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帝王，在中国书法史上，也取得非凡成就。太宗从小就受翰墨薰陶，虽然半生戎马倥偬，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作书。他尤爱王羲之书法，谓之“尽善尽美”，曾下诏重金征求羲之遗墨，并自撰《王羲之传》。太宗书法深得王羲之神髓，笔划爽利，激越跌宕而又浑然天成。其所书《晋祠铭》不仅开行书于碑先河，而且也是难得之书法名碑。

太宗真、行、草、隶、飞白书，无所不能。“飞白”是一种颇难掌握的笔墨技巧，太宗飞白书尤为时人所重，大臣争得。其书法作品，流畅奔放，用笔丰满圆润，内力雄健。宋朱长文《续书断》卷上，列其书法为“妙品”，论曰：“翰墨所挥，遒劲妍逸，鸾飞凤翔，虬龙腾跃，妙之最也。”但为其文治武功所掩，后人甚少注意。

作为集大权于一身之帝王，太宗对中国书法遗产进行大规模系统蒐集、整理和总结，曾收“古今工书钟（繇）、王（羲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以书入教，唐代学校教育六个种类，书法是第五门类。科举取士，考四门功课，书法为第三门，楷书遒美，方为及格，否则，不能为官。

太宗对王羲之情有独钟。太宗下令高价求购王羲之作品，包括楷书、行书、草书。其中，《兰亭帖》，太宗不仅自己锐意临摹，还令太子诸王摩学。在他教育、影响和推动下，高宗、睿宗、玄宗、肃宗、宣宗、诸王子孙，无不学书、爱书，影响及于大臣，及于民间。

太宗为当世书法大家，其书深得羲之精华，宋张耒《宛丘集》说唐太宗“用笔精工，法度粹美，杂之二王帖中不能辨也”。《淳化阁帖》卷七误将唐太宗临《自慰帖》、《晚复帖》窜入王羲之诸帖中。

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作传论，即是《晋书》中名篇《王羲之传论》。

太宗评论王羲之字说：书法兴起于中古，远古之时书法不值一看。到钟繇、王羲之以后，大致可以说明。钟繇有美名，算得上超群卓绝，但论其尽善，或有所质疑，风格古老而缺乏新意，字体扁长超出常规，有些瑕疵。王献之虽然继承其父书风，但并无新意巧妙之处。其字势像严冬枯树，是说其线条虽有冬天之枝叉而无屈曲与舒展之生长；其像家规严厉而没吃饱之饿徒，其字徒具拘束瘦弱而无恣肆奔放英姿。兼这两点，必然是书法之弊端呀！

萧子云，在南朝梁享有名声，只能说有一定程度，而无丈夫气，虽取秃千兔之毫制成良笔，但聚不起一毫筋力；虽穷尽万谷之壳，但收敛不了半分骨肉；以这样书法传扬美名，岂非浪得虚名？

所以仔细观察古今书法家，认真研究书法作品，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者，只有王羲之！看其字，点划字法之功夫，整体章法之巧妙，像云烟弥漫、晨露凝结，笔划时断，却仍连结；像风鸟飞翔，蛟龙盘曲，字似倾斜，却又端正。把玩不觉疲倦，细看不知如何写成。内心倾慕，临摹仿效，唯王羲之而已。其馀所谓书法名家，根本不值一提！

“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知，则字无态度也；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以副毛为皮肤，副若不圆，则字无温润也。所资心副相参用，神气冲和为妙，今比重明轻，用指腕不如锋铓，用锋铓不如冲和之气，自然手腕轻虚，则锋含沉静。夫心合于气，气合于心；神，心之用也，心必静而已矣。虞安吉云：夫未解书意者，一点一画皆求像本，乃转自取拙，岂是书邪？纵放类本，体样夺真，可图其字形，未可称解笔意，此乃类乎效颦未入西施之奥室也。故其始学得其粗，未得其精，太缓者滞而无筋，太急者病而无骨，横毫侧管则钝慢而肉多，竖管直锋则干枯而露骨。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馀，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全唐文》卷十）

其大意是，书法精魂在于写字之人要有神，其神不清楚，字就没有态度；人心是字之筋骨，心如果不坚定，那字就没有劲力和健康；字之皮肤要圆润。写字要神气调和，心气相合，心要静。不明写字之意时，只是模仿原本形态，如同东施效颦。待到了悟，心动而手法均匀，中规中矩，笔体粗却有锋锐，笔画细却还茁壮，长短恰到好处，想法能和神沟通，能够同于自然，不知道如何却能写对了。

太宗留自己之书法心法于后世。

太宗《论书》

“太宗尝谓朝臣曰：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凡诸艺业，未有学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专精耳。朕少时为公子，频遭敌阵，义旗之始，乃平寇乱。执金鼓必有指挥，观其阵即知强弱。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而返击之，无不大溃。多用此致胜，朕思得其理深也。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吾之所为，皆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

其大意为：太宗和臣子对话，书法是小道，开始急不来，偶尔留心琢磨，胜过整天搁置。学本事，没有学不到者，问题是心力懈怠，不能专一而达到精深境界。我年少经历战阵，看到对方阵势就知道强弱，我用我之弱对敌之强，我之强对敌之弱，敌人攻击我之弱点，追我不过百十步，我攻击其弱点，一定会突袭冲过其军阵，从背后再反压过来攻击，敌无不大败，我想到这个道理非常深刻。我临摹古人，不学表面，只求达到其骨力，表面自然就出来了。我做事情，都先达意，所以结果自然成就。

太宗笔法深得太宗兵法武功之妙，文武相济，融会贯通，《笔法诀》可以归纳大意。在点、画、撇、竖、戈、环、波等书法基本笔法中都详细指点用力、用意之妙，如写点时一定要收敛，写好在于紧凑而厚重；写戈必须丰润，写好要迟疑而顾盼等。写字具体处理，如何巧，如何抽，如何脱，也直接讲述其书意。

在《笔意论》中，太宗谈其临摹王书心得：“夫学书者，先须知有王右军绝妙得意处，真书《乐毅论》、行书《兰亭》、草书《十七帖》，勿令有死点画，书之道也。”

太宗精于飞白书。飞白书乃是一种书写方法，相传为东汉书法家蔡邕受了修鸿都门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启发而创造。飞白书笔划有些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划突出，显现苍劲浑朴。北宋黄伯思说：“取其发丝笔迹谓之白，其势若飞举者谓之飞。”“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俱精于飞白。据《书史会要》载，“（唐）太宗善飞白，笔力遒劲，尤为一时之绝。”

唐张彦远在《法书要目》中记载一个故事。贞观十八年二月十七日（644年），太宗在玄武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并且设宴款待他们。在吃饭期间，太宗提笔写飞白书。大臣们看了十分赞赏，乘着酒兴争着从太宗手里夺取墨迹。散骑常侍刘洎跳到皇帝龙床上抢到了飞白书，其不得者纷纷指责刘洎踩了龙床，冒犯了皇上，罪该万死。

太宗笑了笑，很风趣地说：过去只听说嫔妃找藉口坐皇上和皇后车子，今天却亲眼见常侍大臣跑上皇帝龙床！

太宗赐马周飞白书见《新唐书‧马周传》。马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贞观三年，天下大旱。太宗多次率百官求雨，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得失，并提出具体意见。武将常何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正好马周漫游长安，借住府中。马周不假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向朝廷提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次日早朝，常何忐忑不安将奏疏呈给太宗。太宗看罢，极为欣赏，认为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无此神来之笔。常何告诉太宗为马周所写，并说：“马周家境贫寒，勤奋好学，尤其精通先秦诸子典籍。清高而孤傲，郁郁不得志。穷困潦倒，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住在臣家，乃当今一大奇士也。”太宗即召之，间未至，乃遣使者四辈敦趣。及谒见，与语，太宗大悦，诏直门下省。明年，拜监察御史，奉使称职。太宗以常何得人，赐帛三百段。

贞观十二年（638年），马周迁为中书舍人。太宗曾经对左右人说：我一天见不到马周就想他。当时宰相岑文本亦说马周才能堪比汉朝张良和终军，对马周之才深为敬佩。贞观十八年，马周当上中书令，兼皇太子李治老师，对李治当皇帝以后治国起到了很大作用。太宗尝以飞白书赐周曰：“鸾凤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

晋祠铭即晋祠之铭并序碑，位于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明赵涵撰《石墨镌华》云：“唐得天下后，太宗祀晋侯而为之铭。高祖起兵时，曾祷于晋侯之祠而以是报亨之。太宗制文并书，全法圣教、兰亭而纵横自如。”

晋祠为祭祀唐叔虞（周武王姬发之幼子）之祠，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太原，曾祷于此。建立唐朝后，太宗于贞观二十年（646年）重莅此祠，酬谢叔虞神恩，作铭文歌颂宗周政和唐叔虞建国策略。

晋祠铭由太宗撰文并书，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八月刻碑。此碑全文一千二百零三字，共二十八行。碑文行书体，劲秀挺拔，飞逸洒脱，骨格雄奇，刻工洗炼，可谓行书楷模。全碑之书写得心应手，生气勃勃，神采飞动，精气过人，体现一代英主之气度风采。

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开行楷书先河。历来中国人写字，只是日常生活一部分，并未获得重视。此前之书者名家亦多是天赋使然。故真正发掘书法真谛之第一人，正是唐太宗。波澜壮阔、名家辈出之大唐书法三百年盛业，由太宗拉开序幕。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