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政权里，周恩来是唯一的跟毛氏奉陪到底，周旋到死的人。
后世的人对于周恩来能够跟反覆无常、老谋深算而又怀疑成狂的毛泽东共事到头，没有像王明、博古、李立三、张闻天、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们那样遭受不测之祸很不理解。周恩来能跟毛泽东长期相安无事，真要叹为观止了。谁都没有像周恩来那样善于变化、善于生存。
当然，也不乏人指责周恩来为当代儒家的总代表，为政治机会主义的典范，出卖良心，助桀为虐，为毛泽东翻云覆雨、祸国殃民的帮凶，而在毛泽东面前愚忠到了奴颜婢膝的地步。这些指责自然不是空穴来风。
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一八九八年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书香世家，或称为大官僚地主家庭。一九一七年留学日本。一九二Ｏ年随“勤工俭学团”赴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组织中共旅欧支部，属下的成员有邓小平、李富春、蔡和森、陈毅、聂荣臻、李维汉、刘伯承等。后来都成为中共的极为重要政界人物、军事将领，亦是他在党内的权力基础。一九二二年，他在德国柏林介绍朱德入党。一九二四年回国。时值国共两党合作，周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军校教官叶剑英结为莫逆之交。一九二六年起，出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开始执掌中共军事指挥权，成为中共早期的实权派人物。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跟朱德拉拢贺龙一起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南昌起义，成为中共红军的创始人。中共后来把“八一”定为建军节，它比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时间上早了一个多月。
周、毛结怨在井岗山上。井岗山根据地是毛泽东秋收起义农军创建的。第二年，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广东、湘南后，上了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其时毛泽东尚是中共一名地方领导人，武装割据湘赣边境的山区，却拒不执行设在上海的党中央的指令，接受中共中央的指挥。实际上是抗拒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的领导。一九三Ｏ年，中共中央即开始派人到井岗山主持工作。一九三一年，周恩来上了井岗山，挟莫斯科共产国际之重威，与朱德、陈毅、张闻天、彭德怀一起，解除了毛泽东军事指挥权，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并在“富田事件”中，还差点被抓起来“执行革命纪律”即枪决，是彭德怀挺身而出救下他的命。
在井岗山上三次整肃毛泽东的人，为首的便是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加上朱德、陈毅、彭德怀等。毛泽东深恨着周恩来。周恩来喝过洋墨水，自己却是个土包子；周恩来为人谦和，有涵养，广结善缘；自己却性情暴躁，拗脾气，四面树敌；周恩来深获共产国际的信赖，自己却被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所不齿；周恩来的所有长处，正好都是他的短处。周恩来是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头号克星。工农红军在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的指挥下，于一九三四年初的“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失败，决定撤离井岗山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实为一次军事大溃退、大逃亡。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政治局于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检讨了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苏俄顾问李德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然保住了负总责的军委主席的职务，而由毛泽东做他的军事助手。这便是中共党史上引为骄傲并极力推崇的“遵义会议”。后来的中共党史谎称此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是对周恩来、朱德的恶意贬低，是迎合吹捧毛泽东的需要，篡改了史实。
周、毛权力易位，发生于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重组中央军委会，毛泽东才成为军委主席。其时周恩来正奉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之命，代表中共赴西安，全力投入西安事变的处理而无暇他顾，毛泽东趁虚而入，致使周恩来的中央军委主席被毛泽东夺去，而周恩来则被降格为副主席。此后，他基本上脱离了中共军事领导岗位，离开了延安，而成为一名谈判代表，长期斡旋于重庆国民政府和各民主党派。他在大后方积极网罗人才，把大批知识精英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然后保送到延安接受“革命洗礼”。这些知识精英，后来大部分成为他主理的中共国务院的高级骨干。
周恩来能适应时势，转换自己的位置，全力拥戴毛泽东。加上其时毛泽东羽翼未丰，言行尚知收敛，举止也未放肆。在布置自己的亲信骨干大量入主党、政、军各个领域的同时，尽量表现得谦和、虚心、团结、纳谏。周恩来自然是他需要团结、借重的人物之一。
周恩来受制于毛泽东，应当说是从一九四二年毛氏发动“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那时，毛泽东已经为获取中共最高领导地位作好了组织和理论准备。毛氏已经与中共的另一名领袖刘少奇结成了神圣的同盟，而由刘少奇提出了“毛泽东思想”一词，提出了“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全军工作的指针”。“延安整风”的目的是：彻底清除王明、张国焘两大派系在中共党内、军内的势力，稍后的目标是压服周恩来俯首称臣。毛泽东之所以不能利用“延安整风”一并清除掉周恩来，是在于周氏在中共党内、军内有着难以动摇的基础。周氏是中共军队的创始人，其亲信部属如陈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等，皆是军中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他还是朱德总司令的入党介绍人。且周氏为人甚具亲和力，在党内、军内都有着毛泽东无可取代的影响力。毛泽东虽然结记着旧夕的怨恨，也只好强吞下这枚苦果了。
一九四三、四四两年，长驻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多次被召回延安作检讨，令其划清历史上与王明路线的界限。周恩来检讨过关后，在一九四五年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他参与了由刘少奇带头发起的造神运动，尊毛泽东为全党全军全国的伟大领袖。周氏在大会发言中高呼了“毛主席万岁”、“永远跟着毛泽东同志前进”！尽管当时大多数代表听了还不习惯，觉得十分肉麻、刺耳，可周恩来却是安之若素。由此，他却保住了自己在中共党内军内的领袖地位。在毛、刘、朱、周的党中央中，他排行第四，却仍是四巨头之一。
一九四五年夏秋之间，由于美国友人赫尔利的热心撮合，毛泽东亲赴重庆跟蒋介石和谈，周恩来做为毛泽东谈判副手，对毛泽东极尽关心爱戴之能事，如在宴会上代毛氏喝酒，代毛氏试尝食物等等，有人认为到了做戏的地步。毛泽东心里倒是十分受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政北京，周恩来出任国务院总理，做了毛泽东手下的“宰相”，或可称之为“政治贤媳妇”。
但是，毛泽东坐上了高于一切、大于一切、君临一切的帝王宝座之后，却不能忘怀历史上的怨怨旧恨。中共领袖们遵循斗争哲学，几乎个个喜欢记恨。不管周恩来如何表现出忠心耿耿、谦恭谨慎、任劳任怨的诚心，但毛泽东却处心积虑地不时给他小鞋穿，让他在国务会议上做检讨，并力图藉机会迫他辞职。
一九五三年底至一九五四年初，毛泽东曾经授意高岗开展“倒周”活动，并许诺日后将其升任为国务院总理。高岗野心勃勃，自持有毛泽东的支持，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倒周活动。但其时中共霸业初定，中共其他领袖如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董必武、邓小平等人，都希望高层团结稳定。高岗倒周不成，大家反将矛头对准了高岗。关键时刻，毛泽东撒手，出卖了高岗。这是高岗不久即自杀的真正原因。经历了“高、饶事件”，周恩来不露痕迹地巩固了自己的阵地，并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将心腹元帅陈毅、贺龙从外地调进北京，分别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
一九五六年秋天，周恩来、陈云率领一个阵容庞大的“中国党政治经济考查团”，赴兄长之邦的苏联考查经济工作，实际是一次学习取经活动。“考查团”成员深入到工厂、农庄等各行各业访问，听取情况介绍，最后集中到莫斯科，拜会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并聆听“教诲”。苏共领导人倒是出于在经济工作中所走过的弯路，所得到的深刻教训，提醒并告诫“中国同志”：办公事、和平建设，要头脑冷静，尊重人才，尊敬知识，不要重犯苏联曾经付出过的沉痛代价——左倾急躁病。搞经济工作，不同于打仗，一切均应分步骤、按比例、有计画地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计画经济，云云。
周恩来、陈云回到北京后，首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汇报，转述了苏共领导人的忠告。毛泽东本人出席了会议，肯定了周、陈的汇报。会议决定将周、陈的汇报做成档，发至全党。后又经刘少奇指示中宣部，替《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号召全党反左倾，反冒进，稳步踏实地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相信毛泽东也同意了《元旦社论》的基本精神。这本是一件好事，是中国的福音。
但毛泽东内心深处却像吃了一只苍蝇，总觉得周恩来执掌着经济大权，占据着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跟他格格不入。一九五六年因为有苏共二十大反对史达林个人迷信，中共也召开了八大强调集体领导，毛泽东的狂思妄想不得不有所收敛。到了一九五七年发起“反右运动”时，毛氏“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权力欲望又空前膨胀起来。他在处心积虑地发动“引蛇出洞、一网打尽”、大抓“右派份子”的同时，对年初的“元旦社论”耿耿于怀，开始在大会小会上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左倾、反冒进”精神。一九五八年一月，毛在广西自治区首府南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名道姓地批评周恩来：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等等。研究一下，究竟哪个大？“反冒进”，六亿人民泄了气……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在大抓右派份子的高潮中。毛泽东当着国务院各委员会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面，指名道姓地批评红军创始人、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这不能不是对周恩来的人格的当众羞辱。因为毛泽东握有随时把周的总理职务“挂起来”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周恩来面红耳赤、呐呐无言。毛泽东并不罢休，接着言辞尖刻地冲着周氏冷嘲热讽：
关于向人大会的报告（指周恩来一年一度在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我两年没有看了。为照顾团结，不登报声明，我不负责。章伯均说国务院只给成品（章伯均于一九五七年鸣放中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上，提出中共和民主党轮流执政，后被划为头号右派份子。作者注），不参加设计，我很同情。不过他是想搞资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设计院。有些人一来就是成品，明天就开会，等于强迫签字。政治局成为一个表决机器。像杜勒斯的联合国，给你十全十美的档，不通过不行。像唱戏一样，已经打了牌子，非登台演出不可。文件上又不讲究考据之学，养理之学，又有洋文。我有一个手段，就消极抵抗，不看你们的文件。我两年不看了，今年还准备不看……
周恩来和陈云只好委曲求全，在会上，在会后，一次又一次地认错、作检讨。
毛泽东却不肯放过他们。同年三月又在成都会议上点名批评周恩来，说他犯了“反冒进的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
事情何时算了？周恩来的发言稿写了十几天之久，最后呈交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传阅、提意见，再修改定稿。
毛泽东对周恩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公开检讨仍不通过。他接着在不久后的郑州会议、北戴河会议、第二次南宁会议、直至一九五九年夏的“狠批彭、黄、张、周”的庐山会议上，不断的指责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是：攻其一点、不顾其馀的错误。有人统计过，毛泽东就“反冒进”问题在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评周恩来，达十三次之多。毛泽东是在逼迫周恩来辞职，只要周恩来自己表示放弃国务院总理职位，对周恩来反冒进的批判才能停止。
周恩来却在毛泽东的尖刻指责声中，只作检讨，不递辞呈。而毛泽东结记着井岗山上三次挨整肃的旧恨，需要的是他的辞呈。已经有了现成的总理接位人——邓小平，或是彭真、李富春。但周恩来却始终忍辱负重，对工作兢兢业业，处世亦是小心谨慎，党内党外广结善缘，毛泽东还真找不到藉口来解除他的职务。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