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中共召开的全国公安会议上，枫桥经验被反覆提及。
前不久，中共浙江绍兴“社会管理”探讨会上，也纪念学习推广“枫桥经验”55周年，中共政法委书记郭声琨在会上强调，要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随后，中共官媒又发表多篇文章，为广推“枫桥经验”推波助澜。
所谓“枫桥经验”来源于毛泽东时代。是1960年代浙江枫桥区发明的一种发动群众来“监控、改造”“阶级敌人”的做法，宣称“十个人包夹改造一个人，矛盾不上交、社会改造”。
1963年11月，毛泽东亲自批示，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这种群众专政的方式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被频繁使用，大批基层官员和所谓有地、富、反、坏等四类分子被迫害致死或自杀身亡。
1978年中共“改革开放”后，“枫桥经验”一度被冷落，但90年代，中共领导层开始重提“枫桥经验”。从早期的“四类分子”，到后来的各类“不稳定因素”，90年代，中共又由“枫桥经验”发展出维稳体制中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包括朝阳群众、红袖章大妈、网格治理员，网评员（五毛）等等。
2013年，在纪念“枫桥经验”50周年期间，中共高层批示要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
中共为何突然再捧“枫桥经验”？根本原因就是，近年来，中共权力越来越不稳，面对中国经济下行，民怨增加，在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以当年文革那一套“枫桥模式”，发动“群众斗群众”，让民众互相监督，人人为敌，可以达到强化对社会控制的目地，又节省维稳财力，一举二得。
如中国独立作家胡平所说，枫桥经验反映了中共的根本属性，它同时揭示了共产极权制度的基本特点，那就是对一个人进行全方面的控制—包括其思想和灵魂。
如今中美贸易战如火如荼，天象正在大变。中共政权陷入外患内忧的困境之下，不得已欲再次使用历史符号重塑其威信。种种迹象表明，中共末日已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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