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之晚矣!她为中共当特务 造孽祸及子孙

2020年05月23日私密档案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里写到,傅作义虽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身边有共产党的人,包括他的女儿,就是中共秘密党员。毛特地指定傅作义的女儿与傅同住,对傅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原来毛泽东的超人本事,不过是派遣特务打入敌人内部而已。
张戎调查到:“蒋介石对这些情况并非全不知情,但未采取任何行动”。为什么?因为蒋介石是遵循中国传统礼教的,对他母亲十分孝敬,连他母亲的忌日,都不管他在哪里,不管他在做什么,哪怕正在开重要的军事会议,也要去母亲像前默哀。而毛泽东在母亲病重之时却离家再不回头,并对他母亲说,希望在他心中留下母亲的完美形象。这简直是在拿刀戳母亲的心,加速母亲的死亡。
从蒋介石对母亲的孝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大孝子,他怎么能想像到女儿背叛父亲、出卖父亲呢?但是傅作义的长女傅冬(原名傅冬菊)一加入了共产党,就党性胜过人性。
1946年国共谈判破裂,中共的生存发生危机,急需了解蒋介石的全面部署,傅作义将军当时是华北地区的最高指挥官,经常去南京开会,从他入手无疑是唯一的办法。24岁的傅冬接受了党组织布置的任务,回北平“看望父亲”,准备窃取傅作义寝室保险柜里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虽然傅作义开保险柜从不回避女儿,傅冬也知道保险柜的密码,但保险柜的钥匙,装在父亲的上衣口袋里,白天不离身,晚上放在枕头下。
为了拿到这把钥匙,傅冬把脑筋动到同父异母的五岁小弟弟身上,她买了几块价格昂贵的巧克力糖和小弟弟做了一笔交易,让他从父亲上衣口袋取出钥匙交给她。傅作义下班回家,得宠的小儿子爬到爸爸怀里,撒娇要爸爸讲故事,并乘机拿走爸爸上衣口袋里的钥匙,交给了大姐傅冬。
就在傅作义又去开会时,傅冬进了父亲的卧室,用密码和钥匙打开保险柜,拿起照相机,将最重要的军事材料拍摄下来。随后,把钥匙还给小弟弟,让他放回父亲的上衣口袋。任务完成后,傅冬又送他几块巧克力,并让弟弟拉勾发誓,保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党中央很快得到这个胶卷,中共称之为“这是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傅冬出卖了父亲,也出卖了国民政府。
傅作义对共产党并无幻想,他曾公开说共产党会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后来,中共军队逼近北京时,是否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感和现实状况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痛苦到“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而傅冬不但无动于衷、毫无罪恶感,而且着急催促父亲赶快向共党投降。
这种不仁不义不忠不孝的事情,在中共建政以后的无数运动中屡屡发生,到文革期间更是达到顶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是最典型的一个。其父薄一波对朋友说:“江青一宣布我是叛徒,连我儿子小熙来也给我一顿铁拳,把我打得眼前一黑摔倒在地上,这个狠小子,又照前胸踏了我几脚,当时就有三根肋骨被踹断,看他这个六亲不认,手毒心狠连他爹都往死里整的样子,这小子真正是我们党未来的接班人的好材料。今后肯定会有大出息。”
虽然傅作义的女儿没有把父亲的肋骨踹断,但她当内鬼给父亲精神造成的痛苦却是骇人听闻的。1948年10月,傅看到大势已去,便密电毛求和。由于女儿的出卖,毛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自然不理。相反,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的形象,11月,毛令林彪率130万大军入关,直逼京津。毛说,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这员名将。直到中共打下天津后,毛认为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已确立,所以才正式接受傅的求和,此时又死去了数万人的生命。
1895年6月27日出生的傅作义,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79岁。33年后,2007年7月2日,他的长女傅冬也在北京医院去世,终年83岁。
傅作义去世后,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傅冬住的是二十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只有布面沙发等简单家俱。虽说顶着“离休干部”的名义退休,但她和共产党那些真正得实惠的“离休干部”相比,什么也没有。她一直病病疡疡,有限的那点退休金除了大量开销用于吃药,还要支付保姆的工资。去世的前几年,中共拍拍脑袋要房改,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人员几次向她催要房款,她竟拿不出钱来买房。
事实上,傅作义在中共建政初期,把自己的多处房产都捐献给了“国家”,到他的女儿风烛残年时,党不但不考虑退回一处房产或拨出房子给这位“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让她安身,反而在她病情很重、急需专家医治时,被北京医院拒绝住进高干病房,理由是“资格不够”,只有副部级以上人员才可以享受这待遇。对于中共来说,“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应该比所有的副部级党官的功劳要大的多,但是她的利用率早已经是零,党也早已把她遗弃了。
傅冬,应该叫她傅冬菊,这才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年轻时,对共产党着魔的傅冬菊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背叛了疼爱自己的父亲和国家,成为共产党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傅冬菊临终那年是2007年,此时她已经卧床两年多,贫困交加,当年平津战役时期求她办事的许多人早已在中共里身居高位,还有不少是家属子女在西方民主国家享受赃款的裸官,哪个人说句话都能够改变她的处境,但直到临终也没有人去看望她。
她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她说现在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她还说,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已经为时太晚。
到了晚年,身体每况愈下、多次被报病危的傅冬菊,没有资格住高干病房,只能住“特需病房”,这种病房只要付钱,是个人就能住,每天住宿费400元,护理费自己出,两个护理员每天12小时一换班,每个护理员每月工资数千元。
只有退休金的傅冬菊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她的人因为嫌付的钱少,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后来又找了几个干护理的,开口要价月薪5000元,两个护理员每月工资要支付一万元,傅冬菊及其家人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组织”理也不理,任她自生自灭。
最后,躺在病榻上的傅冬菊已经不能说话了,在2007年7月2日,党的生日的第二天,她终于解决了一切烦恼。
傅冬菊坚决听党的话,执行党的命令,背叛了父亲和国家,不但自己下场凄凉,而且还殃及后代。她的女儿80年代赴美留学时,经济上困难重重,并被有几个小钱的刘姓台商耍弄至堕胎,堕胎费都不给,并不理不问,使她更陷入窘境。此时看在傅作义面子上帮助他外孙女的不是中共,而是1949年前逃出中国大陆的国民党人。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