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海纳百川 教化众生
第一节 儒学新用
兴擢儒学
黄帝修道圆满，乘龙昇天，那时尚未有“儒”，佛家亦未至中土。道家为华夏神传文化主导。那时人神同在，道德高尚，圣皇尧、舜、禹等以道治天下。
随着人们道德开始下滑，道治天下至周朝有了变化。周朝天国子民带来了一套治理国家、教育、信仰，甚至饮食、起居、祭祀、丧葬等各方面“礼”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周礼的标准来规范各族、各代礼乐内容。各种典礼所用的音乐主要是“雅乐”——宗周丰镐京畿之乐，通过制度形式推行至各个社会层面，加强周人血脉联系并维护宗法等级秩序。周礼认为“上天”只会把治理天下的“天命”交给有“德”者；一旦天子失“德”，就会失去上天庇佑。因此，君临天下的君王必须“以德配天”。
《宋人画历代琴式图册‧黄帝之制》，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孔子从周礼，实际排斥了“道”在中华文化中的奠基地位。周礼规定了成千上万“礼”条，于是有了“儒”的官职。儒，指儒家；旧时也指读书人。《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汉时说，儒是司徒之官，还曾出现在“优、倡、侏、儒”（《史记‧孔子世家》）之列。“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言神迹，不言神，孔儒如何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
唐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拓本。（公有领域）
从史实看，当时的儒学，是泛指文化人的教育，不是狭义的孔儒思想承传者。“太宗初践祚，即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署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诏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学生。”（《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太宗即位不久，便精心挑选天下文儒，保留他们现任官职，并兼任弘文馆学士，供给他们五品官员享用的精美膳食，让他们在宫内歇息留宿。太宗上朝听政间隙时间，把他们引进内殿，讨论古代典籍，商议谋划政事。后来，又下诏让三品以上的皇亲贵族、贤臣良将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贞观政要》明成化九年内府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公有领域）
“太宗谓侍臣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贞观政要‧崇儒学第二十七》）太宗建立并完善了培养官吏之正规教育体制。
唐无废业
《隋书》称“儒者，所谓助人君明教化者也。圣人之教，非家至而户说，故有儒者宣而明之。……俗儒为之，不顾其本，苟欲哗众，多设问难，便辞巧说，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晓，故曰‘博而寡要’。”（《隋书》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
“儒者”，与“法者”、“农者”、“兵者”、“医方者”一样，不过是社会百业之一。用今天的白话，就是学校的老师。儒者之责任是帮助“人君”传播“圣人之教”于被教化者。其中有着书立说的，也即“编教材”者。儒者之职能是将“圣人之教”“宣而明之”，其本身不是“圣人”或“圣人之教”的创造者。不得要领者，还会失了圣人之教本义，误人子弟，正如，“俗儒为之，不顾其本”，“乱其大体，致令学者难”。
相比之下，《隋书》对“道者”、“佛者”的说法大为不同，与“儒者”不是一类：“道者，盖为万物之奥，圣人之至赜也。”“道、佛者，方外之教，圣人之远致也。”
那么，甚么是儒者所应该宣明的“圣人之教”呢？就是中华圣皇明君所开创、倡导、整理，从尧、舜、禹开始传递下来的正统文化。春秋时代，孔子编辑了“六经”作私塾教本。后来，更由几位中华圣皇——汉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康熙等亲自主持收集、编辑，越来越规范了正统的完整版本，用以保持、归正中华文化，教化众生。
唐朝吴道子《八十七神仙图》（局部）中表现的大唐威仪，是中华文明在颠峰时期永不磨灭的记忆。（公有领域）
太宗之朝亦无废学、无废业。百家百业，其天赋的社会使命、功用特点，昭告清楚，在太宗治下各承天命、各司其职，共同造就辉煌。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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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张信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