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不仅是一位军事将领，同时也是一位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在山西流行的瘟疫中，他此前对山西农村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率先设立的防疫总局都对这场瘟疫的防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1917年山西省发生瘟疫的时候，当时的中国处于这样一种背景状况之下。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总统以后，因为加紧推动中央集权化的政策，因而遭遇到了各地的抵制。虽然袁世凯有恢复帝制的野心，但由于遭到了里里外外的反对而开始放慢了步伐。
而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一直到蒋介石领导着国军努力实现重新统一的过程中，中华民国始终存在着既有中央政府，又有地方上以军事实力为背景实行割据的地方政权。同时还有中共的赤匪在进行着土匪式的掠夺的这样一种状况。因此中国一直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而就在这极不安定的混乱中，1917年秋天，以山西省为中心发生了一场死了大约16000馀人的瘟疫。当时山西省的政治实权完全掌握在阎锡山的手中。阎锡山出身于山西省的五台县，后来进了山西武备学堂，在清政府派遣留学生去日本时，他作为留学生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阎锡山在日本留学期间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因而参加了中国同盟会。他在以清朝灭亡为契机的辛亥革命中，率军参加了山西省的革命派，后来成了山西省的都督，从而掌握了山西省的实权。
当时阎锡山统治山西省的原则是，既与中央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又全力以赴来谋取山西的安定和发展、阎锡山在努力振兴实业的同时，也花大力去消灭吸食鸦片、缠足以及男子辫发等旧的习俗。
当时阎锡山在政治上采用的做法就是，自己不去干涉其他省，从而换来其他省也不来干涉自己。当时这种做法被称为“山西门罗主义”。而阎锡山的这些做法，也确实使山西获得了一个时期的安定。
不过就在阎锡山大力推进上述政策时在山西省发生了瘟疫。当时阎锡山采取的做法是，他首先于1918年1月在山西省全境率先设立了防疫总局，而在其下也设立了相应的防疫分局或防疫分站，同时他还从美国大力招募医生，以此来加强防疫。
当时阎锡山对此所进行的具体做法是，以预防为主，同时将染疫的病人隔离起来。不过在当时的状况下，可以说，这种做法只有在阎锡山治理下的山西省才首先有了实现的可能。这是因为要推进这种做法，只有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介入当地民众的生活才能得到贯彻。
阎锡山当时针对治理山西所提出的原则是“保境安民”，即排除来自外部对山西省的干涉，以此来保持山西民众的生活安宁。在这种想法的指导下，阎锡山对当时农村的村落秩序进行了重组。
其具体做法是，将村落作为自治的基本单位，而由村民们所选出的“村长副”和“闾长”被置于行政的末端位置。不过这种做法的摹本应该还是来自于当时日本的地方行政制度。这跟阎锡山去日本留过学有着很大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阎锡山将防疫这个概念提升到“公众卫生”中一个及其重要的位置。
毋庸置疑，阎锡山对山西农村的秩序所进行的重组以及率先设立防疫总局，对其后的山西防疫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