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压的体系（1944—1989）
波兰的政治镇压程度及其采取的各种形式反映了其政治制度的演变。套用一个流行的句式来解释，“告诉我镇压的确切体系，我会告诉你其对应的共产主义阶段。”
有两个主要问题影响对镇压系统的描述和分析。首先，因为镇压的各个方面都是极其秘密的，许多文件仍然没有解密。第二，如果只从镇压的角度去看待过去，可能会造成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评估出现偏误；因为即使在镇压最严峻的时期，该制度也有其它的功能。不过，任何对于共产政权及其意识形态根源做评估最根本的要点，是镇压这个核心。在共产党垄断波兰国家权力的45年中，有五个可辨别的阶段，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一个对党的决策单位和其中一些领导人效忠的秘密警察力量。
一、对国家的武力征服，大恐怖（1944—1947）
在国内层面，共产主义波兰的国家基础建立于红军的存在之上。在外交政策方面，斯大林的监管是决定性的。苏联安全体系的作用不仅限于与新政权的敌人作战。在经过几个轻微但重要的调整后，NKVD/KGB的模式成为培养在位于古比雪夫（Kuibyshev，译者注：前苏联一城市）的NKVD官员学校受训的波兰共产党员的首选模式。此外，波兰安全局还建立起了一个以数百名顾问为核心的中央机构（称为sovetniki，塞罗夫将军担任首席顾问）。卢比扬卡的安全头目可以通过苏联专家网络获得他们想要的任何信息，因此莫斯科没有必要在波兰建立自己的全面情报网络。由于波兰共产党人和苏联共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波兰安全局成为苏联机器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共同利益在波兰军事反间谍系统方面表现得更为显着。
在波兰，共产党人长期以来是个边缘群体，如果是经由一个民主过程则没有机会被选中掌权。因为大多数波兰人在传统上对苏联尤其是俄罗斯，都持谨慎的态度甚至是公开的敌意，特别是在经历过最近被红军“解放”的苦涩之后，共产党人就更不受欢迎。在战后最初几年，反对苏维埃化的主要力量来自抵抗运动、地下政治团体和合法政党，其中唯一重要的是波兰农民党（即PSL）。共产党领导的新政府为自己定的第一个任务，是打破波兰人民的抵抗，巩固苏联式的体系。因此，由公安部长拉德基维奇（Stanislaw Radkiewicz）作为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7月21日在莫斯科成立）第一位公开露面的代表有显着意义。波兰安全机构（1945年后称为公安部，或MBP）用了整整一年，才能够接手由红军和NKVD开始的权力整合工作。到1945年下半年，MBP组成了一个拥有超过2万名官员的运作结构（不包括它的警察），以及一个拥有约3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被称为“内部安全部队”（KBW）的军事组织。打击抵抗力量的战争，直到1947年都相当激烈，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早期都是既血腥又残酷的。鉴于苏联武装部队和NKVD在波兰境内部署的人数众多，波兰历史学家不赞成对此战争使用“内战”一词。
安全机构在所有地区使用了包括渗透、挑衅到平息等各种方法。相对游击队一方，它占有物质上的绝对优势──更多更好的通讯设备和武器，还有从KBW部队调兵的选项，共产政权从来就不吝使用这项资源。依据负责打击反共抵抗的“三部”的资料，在1947年的冲突中有1,486人死亡，共产党方面的损失仅136人。大规模的平息行动不仅由KBW主导，也有正规军中特别指定的单位。1945年至1948年间，大约有8,700名反政府人士被杀害。大多数这些行动都是由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的，由负责安全和国防的部长们主持。大规模的驱逐，在任何被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也发生过。乌克兰人在波兰东南部的抵抗这一问题正是这样解决的：1947年4月至7月间，作为代号“维斯拉（Wisla）”（即：维斯瓦拉，Vistula）行动的一部分，波兰国内所有的乌克兰人（约14万人）被驱逐出境并重新安置在波兰西部和北部早先被德国占领的地区。
安全部门的记录显示，许多这些行动都计划得非常谨慎。例子包括持续发生在1946年6月全民公投期间大规模的作弊行为、1947年1月选举期间的“准备”（动用了巨大规模的宣传机器）、把成千上万人特别放在竞选期间抓捕、系统地诉诸于欺诈行为以及发展合作者网络──截至1946年1月1日这一人数约有17,500。然而很明显，最典型的的策略是使用蛮力。尽管精确的被囚人犯的数字仍然不得而知，在1947年，大约有32,800人被“三部”逮捕（其中许多人是普通罪犯）。“四部”的任务是保护工业，当年也逮捕了4,500人。在选举前的几周内， PSL（波兰农民党）约5万～6万的武装分子被MBP各个部门、军警、KBW和军队逮捕。有许多已知的谋杀事件，其中一些可以肯定是由当地共产党分支执行的。
审讯往往非常残酷。殴打和折磨很普遍，拘留所的条件也是不人道的。
1945年被捕的反纳粹抵抗战士Kazimierz Moczarski，与1943年一直负责清剿华沙犹太人区的纳粹（SS）将军Jurgen Stroop在同一牢房中被关了225天。在Moczarski被释放之后，他写了一篇在狱中面对（纳粹）的回忆录。 以下文字记录了他在监禁期间的待遇。
Kazimierz Moczarski
囚犯被判终身监禁
1944年8月31日法令第2条
Sztum中央监狱
1955年2月23日
最高刑罚庭法庭
参考号：III K 161/52
根据请求重审并重新考虑之前由我的律师制定的事宜，我做如下宣布：
在1949年1月9日至1951年6月6日由前公安部的一名官员进行调查期间， 我遭到了49种不同类型的酷刑和殴打，我特别指出：
1. 用一根硬橡胶警棍打击身体特别敏感的部分（鼻梁、下巴、唾液腺，还有突出的部位，如肩胛骨等）。
2. 用覆盖有粘性橡胶的鞭子打我赤脚的表面，特别是我的脚趾，一个极端痛苦的方法。
3. 用一根硬橡胶警棍打击我的脚后跟（每个脚一组打十次，每天打几次）。
4. 撕扯我太阳穴和脖子上的毛发（称为“拔鹅毛”），还有胡须、胸毛、会阴和性器官上的毛。
5. 香烟在我的嘴唇和眼睑上灼烧。
6. 火烧双手手指。
7. 剥夺睡眠：囚犯被迫直立在一个黑暗的牢房里7～9天，并遭受打脸来强迫保持清醒……这种方法，官员们称之为“海滩”（Zakopane），给人带来近乎疯狂的状态。囚犯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并看到类似服用麦司卡林和魔法仙人掌（译者注：均为迷幻剂）才能看到的幻觉。
我还要补充说，有六年三个月我被剥夺了散步（的权利）。有两年十个月我从未洗过一次澡。约四半年的时间，我被完全隔离，没能与外部世界联系（没有我家人的消息、没有信件、书籍、报纸等）。
我上面描述的折磨和痛苦由包括以下的几个人员执行，Jozef Dusza中校、Jerzy Kaskiewicz指挥官和Eugeniusz Chimczak上尉，他们恐吓我来提取不实但被认为有必要的口供，来证明对我提出的指控和罪状。
他们是按照罗赞斯基（[Jozef] Rozanski）上校、[Anatol] Fejgin上校和副部长的命令行事的。卢特考斯基将军（[Roman]Romkowski，译者注：MBP高阶负责人）在1948年11月30日，当着罗赞斯基上校的面对我讲，我将接受一个“纯粹是地狱”的调查。实际上这也就正是所发生的。
在许多情况下，当局不满足于一个总结性的谴责，而是进行公审。在此期间，精心挑选的“公众”会羞辱被指控的囚犯并对其表现出“人民的仇恨”。一些公审的日期是固定的，以配合各种选举，使宣传效果最大化。这个情况发生在对最大的地下组织“自由与独立”（WIN，Wolnosc i Niezawislosc）的审判。被告不得不从1945年11月等到1947年1月才终于在选举前一周过堂。另一个常见的手段是指责反德抵抗战士作为“合作者”。共产党人在这里的推理相当简单，任何不从他们的都是反他们的。所以，主要的反德抵抗单位AK，被认为是希特勒的一个盟友，因为AK实际上并没有与红军并肩作战。为了让这些指控看起来可信，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会被提堂作假证人来证明指控是正当的。
最可耻的司法不公事件之一是有关皮雷茨基（Witold Pilecki）的案子。皮雷茨基出生于1901年，他参加了1920年在维尔纽斯对布尔什维克的防守战。作为一个地主和预备役军官，他组织了数个骑兵小队并在1939年被整编加入陆军。在波兰战败后，他成立了第一批地下抵抗运动中的一个──“波兰秘密武装”（成立于1939年11月10日）。1940年，经他本人提议并在AK高级官员的授权下，他自愿在一次袭击中被抓获，被带到奥斯威辛（他的犯人编号是4859），并在那里组织抵抗网络。1943年4月，他伺机逃脱后，继续开展他的抵抗活动，特别是在独立网络（Niepodleglosc）的工作，随后还参加了华沙起义。华沙投降后，他被送到穆尔瑙（译者注：现德国的一个小镇）的军官营（Oflag）。获释后，他加入了安德斯将军（Ladislav Anders）的军队的第二军团。1945年秋，他回到波兰重新加入地下运动，组织了一个小型而高效的网络，来收集有关国家布尔什维克化的信息，并将其送给安德斯将军。他在1947年5月5日被捕，遭受酷刑，在1948年3月15日被判处三项死刑。本案中主要的指控是“为外国势力从事间谍活动”，也就是在西方的波兰军队。他于1948年5月25日被处决，直到1990年才恢复名誉。
党的领导人自己决定重大审判中的刑期。党还密切关注安全机构中所有关键岗位的任命。
所有有组织和协调的抵抗活动在1947年秋被击破。在波兰农民党（PSL）的几位领导人逃亡、WIN的第四负责人被捕后，抵抗网络不再在全国范围内活动。政治局势开始趋于稳定：经过多年疲惫不堪的战争，社会放弃了得到西方强国援助的所有希望。适应新的现实成为最高的需要，无论这个现实多么的可耻和讨人嫌。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政变，进一步加强了莫斯科对中欧和东欧的控制。波兰共产党准备好与其主要盟友社会党合并。随着经济改善和重建工作的进展，波兰人在以前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上定居引起了公众的兴趣。这些因素使共产党能够进入下一阶段：波兰的苏维埃化和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相当合乎逻辑的，MBP开始减少其人员，其工作人员和和秘密合作者（当时大约45,000人）开始减少。#（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