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传】之九：“王霸杂用” 制度焕然

历史上很多人对汉武帝有很高的赞誉，其中唐代着名大臣虞世南有一段论述非常有名：“汉武承六世之业，海内殷富，又有高人之资，故能总揽英雄，驾御豪杰，内兴礼乐，外开边境，制度宪章，焕然可述。”几乎将汉武帝的一生功绩做了精采概括。

我们在前面几集谈到了关于汉武帝的生活时代、进取精神，还有他唯才是举、镇抚四夷的举措，那么虞世南评价的“制度宪章，焕然可述”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汉武帝在军事上平定四夷的同时，也在政治制度上推行变革，为大一统进行着准备。这一集我们就来了解下，汉武帝在内政方面做了哪些重大调整，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大家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后，废除西周以来的分封制，改为推行郡县制。但是汉高祖刘邦为了获得广泛的支持，与项羽抗衡，分封了不少异性诸侯。因而西汉建立后，国家实行的是郡县制和分封制相结合的制度。但是呢，刘邦对异性诸侯心生猜忌，在一个个清除的同时，又大封刘姓诸侯王，以此巩固汉家天下。

分封制虽然能够起到拱卫皇权的作用，但是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对中央政权自然也构成了强大的威胁。诸侯王们有的实力强大，僭越等级有如天子；有的违法乱纪，甚至公开叛乱。汉武帝之前的皇帝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主张削弱王侯势力，加强皇权。汉景帝时期，晁错提出“削藩”，缩减诸侯封地，却激化了诸侯与天子之间的矛盾，引发“七国之乱”。虽然叛乱被平息，但各诸侯国的势力依然不可小觑。

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实现大一统的宏伟目标，必须加强中央集权，而如何不引发动荡又能削弱各诸侯的势力，就成了重要议题。此时，汉武帝不拘一格重用的贤才就派上了用场，通过公车上书被破格选拔的主父偃，就给汉武帝出了一个主意，即推行“推恩令”。

主父偃是这么讲的：“现在诸侯王的子弟多达十几位，但是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王位，其他子弟都没有封地，这样一来，仁孝之道就不能宣扬。希望陛下命诸侯王‘推恩’，把土地也分给其他子弟，让他们成为‘侯’。这样人人都能受到皇帝的恩德，皆大欢喜，但实际上却不动声色分割了诸侯封地，诸侯王的力量也就会渐渐衰弱。”

因而，“推恩令”的主要内容是：诸侯王将王位传给嫡长子继承，还可以用“推恩”的形式，也就是广布恩惠，让其他儿子也能在本侯国内分封。

这道诏令颁布后，梁王刘襄和城阳王刘延率先上书请求推恩，汉武帝下诏批准。其他诸侯王也相继上书，请求朝廷允许推恩。《汉书》记载，元朔二年（前127年），自“推恩令”颁布后，河间王国先后分成了十一个侯国，淄川王国分成了六个侯国，赵王国分为十三个侯国。其它诸侯国也都分成了若干侯国。诸侯国的封地越来越小，大国不过十几座城，小国只有几十里，不仅能够向朝廷交纳贡赋，也足够供养祭祀，仍然起到辅佐中央政府的作用。最重要的是，王侯的力量已经不足以威胁到天子了。

按照推恩制度，新的侯国也脱离了原来王国的限制，地域独立，受当地郡县官吏的管辖。也就是说，“推恩令”的实行，使原来独立的地方王国，自动地将权力上交给了中央朝廷。此后，地方的王与侯仅仅享受物质上的特权，即享用自己封地的租税，但是没有了以前的政治特权。

之后，诸侯王中势力最大、威望最高的淮南王刘安被告谋反，汉武帝派人查办，最终刘安自杀。之后，与之有牵连的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建亦自杀。汉武帝便废除了他们的封国，设立为郡，并派官吏管辖。

除此之外，为了进一步限制诸侯，汉武帝还颁布了附益法、阿党法，即与诸侯们勾结、为他们谋求利益者都要受到严惩。如此，官员和士人都远离了诸侯，使他们无法坐大。诸侯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逐渐消除。

汉武帝的朝廷组织结构，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那就是中朝（内朝）的设置，形成了中外朝并存的局面。内朝，是侍中、尚书等官员组成的决策机构，能够随侍皇帝左右并在宫里办公；外朝，就是由丞相率领的三公九卿组成的文武官员体系。增设内朝，主要是出于抑制汉初以来丞相权力过大而做出的变革。

汉朝惠帝、文帝、景帝时期的丞相，大多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继任的皇帝属于他们的子侄辈，因此丞相的地位很高。比如皇帝和丞相在外碰面，丞相行礼后，皇帝要下车还礼再上车，礼官还要说“皇帝为丞相下舆”。如果在室内，丞相站起来了，皇帝也要站起来再坐下，礼官也要说一声“皇帝为丞相起”。

而且，丞相位列三公之首，下设十二曹，有专门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文武百官，可以说权力非常大，皇帝都不便随意过问政事。比如那个“萧规曹随”的曹参当丞相时，基本不处理政务，有官员来求见他，他就把人家给灌醉，让对方没有机会说话。当时的汉惠帝就让曹参的儿子去问他，怎么天天喝酒，也不向皇帝请示政务，不担心天下安危呢？还特意嘱咐他，不要讲是皇帝让他问的。结果他儿子被打了一顿，惠帝只好亲自出面问话，曹参这才说：“先帝和萧何定天下、明法令，现在陛下只需垂拱、臣子守职就可以了。”惠帝听了后大加称赞。这说明，皇帝很多时候要听从丞相的执政理念。

汉武帝即位后，先后有两位贵戚窦婴、田蚡做丞相。特别是田蚡很骄横，汇报政务时滔滔不绝，大肆推荐官员，提出的建议皇帝都要听从，还要求将官府的地拿来扩建私宅。鉴于这种情况，汉武帝开始有意削减相权，取消了丞相的“除吏权”，并改变列侯拜相的传统。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任用平民出身的老儒生公孙弘做丞相，之后再封他做平津侯，改变皇权旁落的局面。

同时，汉武帝为实现其雄才大略，设立了特殊的内朝，汇集一批有才之士，辅佐自己实现大一统的志向。主要方式是，当皇帝和外朝大臣在政见上有分歧时，内朝官员便出面与外朝辩论，从而推行皇帝的执政理念。比如在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取河南地，内朝的主父偃就提议修筑朔方城，帮助运输物资，还能开拓国土，认为这是消灭匈奴的根本。汉武帝就让公卿大臣们讨论，丞相公孙弘等人都反对。于是同为内朝的朱买臣出面诘问群臣，终于驳倒众议，顺利设置了朔方郡。

那么内朝的组成结构是怎样的呢？它主要从郎中令和少府中选拔出大夫、中大夫、中郎、侍中、尚书等官员。郎中令的官员有议政、掌管车马、主持礼仪等职务；少府主要负责皇帝的后勤事务。内朝官员在皇帝身边，就变成了皇帝的亲信，或者是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官员。比较着名的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主父偃、东方朔、枚皋，就做过郎中、中大夫、郎这类官员。而像卫青、霍去病，在成为大将军前也在内朝供职。他们就像是天子的宾客一样，参与谋议国事。

在处理政务方面，由少府以下的尚书负责。汉武帝成立尚书台，扩大尚书权力，选用儒生任职，处理国家重大事务，取代了部分相权，并直接向皇帝负责。到汉武帝以后，内朝权力继续扩大，逐步取代外朝的职权。

汉武帝对政治制度的又一大变革，就是加强并完善了监察体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在朝廷增设监察官司直和司隶校尉，强化对文武百官的监察和京城的治安；第二，在地方设置十三州刺史部，加强对地方和诸侯国的监察。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汉武帝的这些举措。

在西汉初年，监察工作主要由丞相和御史大夫负责。丞相权力很大，兼具监察百官的职能，御史大夫的设立继承秦制，主要起到辅佐丞相的作用。而历代帝王奉行无为而治，因而针对地方的监察没有完备的体系，通常由丞相行使监察权，派遣临时官员督察各郡国。

元狩五年（前118年），汉武帝在丞相下设置“司直”一职，辅佐检举违法之人。汉武帝晚年，鉴于巫蛊之案，于征和四年（前89年）创设司隶校尉，能够带着皇帝赐予的符节领兵督察王公贵族。在巫蛊之案后，撤销司隶校尉的领兵权，改为持节监察京畿地区的治安。司隶校尉的权位不高，却直属皇帝、直接受皇帝命令，因而这种特殊身分具有较为独立的监察权。

汉武帝的另一个创举，就是设置十三刺史部，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将全国分成了十三个监察区，每个区叫做部，每部派出一名刺史，京城附近的七郡归为一个区，仍由司隶校尉负责，其它十二个州都由“刺史”负责。

刺史在六个方面对地方进行监督，即“以六条问事”：一是豪强占田超过了限制数量，而且恃强凌弱；二是郡守不遵守诏书、法令，欺压百姓，横行地方，贪污腐败；三是郡守审判案件不体恤百姓，草菅人命，随意赏罚，被百姓所嫉恨；四是选拔任命官吏不公平，排斥贤能之人，任用小人做官；五是郡守的子弟们仗势欺人，郡守也为子弟向下属求情，使下属枉法办事；六是郡守不忠于皇帝，而是和地方的豪强们勾结，搞权钱交易，损害国家利益。

刺史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防止郡守和地方的豪强们相互勾结，对抗中央，重现原来同姓王犯上作乱的局面。同时，刺史也要负责向中央推荐他们认为有才干的官吏，对于政绩不好的还有权罢免。

刺史的地位在当时是相当高的，相当于钦差大臣，而且是长年任职的，在地方还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就“刺史”名字本身来说，“刺”即是刺举，也就是侦视不法，“史”是指皇帝派出的使者。汉武帝在监察方面的三大举措，大大强化皇帝对百官和地方的监察力度，也为后世所承袭。

豪强横行、诸侯强大和匈奴犯边，是阻碍汉武帝实现大一统目标的三大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初，董仲舒给汉武帝提的建议之一就是抑制豪强势力。

豪强包括大地主、大商人以及依附他们的门客、类似于黑社会的游侠等，也常常被叫做豪门、豪右等。文景之治时，由于朝廷遵循黄老学说无为治国，导致“（法）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也就是说，这些强势集团越发肆无忌惮。

换言之，汉武帝之所以要打击他们，就是因为他们依仗雄厚的经济实力，与不法官吏勾结，兼并土地，欺压百姓，妨碍中央政令的推行。对此，汉武帝采取的一个措施，就是将豪强、豪族迁往茂陵地区。

建元二年（前139年），汉武帝修筑茂陵，并作邑置县。茂陵县地广物博，但是人烟稀少。所以在第二年，汉武帝下令，将拥有财产二十万、田地二顷的豪族迁徙到茂陵县居住。到了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提出建议：“茂陵县刚建立，可以把天下豪杰兼并之家、聚众作乱之人都迁徙到茂陵去。这样既能充实京师，又能消除奸猾之徒，不通过诛杀的办法就能让豪强祸乱自动解除。”汉武帝采纳这个建议，又把家财在三百万以上的豪强都迁往茂陵地区。

对待罪行累累的豪强，汉武帝也是毫不留情地惩处，维护法度。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游侠郭解也是被迁徙的人之一。其实他的财产没有达到标准，却被当地官吏建议迁徙，理由是他个人的影响力，远远超过那些富有的豪强。那么郭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史载，郭解年轻时为人阴险狠毒，杀了很多人，又不惜自己的性命为朋友报仇，后事发亡命，以抢劫、私铸钱币、盗掘坟墓为生；年纪大后，虽然表面上成为社会贤达、乐善好施，但本性并未真正改变。

郭解的侠气赢得很多人心，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私下保护他，或者帮他杀人泄愤。比如郭解的侄子杀了那个要他迁徙的官员，官员家人上京告状，却莫名其妙被人杀了。汉武帝就下令捉拿郭解，郭解一路逃跑，却有很多人帮助他。在轵县，有个儒生陪同来查案的使者聊天，有一个郭解的门客盛赞郭解，儒生回应：“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这个门客听到这话，就将儒生杀死，割了他的舌头。

正因为郭解罪行累累，他的门客又滥施暴力，最终郭解自食其果，被判大逆不道之罪而诛。

此外，汉武帝还重用执法严苛的官吏打击豪强。汉武帝治理国家，宽猛相济，王霸杂用。由于汉初政简刑宽，以至于豪强横行，不法之徒难受约束，因而汉武帝要采取较为强硬的措施。在史书中，汉武帝时期的“酷吏”在整个西汉占了绝大比例，这些官吏以张汤、赵禹等人为代表。他们主要的职责就是不畏强权，用严酷的刑律惩治不法的诸侯贵族、豪强富贾之辈。有些人处事过于严苛，但是他们在打击豪强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最终，在汉武帝的严厉打击下，豪强势力走向衰弱。

无疑，无论是“推恩令”还是设置刺史，包括收相权、抑制豪强，都是汉武帝变古创制之举，而这些举措为实现其宏伟的大一统理想同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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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大纪元》

（责任编辑：李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