员”，每个班级各两名。这些信息员的主要工作是举报周围师生的不当言论和举动，特别是所谓的“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等言行。
不仅在课堂上，生活中同学们的言行也难逃这些信息员的监视和举报。
《民生观察》从其他省市几所高校了解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江苏南京某高校的小廖同学表示，今年早前曾有辅导员引荐他与国保谈话，有意发展他成为信息员。国保选取信息员时除称赞该名同学“爱国爱党、思想上进、政治合格”等之外，还以好处诱惑，除了入党、工作推荐等，还有信息费的暗示。
不过这位小廖同学最终婉拒了，他表示，要出卖老师和同学实在做不到，并且会感到羞愧，再说《宪法》明文规定每个公民言论自由。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陈闯创表示，大陆高校信息员制度由来已久。最近又引起关注，主要是近期有多位高校教师因遭学生举报而受处分。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陈闯创：“非常糟糕的一个制度。有些学校据说不只是有信息员，甚至它那个教室都是全程有摄像头在那里录。中国的老师，本来他们小范围讲出的话那就更加不敢讲了。对中国原本就不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来说，再施加上这样一个（信息员）紧箍咒之后，可以想像高等教育对于学生的培养的质量会更加下降，我觉得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党委组织学生在学校搞互相揭发的“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间一度极为盛行。
美国中情局2010年的报告说，中国重点高校在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就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2000年初，中共将该制度普及到省级高校。2005年，信息员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层次更低的学校甚至一些中学。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2010年遭学生举报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2013年遭北大解聘。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被学生举报在授课中发表“精日言论”，今年4月遭行政记过处分。
陈闯创表示，自己妻子此前根据中国十所高校的公开信息，整理出“中国十大高校信息制度对比”，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人大、复旦、中科大等名校。
陈闯创：“实际上这个信息员的情况，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的。像2000年初在北京爆发知名度很高的‘新青年四君子’（事件），本来就是自己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很关心公益的学生，但是他们中间被国安局安插的线人报告上去，做了不符合事实的汇报，然后北京市国安局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报了上去，获得大概是政法领导人的批示，把几个年轻人判了重刑。”
原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它如果搞信息员制度，从制度这个层面上来搞监视，按照我们国家宪法它也是违宪的。你制度层面鼓励人来告状、来举报，举报以后你不核实，就偏听偏信，马上就对老师也好，对同学也好，对员工也好进行惩罚打击、迫害，这个是有问题的。”
原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表示，自己早在数年前写过文章，对这种违宪的信息员制度持否定态度，因为当局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秘密手段来监视师生言行。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钟元
在大陆的课堂上讲课，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坐在下面听课的，可能不仅是你的学生。
据《民生观察》10月9号报导，湖南大学何老师披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派出两名国保长期进驻湖南大学，选取培养“学生信息员”，每个班级各两名。这些信息员的主要工作是举报周围师生的不当言论和举动，特别是所谓的“反党反政府”、“反社会主义”等言行。
不仅在课堂上，生活中同学们的言行也难逃这些信息员的监视和举报。
《民生观察》从其他省市几所高校了解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江苏南京某高校的小廖同学表示，今年早前曾有辅导员引荐他与国保谈话，有意发展他成为信息员。国保选取信息员时除称赞该名同学“爱国爱党、思想上进、政治合格”等之外，还以好处诱惑，除了入党、工作推荐等，还有信息费的暗示。
不过这位小廖同学最终婉拒了，他表示，要出卖老师和同学实在做不到，并且会感到羞愧，再说《宪法》明文规定每个公民言论自由。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陈闯创表示，大陆高校信息员制度由来已久。最近又引起关注，主要是近期有多位高校教师因遭学生举报而受处分。
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现任理事陈闯创：“非常糟糕的一个制度。有些学校据说不只是有信息员，甚至它那个教室都是全程有摄像头在那里录。中国的老师，本来他们小范围讲出的话那就更加不敢讲了。对中国原本就不怎么样的高等教育来说，再施加上这样一个（信息员）紧箍咒之后，可以想像高等教育对于学生的培养的质量会更加下降，我觉得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党委组织学生在学校搞互相揭发的“告密”文化，在文革期间一度极为盛行。
美国中情局2010年的报告说，中国重点高校在89年天安门广场事件后就实行了学生信息员制度。2000年初，中共将该制度普及到省级高校。2005年，信息员制度进一步扩大到层次更低的学校甚至一些中学。
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业良，2010年遭学生举报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2013年遭北大解聘。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被学生举报在授课中发表“精日言论”，今年4月遭行政记过处分。
陈闯创表示，自己妻子此前根据中国十所高校的公开信息，整理出“中国十大高校信息制度对比”，在网上广为流传。其中包括北大、清华、南开、人大、复旦、中科大等名校。
陈闯创：“实际上这个信息员的情况，在更早的时候我们也是知道的。像2000年初在北京爆发知名度很高的‘新青年四君子’（事件），本来就是自己探讨一些社会问题，很关心公益的学生，但是他们中间被国安局安插的线人报告上去，做了不符合事实的汇报，然后北京市国安局当成一个大案、要案报了上去，获得大概是政法领导人的批示，把几个年轻人判了重刑。”
原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它如果搞信息员制度，从制度这个层面上来搞监视，按照我们国家宪法它也是违宪的。你制度层面鼓励人来告状、来举报，举报以后你不核实，就偏听偏信，马上就对老师也好，对同学也好，对员工也好进行惩罚打击、迫害，这个是有问题的。”
原贵州大学教授杨绍政表示，自己早在数年前写过文章，对这种违宪的信息员制度持否定态度，因为当局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秘密手段来监视师生言行。
采访/陈汉 编辑/王子琦 后制/钟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