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案例1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四川灌县县委办公室以抓“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政绩”，所以才留存至今。这是份很贵重的资料，得感谢执笔人。
报告说：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四十一岁，地主成分。五一年丈夫病死，为逃避改造，五二年便与贫农唐前武结婚。三月十六日晚，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管理区用具棺材将其埋葬。当晚其妻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兜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为及时有力地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另一份报告说：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三十九岁。周对现实极为不满，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直至公社化后才入社。三月十六日下午竟将社员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至于贫农吃贫农，父母吃孩子的案例，不属阶级斗争范围，报了不利于乌纱帽，便压了下来。原温江地委书记宋文彬回顾说：“那是一个政治高压的恐怖时代，饿，不能说；饿死，更不能说。最好别看、别听、别想，否则会惹出大祸。”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那时尽管有成千上成万的人饿死，处在一定位置的领导干部都是很难亲眼目睹的，他们当时知道的情况是相当多的。一方面他们不想去、不敢去看，为什么要去看？居心何在？想蒐集阴暗面向党进攻吗？一方面下边使出浑身解数不让他们看；另方面报喜不报忧，总是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永远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互为因果，上下隐瞒，天知地知，谁个不知？虽然人相食的事情不断发生，但谁也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地方政府手中没有粮食，粮食全掌握在毛泽东手里。他决心以牺牲农民利益去换取世界领袖的地位，怎的不锇死人嘛？
案例2
崇庆县（今成都崇州市）离休老干部郑大军回顾这段惨痛的历史时，说出了一些触目惊心的往事。他说：一九五八年我二十六岁，是县委农村工作组的副组长，在放卫星的高潮中我在东阳公社二大队蹲点，检验大跃进的成果。我蹲点的地方属丘陵地带，田地肥沃，风调雨顺，盛产水稻、小麦和玉米，兼产豆类、红苕，本来算传统富庶之乡，可共产风一刮，一夜之间天翻地覆。直到两年后，我率领整风整社工作组一行四人，几个方面进驻同一地方，落实《十二条》（即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由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文件的核心是要求全党以最大的努力纠正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农村刮起的共产风，彻底清理“一平二调”），才发觉其后果的严重性。
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靠厨房的隔墙已经打掉，以增加伙食的透明度。上百号社员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绕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杓照得见人影子的午饭。这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壳带米槌细，再下锅狠熬出来的糠米粥。后来了解到，是因为工作组大驾光临，大伙方能领到如此（见米）的上等货色，若在平时，一日三餐清水煮红苕，一人两小砣；或者清水野菜，撒几把珍贵的米糠进去搅匀，如果再撒一把老玉米或干碗豆，那就近乎奢侈了。
我们四个人躲在门外，观察了好一阵，组员老王示意大队支书不要声张。桌子、板凳都失踪了，人们领了饭，迫不及待往嘴里倒，却没有一个人被滚烫的粥伤着。队伍继续移动，除了杓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彷彿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的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开饭是体力活儿。我们呆了，不禁面面相视，作为党的干部，我们深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趁我们发楞，大队支书却按捺不住提步进门大吼一声：“欢迎工作组同志！”
于是全体起立鼓掌。我们只得露面，招呼大伙。不料社员们却有节奏地边鼓掌边背诵：“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一连背诵三遍，就有五、六个人因元气消耗过度，倒地昏厥过去。我忙叫救人，老王掏出临出发前带的一封压缩饼干，泡在开水碗里捣散，依次灌了。
当晚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传达《十二条》，并当众宣布将“一平二调”中擅自调拨的私人财产归还原主，许多社员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老贫民牛东山说：“终于可以死在自己屋顶下了”。而大队、生产两级干部都阴着脸，没一个吱声。散会后，大队支书埋怨说：“现在才来纠正共产风，意义已经不大，因为这两年大伙偷的偷，拿的拿，集体财产都搞光了，连米糠缸子也给砸了。大河断流小河干，住在自家屋顶下有啥用，瓦又不能吃。”我批评了这种悲观情绪，大队支书顶撞说：“凭共产党的良心，我这个书记没有亏待社员，除了上面领导视察时陪点吃喝，我没有搞明显的等级。饿死的社员一年比一年多，我不难受么？可后山的五大队咋样？都吃人了……”
我们大吃一惊，打断他的话：“不要乱讲，要负责任哟。”大队支书把胸脯擂得崩崩响：“百分之百负责任！我闺女前天逃回娘家来，说她们生产队几岁的女娃儿快叫吃光了。”
事关重大，当机立断，我派老王连夜赶回县委汇报，我则立即去后山五大队，把最新“敌情”通报派住那儿的工作组刘、聂、姜三同志，他们还被蒙在鼓里！通过细致而艰难的调查，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吃人的内幕终于揭开：全队共八十二户四百九十一口，仅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年十一月期间，就虐杀并吃掉七岁以下的女童四十八名，占全队同一年龄线出生女童人数的百分之九十；百分之八十三的家庭有吃人史。最早发现吃人的是生产队会计王解放，据他供述，一九五九年底，公共食堂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所谓“变相断炊”，即灶房只敞开供应白开水，而把从社员的牙缝里强制节馀的渡春荒救命粮扣下来，供党员干部们夜半三更时享用。因为“群众垮了干部不能垮，否则就失去革命的主心骨”。
按当时的政策，公共食堂之外的私自开伙属违法行为，所以干部们半夜填肚子，还肩负着巡逻的重任，要保证家家房顶不冒烟，户户屋里不见火。如此“坚壁清野”持续了一年馀，而唯一的熟食来源公共食堂又名存实亡，广大群众只好满山风转，捞着啥吃啥。树叶、树枝、草根、野菜、地菌，后来连整张草皮也争先恐后地铲回家。觅食中毒的青壮年居多，口吐白沫，面带土色，有的咽气时还发出“哞哞”牛叫。连蚯蚓和地蚁也成了稀罕美味。四川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社员，普遍吃过观音土（有的地方叫白鳝泥，一种有光泽的白色黏土），饿疯了的人们在生死关头用它充饥，一撮泥一口水，两眼翻白地仰脖数次，肚皮就沉甸甸的，并且越来越沉，终于饿转化成痛。当人们抱着肚子，倒地打滚、痉挛，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灌服超量泻药：生菜油、桐油，最厉害的是含毒的蓖麻油，化泥的同时也化胃肠黏膜，令你最终走向胀死的反面——泻死。尽管如此，观音土仍是实物，它带腥甜味，进口感觉似乎比锯齿草还要好些。所以人们掏泥把山都掏空了。王解放说，人吃人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开始的。那晚轮到我和出纳、保管巡逻，已是半夜，我们沿着村子转了一大圈，肚皮又扁了。出纳说：这餐加的，拉泡尿就不行了。我说：你吃了四个玉米窝头，咋不行了？出纳说：没油荤，吃多少都不顶事。保管说：你等着吧，到了共产主义，让你一天吃一头猪。出纳说：你现在就变成猪，让我啃一口。我说：莫开这种没觉悟的玩笑，想想普通社员咋过的？
于是三人都不吭气了。那晚下了入冬的头一场雪，月亮钻出云层，照着雪地，格外晃眼睛。保管突然说：我看见冒烟了。我和出纳正揣着手，准备回家呢。保管说：他妈吃了豹子胆！我们一下来了精神，就趴在一堵山墙后面仔细观察，果然有几缕烟儿顺风斜飘。队里的情况我了如指掌，可此刻却不敢相信这烟是从莫二娃屋顶冒出来的，人家是老实巴交的贫农，家里八口人饿死了两口，也从来没有违犯过政策！况且这年月有啥可煮的？二娃家房后是块敞地，我们就迂回包抄，还匍匐前进了一会儿。我望见二娃婆娘蹲在屋檐下屙尿放风，大冷天也不怕冻掉屁股。没看出来呀，叮当响的穷棒棒也打粮食埋伏，阶级斗争太复杂了。
我们从前门撞入灶房，手电筒一打亮，莫二娃那一窝耗子就乱穿开了。我喊：不准动！保管举起鸟枪，朝天轰一炮，把房顶冲开个窟窿。惊慌之中，不晓得谁踩翻了地下正咕咕冒泡的盆子，烫得我们直跳脚。汤泼进灶坑，激起一片水气，把屋里全弄雾了。点灯！我揪住莫二娃命令，这狗日的扑地瘫了。出纳摸出火柴，点燃马灯就地一照，顿时傻了。在去年被掀掉的灶台原地，胆大包天的莫二娃又掘起了口地灶，平时用石板扣着，要偷煮东西时挪开，可他这次煮的是自己的亲生么女，三岁的树才妹。难怪这么大的油荤，嗅两下都穿鼻。当锅用的脸盆四周，到处是小拳头大的肉砣砣，出纳埋下腰，用筷子夹起一砣，热腾腾地举到灯前查看，差不多快熟了，人肉皮薄，一煮就蜷里成诱人的一团，把个保管看得眼发禄，直吞口水。我急忙扯他衣角，叫寻根绳来捆莫二娃。话音没落，莫二娃嗷的一声，倒在地门板上，这畜牲抓了一砣好肉就塞进口中。我估计是小腿肉，因为我们卡脖子挠开他的嘴时，那牙缝还嵌着条瘦肉筋。当然做老子的开了口，这一窝野种就疯迷了，当着我们的面，一人抢一砣肉啃。唉，我们三个人六支手，揪住这个溜了那个，莫二娃的老四，九岁的狗剩，边躲我们边撕肉吃，还把耗子一样尖的嘴壳戳进去，滋滋吮骨油。保管惹火了，就出屋借月光装了满枪管火药和铁砂子回来，抵住莫二娃，我按住将他捆了。待把这男女老幼五口绑成一串，押到大队时，天已大亮。作为证据的碎骨头装了半背兜，头也在屋旁土坎挖了出来，空空的骨器，外无面皮，内无脑髓，作案手段真是残忍之极！大队支书怒不可遏，权充法官升堂。莫二娃一家却在阶沿下呜呜咽咽，叫起冤来。他说：才树妹生下来就缺奶，连米汤都没喝饱，好不易熬到三岁，连路都走不稳，命里只该活这么大。支书大吼：晓不晓得随便杀人，国法难容？莫二娃回答：与其饿死，不如让她提前咽气救全家。二娃婆娘磕头哭诉：我们全家都吞了观音土，没油荤过不去嘛，妈心疼的树才妹哟，下辈子投胎莫变人了。莫二娃一家被扣押一天就释放了，大队干部们再三研究和权衡，决定为了官帽而压下这起吃人案。
有权力就有食物保障，当然不必吃人；可普通社员家，吃人风氾滥成灾了。莫二娃一放，大伙私底下奔走相告，以为政府默许这样做。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非劳动力的小女娃就遭殃了，心狠的，就操家伙在自己家里下手；不忍心的，就抹把泪与邻居约定交换着下手，可这毕竟不是长远之计。那时的小孩都骨瘦如柴，连皮带肉，带碾碎的骨渣骨粉，也不够一门饿鬼吃几天，于是稍有远见的社员，就上远处绑邻队的娃娃，还到处挖陷阱，设兽夹。有种外表涂过油的“糖果”叫“欢喜豆”，过去用于炸狼，现在没狼，就成了小孩克星，嗅着喷香，不禁送嘴里咬，崩地就炸个面目全非。待家长们闻听赶来，原地就只剩下一滩血浆了。
吃人生产队的案件是如何处理的？进入司法程序，该杀的杀，该判的判，毫不含糊。不过《判决书》上，都略去了背景和原因，也略去了种种吃人的情节，因为是公开审理，要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形象。莫二娃虐杀亲女，又制造“欢喜豆”炸死邻队两个男孩，以故意杀人罪论处。听说枪毙时他还吼了几声“无罪”，把执行民兵骇呆了，结果换上正规法警，连发三枪才栽进坑中。
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夏天，国民经济才有所好转。而我们工作组除了处理恶性案件，解决问题干部，其主要任务就是“纠偏”，发动群众自救。公共食堂解散了，社员可以领回属于自己的财产，至少锅碗瓢盆又有了，打掉的灶台重新砌，开伙合法了。我们向地区行署、县委紧急汇报，调拨救命粮，至少保证每个社员每天半斤粮。以前吃大锅饭，半斤粮经过大队、生产队两级克扣，到个人嘴里不足二两，几把苞谷面撒进一大锅清水，或者连糠带米加些红苕、野菜、一人一杓。今天，有我们工作组守在分粮现场，半斤就是半斤，谁也不敢捣鬼。群众可以拿粮回家，自己计画着吃。当时国家的救济能力有限，一时调不了粮，就运来些苞谷杆、稻禾、麦杆，把它们碾碎了，掺水熬，大半天，或者一整夜，能够熬出些淀粉来，分给社员们烙饼子，很香。还派人蒐集了小便，倒入一个大缸里，再投放些垃圾，隔一星期左右，由于尿和垃圾的化合作用，缸面会发酵出一层绿营营的“苔藓”叫小球藻。这就是食物，薄薄地刮上来，兑些清水，可能的话，放点糖精，喝下去口感很爽。日日夜夜，满脑子都是吃，不瞒你说，当年我还没满三十，都白头了。可绞尽脑汁，饿死的人还是有增无减。一九六一年春荒过去，地里依然颗粒无收，别提社员，连我的腿都浮肿了，挤就出黄水，走路摇摇晃晃。工作组其他三人，都因吃糠咽菜便秘，躺床上，翘着光屁股，互相用挖耳杓掏。有时堵得深，杓够不着，就将杓把绑在竹竿上，再深度疏通。鲜血长流，被掏的人一声高一声低地呻唤，惨啊。
不过那时年轻，能打熬，实在撑不住，就借汇报工作赶回县里，休整两天，在食堂大吃一番。县城各机关单位都在政府的号召下，向农村捐粮票，但是杯水车薪，乡下又流行吃人了。还好，没吃活人，而是把死人身上肉厚处割下煮。这新一轮的案件，是司法空白，没法处理。撇开道德伦理，人肉毕竟比观音土容易消化、吸收，虽然吃人（应该叫吃尸体）会染上多种疾病。社员们没力气，家里死了人，就草草覆一层土，有时在掩埋之前，好肉就已经被自家人割了，所以你就是当场捉住“盗墓贼”，也难以准确、定罪。只好睁一支眼闭一支眼。铁的事实是，吃人比吃土的成活率高。我曾经在某农家大院，目睹过如此景象：六个食土过量的社员头朝下躺在门板上，叉开腿，由他们的亲属把桐油灌进肛门。看见我出现，那些濒死者都突然睁大眼睛叫：政府啊，我们没吃人，死也不吃人啊！
我吩咐放平门板，社员们解释说：桐油味道大，从嘴里灌要反胃，浸不进肚肠，还是倒灌来得快。我说桐油有毒，用生菜油吧。社员们说：一两年没嗅过菜油味了，只要能下掉泥巴沤烂肠子也甘心。我说不行，大家说行，烂肠子总比泥巴胀破肚皮强。我能再说啥呢？死马当活马医吧。现在回想起来，中国农民真纯善啊，死到临头还没造反的念头。不过，党有枪杆子，不怕人造反，而我们工作组是枪杆子之外的政策消防队，哪里有起火的情况就赶往哪里。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信燕）
