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黑皮书》：对波兰的恐怖镇压

触发点是与铁托的冲突，这对于中、东欧而言，起到了类似于苏联反托派斗争的作用。1948年9月初波兰出现了针对PPR总书记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a）的、对“右翼民族主义倾向的批判”。10月中旬的第一批逮捕没有触及到他的直接随从，但每个熟悉上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发生的审判的人都非常清楚，一旦基础遭到打击，最高点用不了多久也会成为受害者。

在一个广泛的镇压体制中，共产党人比其他人群承受得要少些，但他们的承受远远不能被忽视。在波兰涉及的受害者人数相对较少。为了发现一个“间谍和颠覆网络”，安全局把注意力转向了军队，尤其专注于战前就入伍的职业军官。在此情况下，MBP和军方总情报局（GZI）联合行动逮捕了数百名军官，有很多人被审判，20人被处决。哥穆尔卡也随着数百名党的各级官员被捕，而从公众舞台上消失。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全面服从党的机器的时候到了，包括安全局本身。几个安全局的高级官员发现自己也进了监狱。由于哥穆尔卡从未真正接受过审判，波兰的苏维埃化没有任何一个主要的审判作为标志，例如在布达佩斯对拉斯洛（Rajk Laszlo）的审判，或在布拉格对斯兰斯基（Rudolf Slansky）的审判（译者注：两人分别为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

安全局在1949年以后发展壮大，到1952年已经拥有大约34,000人。但是只有一小部分参与了关于“工人运动中的挑衅行为”的行动。相关工作人员都隶属于“十部”，总共只有大约100人。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贝鲁特（Boleslaw Bierut，于1948年接替了哥穆尔卡）领导的安全委员会，来处理许多与MBP和GZI组织问题有关的最重要的调查，并制定指令。

“Bezpieka”（安全局广为人知的别名）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里都无所不在，是那个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1949年夏天，当有着74,000名告密者的网络已不能满足安全局的需求时，“保护小分队”（Referat Ochrony，或RO）在所有工业企业里建立起来了。几年时间就发展出600个这样的细胞。在MBP内部，受到特别关注的是“经济保护组”里的几个分部。从1951年到1953年，大多数被捕的（每年约5,000至6,000人）受害于这个组的工作，因其拥有最大的线人网络（26,000人）。任何工业上的故障或中断会自动被认为是破坏或颠覆的结果。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公司里就有数十名工人被监禁。为帮助保护国家机构，安全局被要求对希望学习理工课程的候选人进行评估。在1952年，约有1,500人由于评估的结论而无法继续学业。

“保护和组织农业合作社”（即集体化）以及对小麦和肉类配额的控制与法令构成一个单独章节。在后一个问题上，最活跃的机构不是安全机构，而是警察和成立于1945年的“反对经济滥用和破坏活动特别委员会”。这个名字，让人想起“契卡”，把恐惧打进人们的心里。十五个地区的数千农民因未能上缴配额而被监禁。安全部队和警察根据一个具体的政治方案进行了逮捕。较富裕的农民（富农）首先被捕，即使他们已经交了配额。他们在没有审判之前先被关几个星期然后被判刑，他们的小麦、牲畜和其它财产都被没收。特别委员会也把城市人口当成猎物。大多数的判刑都是由于投机、黑市营销，又或是流氓罪──主要在1952至1954年间。该委员会的裁决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1945年至1948年，它把10,900人送去了劳改营；1949年至1952年的数字达到46,700；到1954年的总数达到了84,200。这些判决不是因为政治罪，但是所用手段的性质源自同一个迫害体系，从而影响到了农村人口和所谓的“投机者”。

安全机构的主要目标是追捕地下武装分子。目标包括前波兰农民党（PSL）武装分子、从西方回来的战士，以及战前的官员、政治干部和军官。1949年初，可疑分子的登记册被标准化为几个类别。到1953年1月，安全局有520万个人的档案，占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非法组织已经被消灭，政治审判的数量仍继续上升。囚犯数量的上升是由于各种“预防措施”的结果。因此在1950年10月， “K行动”在一天晚上就抓捕了5,000人。1952年有超过21,000人被捕。根据官方的数据，在1952年下半年，共有49,500名政治犯。甚至有关押少年政治犯的特别监狱，1953年时有2,500人在押。

在反对派被清算后，天主教会就是剩下的主要独立机构了。教会在1948年以后被盯得更紧了，是持续攻击的对象。对主教们的监禁从1950年开始。1953年9月，卡奇马雷克（Czeslaw Kaczmarek）主教受到审判并被判处12年徒刑，波兰罗马天主教教长维逊斯基（Stefan Wyszynski）也被拘禁。总共有100多位牧师被关进监狱。耶和华见证人教派的信徒被认为是美国间谍而特别被针对，在1951年，就有2,000多人被监禁。

这是一个每个人看上去都要入狱的时期：政治局成员、战前的官员（包括前总理）、将军、AK的指挥官、主教、曾与德国人作战然后又把他们的武器转向反对共产党人的游击队员、拒绝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火灾爆发的矿坑里的矿工们、因打破海报上的玻璃或在墙上涂鸦而被捕的年轻人。这个体系任何潜在的对手都被从社会中移除，全部的行动自由被剥夺。广泛恐怖的系统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向整个社会散播一种永久性的恐惧和社会原子化的感觉。

一位名叫Andrzej Staszek的政治犯描述了Wronki监狱1950年之前的状况：

结核病是战后波兰最严重的疾病……我们的监号里关了7个人。监号很小，只有8平方米，我们几乎没有活动的地方。有一天来了第八个囚犯，我们马上就注意到他有很严重的问题。他没有碗或毯子，看起来病得很重。很快就清楚了，这人患有晚期肺结核。他的身体上长满了结节性溃疡。当我看到我同屋们的惊恐，我也开始感到非常害怕……我们尽可能离他远些。但你可以想像在8平方米的牢房里，7个人想要避开第八个人的情形多么荒谬。下一顿饭送来时情况变得更糟了。那人没有碗，也没人要给他一个。我看着其他人，但没有人会接触任何人的视线或是看着那人。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所以我给了他我的盘子。我让他先吃，然后我再吃。他脸色死灰面无表情转向我（他似乎对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听到他说，“其实，我快死了……我只剩下几天了。”我说，“你吃，就当为我的健康，吃。”其他人看起来都吓坏了。然后他们开始试图像避开他一样避开我。当他吃完，我用仅有的那么一点水洗了洗盘子，再开始吃。

该系统在1953年底开始略有变化。告密者网络被废掉，监狱的条件开始有所改善，部分囚犯因健康原因被释放，被审判的人数减少，判刑变轻了。殴打和折磨变得不那么频繁了。声誉特别差的官员被解职，“十部”被拆散了，安全局的人员配额被削减。特别是当自由欧洲电台在1954年9月28日那天，开始播放由在1953年12月选择自由（叛逃）的“十部”前副部长司维阿特罗（Jozef Swiatlo）撰写的一系列报导以后，就像炸弹爆炸了一样。在几个星期内MBP进行了重组，被内政部（MSW）和另一个单独的公安委员会（KBP）取代。 MBP的部长和五位副部长中的三位被强令辞职。1953年12月，哥穆尔卡被释放，调查部（Investigations Department）的负责人罗赞斯基（Jozef Rozanski）则被关了起来。“反对经济滥用和破坏活动特别委员会”被解散。1955年1月，中央委员会谴责了“过失和错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安全局，“把自己置身于党的上面。”一些MBP的刽子手被逮捕，安全局雇用的人数再次被削减。

实际上，大多数这些变化是假的。1955年时仍有大约3万名政治犯，而当年下半年，前部长莱彻维茨（Wlodzimierz Lechowicz）被审判，他是在1948年由司维阿特罗的别动队逮捕的。直到1949年都是政治局委员的斯彼哈尔斯基（Marian Spychalski）在1950年被捕，一直在狱中被关到1956年4月都没有被提审。直到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而贝鲁特几乎在那同时逝世，之后政治镇压才真正得到了减轻。然后宣布大赦，尽管监狱里仍有1,500名政治犯。给一些曾经被判刑的人恢复了名誉。总检察长和司法部长被替换，前安全部副部长和前“十部”负责人被捕。监狱的控制权此前一直都在内政部手上，此时被移交给了司法部。由于大量的内部斗争，安全机关开始失去了方向感，一些更秘密的合作者开始退出。然而，总的战略没有变：安全部门仍然对（背景）完全相同的人感兴趣，监狱也只空了一半。数以千计的调查仍然在进行，告密者网络的人数即使在减少后仍有34,000人。广义恐怖的体系仍然发挥着作用，只是范围略小。它已经达成了它的目标：政权中最活跃的反对者已经成千地死掉，社会已经得到教训，知道等待“人民民主的捍卫者”的是怎样的命运。#（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着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大纪元》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