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写作班网络授课如期举行，着名大陆作家阎连科给学生们上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经此疫劫，让我们成为有记性的人”，专门论述了个人记忆对于保存和守护历史真相的重要性。阎连科自称他讲的是“课外话”，但读来却人以振聋发聩之感。
课一开始，阎连科先回忆了自己的童年。
他说，小时候，当他连续把同样的错误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会把他叫到他们面前去，用手指着他的额头问：
“你有记性吗？！”
当他把语文课读了多遍还不能背诵时，老师会让他在课堂上站起来，当众质问到：
“你有记性吗？！”
那么什么是“记性”，什么又是 “记忆”呢？
阎连科说：“记性是记忆的土壤，记忆是这土壤上的生长和延伸。拥有记性和记忆，是我们人类与动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别。是我们成长、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为，许多时候它比吃饭、穿衣、呼吸更重要。因为当我们失去记性、记忆时，我们会失去做饭、耕地的工具和技能；会一夜醒来，忘记衣服放在哪儿了；会确真以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着好看得多。”
在阎连科看来，没有记性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愿意把他们踩成啥样儿，由那只皮鞋的牙痕说了算；
没有记忆的人，从本质上说，就是和过去生命割断的木头和板材，它们的未来是什么物形和东西，由锯子和斧头说了算。
如果说拥有记忆是人与动物、植物的根本差别，那么记忆对于将要从事写作的人来说就更重要了。阎连科告诉自己的学生：“在巨大的时代洪流中，个人记忆往往被视为是时代多馀的泡沫、浪花和喧嚣，会被时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边去；会让它无声、无言如同从未存在过，从而在一个车轮流水的时代过去时，巨大的遗忘到来了。有灵魂的血肉没有了。一切都安泰静好了，能够撬动地球那个小而有小的真实支点不在了。如此着，历史就成了无依无据的传说、遗忘和想像。从这个角度说，我们长有记性，拥有个人不被改变、磨灭的记忆，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是讲一点真话最低的真实和证据。尤其我们写作班的同学们，我们绝多都注定是要一生用记忆来写作、求真、活着的人，如果有一天，连我们都没有了那点儿可怜的真实和记忆，那么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没有个人和历史的真实和真相？”
可记性和记忆尽管如此重要，但中国人的记性和记忆却可悲的被抹去、挖走了！
接下来阎连科回顾了这段延续至今的历史。他说：“在我们的人生里，在我们所处的历史和现实中，无论是个体或家庭，还是社会、时代、国家的悲劫和灾难，为什么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呢？为什么历史、时代的坑陷和悲劫，总是由我们成千上万百姓的死亡和生命来承担和填补？在诸多、诸多我们不知道、不追问、不让追问就不问的因素里，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千千万万的百姓或蝼蚁——我们自己太没记性了。我们的个人记忆被规划、取代和抹杀了。我们总是人家让记住什么的就记什么，让遗忘什么的就忘什么；让沉默时沉默，让歌唱时歌唱。个人记忆成了时代的工具，集体和国家记忆成了个人失忆或记住的分配和承包。试想一下，我们不去讨论那些已经更换了封面、书号的历史和久远，单是最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们一样，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经过、记得的几乎是举国之灾的艾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到底是人祸之灾难，还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样的人类还难以抗逆的天谴之劫难？在前者的举国之灾里，人为的因素为什么又几乎如出一辙呢？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导演将同一悲剧的再次复排和出演，作为我们这些如尘埃一样的人，我们既不能追问导演是谁，也没有专业知识去还原编剧的念想、构思和创作。那么当我们再次站在复排的死亡之剧面前时，我们至少可以问一问，属于我们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记忆去哪了？”
在阎连科看来，眼下，新冠肺炎这场举国、举世之灾难还没有真正被控制，传染还远远没有过去和消失。然而，一边尸骨未寒的哭声还未落下去，另一边，凯歌在即，英明、伟大的呼声已经响起来。“自新冠肺炎一步一步地走进我们的生活始，到今天，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因为新冠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医院是多少，死在医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还未来及去调查、叩问这一些。也甚至，这样的调查和叩问，会随着时间的移去而终结，而永远是个迷。是我们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让新冠肺炎成为“留给后人的一笔忆之无据的生死糊涂册”呢？就这一点而论，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可以说特别重要。用阎连科的话讲：“实在说，我们拥有个人的记性和记忆，即便不会改变世界和现实，那么至少在面对统一、规划的真实时，我们也会在心里呢喃到：‘情况不是这样啊！’至少在新冠肺炎的拐点真正到来时，在巨大、欢庆胜利的锣鼓中，我们还能听到、记住那些来自个体、家庭、边缘的哀嚎和哭泣。”
阎连科还说：“个人记忆改变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让我们拥有真实的内心。
“个人记忆不一定能成为改变现实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谎言到来时，帮助我们在心里打出一个问号来。至少说，某一天又有大跃进、大炼钢铁的时代了，我们相信沙子炼不成铁、亩产不能达到十万斤，是人类最基本的常识之常识，而非意识创造物质、空气生产粮食的奇迹吧。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样的革命了，我们能保证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进监狱和断头台。”
接着，阎连科举了方方的例子。他说：“试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汉，没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记录，没有方方用文字写下她个人的记忆和感受，没有成千上万如方方那样的人，通过手机传递给我们的生死哭唤和呼救声，那么我们会听到一些什么呢？会看到一些什么呢？”
最后，阎连科对听课的学生提出了诚挚的希望：
“同学们，我们都是文科生，我们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语言去和现实、记忆打交道的人。于记忆言，我们不说成千上万的个人记忆，就是集体记忆、国家记忆和民族记忆那样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历史上，国家记忆、集体记忆总是覆盖、改变着我们个人的记性与记忆。在今天，就现在，新冠肺炎还远远没有凝结为记忆时，而我们的身边和四周，都已经开始响起高歌宏嗓、大肆欢庆的锣鼓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希望同学们、希望我们经过了新冠肺炎劫难的人，经由此一劫，都能成为长有记性的人；能让记性生出记忆的人。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在可预知的不久后，在锣鼓喧天、诗文横飞，开始喧天闹地地歌颂打赢了新冠肺炎这场国家战争的胜利时，希望我们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写作者，而仅仅是拥有个人记忆的实实在在的人。在铺天盖地的盛大演出到来时，希望我们不是舞台上的演员和朗诵者，不是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远处，默默看着演出而眼含热泪的一个柔弱无奈的人。我们的才华、勇气和心力，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方方那样的写作者，那么至少在猜忌、嘲讽方方的人群里，要没有我们的身影和声音。在最终要回归、到来的静好盛世里，在海洋般的歌声中，面对新冠肺炎的根起和蔓延，如果我们不能把疑问大声说出来，而小声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气；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说和忘记，则不仅是野蛮的，而且是更为野蛮、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样的吹哨人，就让我们做一个听见哨音的人。
“不能大声地讲，就做一个耳语者；不能做一个耳语者，就做一个有记性、记忆的沉默者。让我们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的缘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将到来的被称为战争胜利的万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边去，成为一个心里有坟墓的人；有记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这种记性生成个人记忆传递给后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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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供/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