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9年01月15日讯】洛阳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具备深厚的文化基础。早在2000多年前的西汉，洛阳就有了第一所国立大学——洛阳太学。这所大学里的“教授”，都是国家的“智库”，培养出了一批名垂青史的“高才生”，甚至连皇帝也曾在这里做过“兼职”教师。
史料记载，远在西周就已有太学之名，到了西汉，经着名学者董仲舒倡导，汉武帝元朔五年建立太学院，董为首任“院长”。
最初太学规模很小，只设教师5人，弟子50人。后来学生增至1000人。王莽当政时，有人上书说，孔子布衣养徒3000人，于是学生也增至3000人。
到东汉初期，刘秀在洛阳建太学，很快形成了“内外讲堂，诸生横巷”的盛况，学生人数达到3万馀人，“凡所结构达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中国在近两千年前就有如此规模宏大、师生众多的太学，在世界上可说是独一无二的。
汉代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国有疑事，掌承问对”，博士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帮助政府解决遇到的疑难问题。那时候的洛阳太学人才济济，是全国人文鼎盛的所在。
汉明帝本人崇儒好学，精通《春秋》和《尚书》，他曾两次亲临太学讲经论道，使太学盛况空前：“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连北方的匈奴都派遣子弟来洛阳留学。
洛阳太学素有“严于择师”的传统。西汉学者杨雄把“模”与“范”二字相联，首创“模范”一词，提出“师者，人之模范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对太学教师的看法。
西汉的太学博士采用征拜或举荐的方式选拔，东汉的博士还要考试，要经过严格的遴选。在汉代太学执教的博士不乏鸿师硕儒，如孔安国、匡衡、董仲舒、贾逵、许慎等，都曾在太学“掌教弟子”。
太学常常大班上课。这里的“大教室”，“长十丈，广三丈”，能同时容纳数百名学生听课。
太学鼓励和引导学生自学。太学生有充裕的自学时间，可以自由研讨学问和向社会名流学者就教。
太学常集会辩难。博士中相互论难蔚然成风，学术气氛浓郁。学生也可和负有盛名的学者论辩，很多学生都思维敏捷，“善论难”。
太学学习的，不仅是儒家的经典，还有天文、历法、数学等各方面。
这样的学风，使汉代太学造就了王充、马融、张衡、许衡、郑玄等一大批学识渊博、名垂青史的“高才生”。
这些高才生们的着作至今仍为后人所传诵，如张衡的浑天学说、发明的地动仪、赋作中的典范《二京赋》，以及“杂文”《七辩》等。
董仲舒将儒学与阴阳灾异之学融合为一体，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新局面。
“通儒”贾逵精通天文学和数学，认为月球的运动为不等速，大力推介民间天文学家傅安的测量结果，主张历法计算中应按黄道计量日、月的运动，东汉灵台上用的黄道铜仪就是在他的倡议下建造的。
马融学兼百家，为一代学者和音乐大师；王符博通古今，是着名的政论家，直到现在，他的《潜夫论》还是研究汉代社会的重要资料；而崔瑗精于文史，又多才多艺，精通天文、历法、数学、物理。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